中国图书走出去急需解决的痛点

持续的疫情，似乎放大了出版业一些潜在的问题，如选题的焦虑、市场的乏力、人员的流失、机制的不畅等。而关系到众多出版机构影响力的一个重要标志—出版物走出去，更成为了一大焦点和堵点，让前些年对中国出版物走出去持续持乐观态度的人，此时也难免心存疑虑。
近日，我看到来自业内媒体对中国图书走出去困境的一个有分量的分析。应当说，这个分析不是记者在那里拍脑门，或者是道听途说之后而得出的结论。是基于一个对国内73家主要从事走出去的出版机构的一个权威调查。这个调查显示：目前走出去的现状堪忧，近几年，国内出版机构从事海外出版及“走出去”业务的部门大多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有的转做新媒体，有的人员分流转做面向国内市场的图书编辑，还有的职能弱化被并入总编室。只有少数保持原来的人员编制（或略有增加）和部门职能。

如今，持续的疫情，让中外出版人无法线下面对面交流，阻碍了与国外出版人思想碰撞、迸发创意的契机，新的合作难以达成。国际合作，尤其是版权输出受到疫情严重影响，出版社的市场化意识虽有所提升，但是，在海外市场上打得响的中国图书还不多。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图书走出去面临四个制约因素：一是翻译书走不出去国门；二是走出去之后收益少，动力不足；三是译者资源不足，导致走出去的选题选择困难；四是缺乏本土化开发选题。
看到这个调研分析，我深感中国图书在走向世界几十年之后，再次迎来了发展历程中的痛点，如果相关出版机构和主管部门，不能迎刃而上，全力去解决这些难题，那么，中国出版业持续几十年的走出去的丰硕成果，很可能因为这几年面临的罕见的疫情因素而裹足不前，甚至会流于形式。因为，即使动用了政府资源和资金，走出去的图书也只是停留在表面，而没有走进去所在国家的读者手里，只是理论上、数字上的走出去。

一、盲目追求走出去数量，不如追求走出去的精准化、本土化。
回想起来，我在几十年的出版生涯中，参加了四次出版贸易展销会，如东京图书交易会、新加坡图书交易会、法国巴黎图书沙龙、我国台湾图书博览会。这四次的跨境图书交易活动，让我看到了所在国家和我国台湾民众对来自中国图书的喜爱。很多外国读者都是在展销会上踊跃购买中国图书。
记得在法国的那次展销会，我看到了一个在当地任教的中国籍女教师，带着她的十几个学生集体来参加交易会，就是为了让这些国外的小朋友，从小耳濡目染地感受到中华文化的魅力。我在当时我所在单位的站台上，还近距离地看到了时任法国总体希拉克亲自到展会，目睹中国书法展示的情形。这些亲历场景，让我深切地感受到，以中文图书为代表的中华优秀文化，是架起中外人民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桥梁。无论是国家首脑，还是平民百姓，都有通过阅读图书来达到了解的诉求。因此，如今全球多达50多个图书贸易会，就是在深度沟通全世界读者渴望交流和理解的背景下所产生的。
应当说，出版业这些年来对图书走出去的认识和做法，随着时间的流逝，做的越来越有张力，有专家总结出中外出版交流在10个方面做得风生水起：中国出版单位设立国际出版机构，成立国际编辑部，中外合作出版，建立国际出版联盟，依托出版社设立“中国书架”，开展国际合作运营，共同建设国际在线平台，共同推进国际数据库建设，全球组稿发行，版权贸易和实物贸易。
如在走出去卓有成效的外研社在全球有700多个合作伙伴和300多位海外作者，承接了中阿、中斯、中以、中葡政府互译项目，在11个国家创立了13家海外机构，成立了中国—中东欧国家出版联盟（17 1出版联盟），希望以此进一步加强信息沟通、推动版权贸易、拓建营销渠道、构建人才队伍。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的国际合作从重数量转变为重质量，重视后期落地，线上线下双管齐下。原创儿童文学《故宫里的大怪兽》实现了海外10余个语种的版权输出，衍生品音乐剧已经上演，动画片和电影均已授权海外知名影视动漫公司。这两个例子都是走出去精准化的典型。
不过，就很多出版机构来说，走出去还流于形式，流于每年由单位领导带队，到相关国家的图书展销会转一下看看热闹，回国后并没有必要的选题跟进，既没有成立专门的版权贸易机构，并有术有专攻的专业人士去常年从事走出去工作，也没有整体思路如何推进本单位的走出去步伐。可以说是“瞎子摸象”“摸着石头过河”，走一步看一步。自身虽然有优质的图书产品，但是由于没有整体规划，仅仅是到有关国家的图书展销会展示了一下，并没有出版专门的所在国家的译本，因此，这样的走出去还只是中文本的出国展览而已。
有的出版机构，为了完成上级单位走出去的要求，也只是泛泛地把本单位的优质图书选择了若干种，翻译成为英译本，到时候需要到国外展出时，展示一下而已。其实，明眼人都能看出，这样的走出去是失真的走出去，并没有实现自身出版物与所在国家的读者真正对接、有效衔接，更遑论有什么经济效益。
可以说，如今的中外图书版权贸易，早已经过了“大水漫灌”的粗放期，而到了如今的选题精准期、本土化期。即走出去的图书要真能融入到所在国家读者的心中，是他们急于阅读的中国图书，而不是被安排、被臆想的图书。那么，这些精准的图书，就需要精心的策划、精心的市场布局。
以百科社“中国故事”项目组策划出版的《穿越时空的大运河》为例，百科社与英国DK公司合作从版权引进、本土化出版，到双方一起评估选题，共同策划选题，再到授权英国DK公司《穿越时空的大运河》进行全球出版，是高品质内容推动了双方合作的升级。
如今，《穿越时空的大运河》借助英国DK公司发行渠道，覆盖全球20多个国家，实现了英文版、德文版、法文版和荷兰文版等多语种的海外落地，英文版首印10万册以上。法兰克福国际书展副总裁傅蓝评价，《穿越时空的大运河》是艺术和技术融合的优秀案例，是讲述中国故事非常好的方式。
可见，与一些著名的国际出版公司，联合策划出版，也会极大地提升走出去选题的精准性。还可以通过所在出版机构的国际分社运作这些针对当地的图书选题，也会避免选题的盲目和泛泛。

