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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选段落-----
第二篇郭沫若
屈指韶华二十年，茫茫心绪总如烟。
故人相对无长物，一弹剑铗一呼天。
失望并不等于绝望，他认为自己虽然没有什么成就和建树，但却愿像冯□那样，弹铗高歌，终求有脱颖而出之时。
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日益强烈。这一点不仅表现在诗中，更表现在他对自己出路的选择上。
在结束了“结婚受难记”之后，回到成都不久即面临中学毕业，人生的道路应当怎样走下去？郭沫若面临着抉择。已经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大哥郭开文，曾一再劝他进法政学堂。辛亥革命以后，因宦海中起了新陈代谢的宏波，学习政法成了一时的风尚。民国元年、二年间，单以成都而论，私立法政学校就有四五十座之多。郭沫若目睹法政学校的腐败，十分鄙视这“求学是为了做官”的宦海梯航，他当时想的是如何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因此他拒绝了大哥的建议。
在他的心目中，有志救国的人仍需倾向于实业，而要倾向于实业就不能不注重数理，因此，郭沫若考进了成都高等学堂理科。令他矛盾的是“应该注重的数学有点畏难，心想轻视的文学却爱来引诱”。当他读了美国诗人朗费罗的《箭与歌》，便感觉着有一股清新的气息扑面而来，好像“悟到了诗歌的真实的精神”，但很快被轻视文学的念头所扼止。
1913年6月，郭沫若考上了天津陆军军医学校。学军医，并非郭沫若的志愿，他“只是视为一种方便”。因为医学校是官费，连旅费也不让自己拿。他决心冲开巴山蜀水，向更广阔的世界奋飞。同年10月，郭沫若像一只雏鹰鼓动着翅膀飞出夔门。远走高飞吧，“海棠香国”的骄子！后来，他在《巫峡的回忆》一诗中放声高歌：
我如今就好像囚在了群峭环绕的峡中——
但我只要一出了夔门，我便要乘风破浪！
他要打破窒息他生气的天地，摆脱束缚他手脚的牢笼，乘长风破万里浪，施展自己的抱负。
长江为离去的游子洒下了迷蒙的愁雨，而年轻的郭沫若不知道什么是离别的惆怅。他是一支弦上的箭，向往着穿越沙场大显身手。想到国家，郭沫若的心情是沉重的。辛亥革命后，清王朝虽然被推翻，但人民的灾难依然深重，战争的阴云仍然笼罩着中原大地，细想起来令人泪下。10月23日，郭沫若乘“蜀通号”轮船离开重庆东下，由于船上的铺位已经被占满了，郭沫若没有铺位，成了轮船上的“游神”。当了游神却是走了神运。因为没有铺位，便可以不陷在那又窄又热的统舱里，并可以自由地登上甲板去游览，饱览了三峡的风光。站在船上，郭沫若心潮起伏，三峡——大自然的伟大杰作令他惊奇，在他的头脑中留下了永恒的记忆。凶狠的漩涡、险恶的暗礁更增添了他对社会的忧虑：9月，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10月10日，袁世凯正式就任大总统，密谋复辟帝制。面对着令人心寒的时局，他苦闷，他思索，他在探索着新的出路。
他天天想着离开四川。如今，他的愿望实现了，人活着，就要做那“千古风流人物”。此时，郭沫若觉得屈原、季百、苏轼正陪同自己遨游长江！远走高飞吧，“海棠香国”的骄子！在人生的长河中，你会成为一个搏击风浪、不屈不挠的强者！
到天津后，他还没有等到学校开学，便离开了学校，到北京找他大哥去了。他幻想着游学欧美或日本。年底，他大哥决定让他到日本去留学。从此，郭沫若带着寻求救国救民的理想，踏上了人生道路的新征途。
第五章 瀛洲求学
1913年末，郭沫若怀着新奇与兴奋的心情，跟他大哥的好友张次瑜一起离开了北京，路经朝鲜，于1914年1月到达日本的首都东京。
离开北京时，他大哥曾跟他说，由于经济上的困窘，只能帮助他支付半年的学费，半年后希望他能考上官费的学校。在昏暗的北京站台上，郭沫若深情地望着大哥黯然失色的脸，彼此相对无言，他心里暗暗发誓：“我此去如于半年之内考不上官费学校，我要跳进东海里去淹死，我没有面目再和大哥见面。”
列车沿着京奉铁路穿过山海关，郭沫若目睹盘绕在山上的高峻城垒，想起明末经略使诸公坚守关隘的英雄气概，实在叹服古人的志节和才力之伟大。而今“天下第一关”关门大开，帝国主义强盗随时都有可能闯进来，怎不叫人担忧？“愿我学归来，仍见国旗鲜。”国家的命运，个人的前途，究竟会怎么样呢？郭沫若陷入了沉思之中……
到了日本，踏上这块陌生的土地，郭沫若处处感到新奇和狐疑。在码头上，他曾误把满街的木屐声当作杂沓的马蹄声，想来不禁失笑。他暂时寄居于东京郊区小石川大冢，一面入神田日本语学校补习日语，一面补习其他课程。这时，精力充沛的郭沫若全身心地扑在学业上，他把烟酒全都戒了，这是他“一生之中最勤勉的一段时期”。1914年2月12日，他在给父母的信中说：
不苦不勤，不能成业。男前在国中，毫未尝尝辛苦，致怠惰成性，几有不可救药之概；男自今以后，当痛自刷新，力求实际学业成就，虽苦犹甘，……所矢志盟心日夕自励者也。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5个月的勤苦学习，郭沫若在日本语学校顺利结业，并于7月考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预备班，名列第七。凭郭沫若的天资和努力，在我国留日学生中创造了一个神速考取官费的奇迹。他之所以报考医科，是准备将来学成归国，专门替贫苦的人们作义务的治疗。
有了官费，对郭沫若来说是件十分高兴的事。考试结束后，他就跑到房州海岸避暑，并邀请几个朋友，在月夜中泛舟鹰岛、冲岛，而且携带着酒恣情畅饮。
镜浦平如镜，波舟荡月明。
遥将一壶酒，载到岛头倾。
这首诗，真实地记录了郭沫若当时的欢畅心情。
房州的镜浦常常风平浪静，郭沫若畅游于异国的海水之中，每每觉得是在家乡的茶溪里凫水；他躺在海边沙滩上，观赏对岸从云端里探出头来的富士山，免不了联想到峨眉山的倩影。他被大海迷上了，只要一看见海水的跃动，胸中的激情就会波逐浪涌。其实这时他还不怎么会游泳，可他一点儿也不惧怕大海，大海的波涛在他看来就像母亲的胸膛。因此居然有一天，他一个人向大海深处游去，差点儿淹死，幸亏被一位好心的日本人救上岸来，并送回寓所。
清晨，他在海滨散步，有时会从远方朦胧的海雾中发现一座座黑色的山头，那是夜来停泊的军舰。这时，在郭沫若的眼中，房州海岸与渤海湾复合了，他想起了苦难的祖国：
飞来何处峰，海上布艨艟。
地形同渤海，心事系辽东。
短短几句，就道出了郭沫若的赤子之心。
刚到日本时，郭沫若立志学医，下了很大的决心。为了专心致志于医学，他把所有新旧文艺书籍都丢在一边。但是，他在文学方面的积习毕竟太深了，常有诗兴袭来。他不得不遏制如潮水般涌出的诗情。鉴于大家离校太远，他特地与吴鹿苹等人在本乡区真砂町合租了一间房子，集体开伙，生活非常简朴。在医科预备班，他仍把重点放在攻读日语上，同时对其他各科也不偏废，因此不但很快就能用口语会话和作文，而且连向来感到棘手的数学，也已在全班名列前茅。同学们称赞他聪颖好学，戏呼之为“郭大头”。
“大头大头，落雨不愁……”同学们总喜欢摸着他的头顶跟他开玩笑。其实他何尝不愁，东京郊区的冬天并不好过，天气很冷，冻得郭沫若把已缩小得不能扣结的卫生衣都绷上了身。而最使他发愁的是听见那些“袁世凯加紧复活帝制”、“中日交涉险恶”之类的新闻。
1915年1月18日，日本以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为条件，提出了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激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愤怒和抗议。为了强迫北洋军阀政府无条件接受条款，5月7日日本竟然下了最后通牒，限于24小时内答复。“祖国存亡，至堪悬念”，郭沫若热血沸腾，义愤填膺，觉得国家软弱到这等程度，自己还有什么脸面在这个欺侮“母亲”的国度里读书，他决定与同寓友人吴鹿苹等人连夜回国抗议。行前折卖了书籍以及锅碗等用具，甚至还做好了参军的准备，只要中日一宣战，他将立即投笔从戎。当时，他曾写下一首七律诗，慷慨明志：