二、图书不只是走出去，还要走进去、融进去
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要“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对出版文化从业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新时代文化“走出去”战略成为建设文化强国、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的必然选择。然而，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的整体现实还不容乐观。谈及中国文化的代表元素，得到海外受访者最多回复的是中餐、中医药和武术，选择比例分别为52%、47%和44%。因此，要让外国读者真正听到来自中国的声音和中国文化，就需要我们的出版人用我们实实在在的多方面图书精品来全面展现中华形象。
从内容看，我国“走出去”的出版物仍偏重于武术、中医、饮食、旅游4大类，偏重于对传统作品的汇编选编，对中华文化的精神内核解读不够，对当代中国文化介绍和阐释不够。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5月，累计有500多家我国出版企业相继在境外建立分支机构，与海外主流机构合资合作，出版发行我国优秀的出版物，帮助国际社会加深对中国的认识。
毋容置疑，出版业走出去主动参与国际图书出版业竞争，既是文化自信、文化担当的需要，也是提升中国出版业的国际话语权，讲好中国故事的必要行动。这项工作已经成为中国出版业的高度共识和产业常态。出版业不但要在倡导全民阅读、提升国民的文化素养、传承文化、陶冶国民情操方面继续发挥文化产业主力军作用，还要自觉肩负起促进中外文化交流，展示中国形象、传递中国声音、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使命。
多年来，一大批中国主题图书成为国际市场畅销书、长销书，并登上世界各国图书排行榜；一批中国作家如莫言、余华等代表作的翻译出版，被各国读者熟知并获得了国际大奖；一批汉语教材被各国学校使用，成功进入所在国国民教育体系；一批哲学社会科学著作进入了剑桥文库等世界知名文库，被世界知名高校图书馆馆藏。《狼图腾》以10%的高版税拿下了中国版权贸易之最，作品关注了人与动物如何相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如何融合的全球共同关注的话题。
严格地说，图书走出去并不是一件十分简单的事情，每一个走出去的成功出版物，都在走出去之前做了大量的工作，甚至需要多年、十多年的精心培育。正如我们对国外的优秀出版物，也不是简单地拿来一样，也需要大量的市场调研和运作，才能让国外的优秀出版物适合中国读者阅读，从而在中国图书市场上取得成功。
因此，凡是能走出去的图书，首先必须是特别优秀的图书，正如打铁先需要自身硬一样，自己都看不上的选题，怎么能奢望在国外读者中得到知音呢？走出去的选题，创作需要“有高度”“有力度”“有温度”“有深度”“有持久度”。中国故事要学会国际表达。也就是要把我们的价值观和理念，通过外国读者所能接受的形式，很好地融合进去，而不是生硬地展现。
走进去、融进去，就是真正让我们的优秀出版物所体现的价值观成为各国读者所喜闻乐见。走出去的出版物在聚焦展示传播中华文化的声音时，也要充分考虑各国的文化元素，生活环境，拉近与读者的亲切感。还应具体分析受众群体的感受和接受度、理解度，有选择性地让中国优质作品走向世界。出版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文化现象，优秀的价值观、优秀的出版物应当为全人类所共享。
近几年，中国当代文学作品也陆续进入欧美市场，如莫言、余华、苏童等的小说作品。但是由于翻译和文化差异的原因，欧美读者无法深刻地感知作品所反映的文化特色，此时就需要发掘中外读者都喜欢的关于爱情、亲情、友情和超级英雄等反映真善美的选题。如《狼图腾》以10%的高版税拿下了中国版权贸易之最，作品关注了人与动物如何相处、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如何融合的通用话题，这就是它成功的原因之一，也是最主要的原因。
据业内权威人士分析，少儿图书走出去者多，真正走进去、被世界儿童喜爱的图书，却是少之又少。反观国内，在少儿畅销书榜上，一定绕不开《窗边的小豆豆》《夏洛的网》《猜猜我有多爱你》等引进版少儿图书。大卫系列绘本、小熊宝宝绘本、不一样的卡梅拉系列等等，也为很多的家长和孩子耳熟能详。这些图书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典，主要是因为作品的儿童本位，贴合孩子心灵成长需求，能够润泽儿童心灵。这个现象至少说明，国内的一些特别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并没有被国外的少年儿童所熟知。如此也是出版人的失职，至少我们没有对等地更多地把我们最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输出到国外，走进外国小读者的心中。
因为走出去容易，走进去、融进去难。有人指出：走出去是一项系统工程，走进去是一个润物无声的过程。要想实现走进去，从创作环节到翻译环节，再到出版发行环节都应该发力，但是最重要的一定是创作本身。更为准确地说，我们的作者在创作上一定要有国际视野，让自身的作品有更多的思维、想象的张力。
比如，前些年成功引进的美国小说《哈利波特》，本来是儿童文学作品，却能把中国上至二三十岁，下至几岁的孩子佩服得五体投地，成为忠实的粉丝，连其衍生品—服装、玩具、电影、食品、游艺等收获了无数国人的热烈追捧，这一现象急需要我们的高度关注和研究。

三、充分利用数字出版发展的机遇，加大走出去的有效供给
如今数字出版正乘着互联网快速发展的时期，进入到了一个高速度的时期，越来越多的读者正在利用数字出版的发展红利，享受着在读网、读屏所带来的精神快乐和知识充电。
作为一种国际化的出版浪潮，特别是随着这几年疫情的持续，国外读者也在尽情地享受着数字出版的成果。
面对这一全球出版大趋势，过去习惯以纸质书为出口载体的国内出版机构，也顺势而为，充分利用互联网技术，通过电子书、有声书进行图书走出去。据资料显示，目前，我国出版物走出去形成了传统出版物与数字出版物齐头并进的局面。2018年书报刊、音像制品和电子出版物出口金额为3.6亿美元，数字出版物出口金额为3.8亿美元。显然这两者基本持平。
根据本文开始提到的媒体调研数据，在数字化产品开发上，不同类别的图书有所差异：出版虚构和学术类图书，一般会同步推出电子书或有声书，纸电内容没有差异；出版童书，一般会开发电子书、有声书或电子图书馆，纸电内容没有差异；出版教育类图书时，出版社会在平台上同步开发更丰富的内容，作为教学的必要补充。从图书介质看，电子书是数字出版物的主要载体，其次是有声书，以CD为载体的数量大大减少。
显而易见，国内的出版机构在策划走出去之时，已经考虑到不同图书产品的数字化类型，从而进行有的放矢地投入，这无疑是一个可喜的现象。
由于疫情的持续，国际出版业的交流无疑遭到巨大阻碍，各类展会的停办，将会使一度蓬勃发展的版权贸易受阻。但是线上的交流会强化。很多出版机构的版权贸易甚至出现了停滞，实物出口也降到谷底。难怪很多版贸人员想改行呢。但是，越是到了紧要关头，就越能看到那些未雨绸缪的出版机构走出去的转型，不只是纸质书的输出，还有很多量身定做的数字出版物，特别是来自中国抗疫声音和方案的优质出版物的有声书、电子书的输出，都是成功的个案。
中国图书走出去是一个巨大的系统工程，不但代表着中华文化的大方向，也是中华文明与各国文明有机融合的重要举措。在这个慢慢征途上，难免荆棘丛生、举步维艰。不过，越是这样，越需要有为的出版人勠力前行，有所斩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