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
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欣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
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
然而待他们抵达上海，获悉袁世凯已经屈从了日本的无理要求。政府的昏庸，使他感到无限的悲哀，一时不知何去何从。他在上海的客栈里呆了3天，于5月11日失望地返回日本。
国内如此多灾多难，使回到日本的郭沫若陷入了更深的苦闷之中。他特意将有关新闻杂志所载时事插图寄归父母亲浏览，并希望在乡邻间广为传阅。对海外游子思念家国的心情，他有了更深一层的体验。
1915年7月，郭沫若从东京第一高等学校医科预备班毕业，升入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第三部医科，与在该校第二部学工的成仿吾（名灏，1897—1984）初次相识。两人都有富国强兵、科学救国的志向，又都有对文学的狂热，这些共同的志趣使得他们一见如故，便相携“住在一起，一块儿在六高上学，一块儿登操山，一块儿到旭川划船，还一块儿游了日本四国的栗林园和濑户内海”，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郭沫若知道，既然踏上了学医的道路，就得准备吃苦，耐劳，坚定不移地往前走。由于国事忧愁，再加上学习冒进，以致忧劳成疾，患了严重的神经衰弱症，头昏脑胀，少睡眠多噩梦，记忆力几乎丧失，真是苦不堪言，“因此悲观到了尽头，屡屡想自杀”，“有时候又想去当和尚”，结果是王阳明拯救了他。他是偶然买到了一部《王文成公全集》，知道王阳明是讲究“静坐”功夫的，于是产生了静坐的念头，立即上街买回一本《冈田式静坐法》，由此入门，每天坚持静坐，不到两个星期，他的身体就渐渐复元了。
正在这时，突如其来的爱神使郭沫若的心灵得到了很大的抚慰。一位日本少女佐藤富子，不顾家庭的反对，冲破国家和民族的界限，把爱情献给了郭沫若，甘愿为中国的新生献出自己的身心。
佐藤富子女士1893年出生于名门望族，家族中曾有人到中国留过学。她家中一直珍藏着中国的古书，她从小就喜欢中国。她在仙台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堂毕业后，立志将一生献给慈善事业，不顾父母的反对，来到东京京桥区圣路加病院当看护妇，想学习产科。
郭沫若有一个好朋友叫陈龙骥，考上一高之后，不幸得了肺病，很快就去世了。死后有一张X光片还在东京的圣路加医院。1916年暑假，郭沫若专程从冈山去东京取这张X光片。就在办理这件事的时候，郭沫若结识了佐藤富子女士。据说郭沫若初见佐藤富子时就被她眉宇间一种不可思议的光环所感动，而佐藤富子也很赞赏郭沫若对朋友的深情厚意。她帮助郭沫若处理善后，答应X光片一洗出就寄给他。她是那样富有同情心，她为郭沫若失去了好朋友流了许多泪。分手以后，郭沫若还收到了她用英文写的一封安慰他的长信。
中国留学生在日本经常受到歧视，佐藤富子却完全没有民族偏见，对郭沫若以诚相待，使郭沫若为之动情。这对过去曾遭受封建包办婚姻之害和现在已陷入苦闷深渊的郭沫若，是个多大的幸福和鼓励呀！冈山——东京虽然相隔千里，但对这一对恋人来说，空间的距离似乎并不存在，一周之内，两人要通三四封信。他为佐藤富子另取了一个名字，叫安娜。“安娜啊，安娜！”郭沫若多次满怀激情地呼唤着这个名字。安娜那白净的脸庞，像圣母玛利亚一样，眉宇间散发着不可思议的洁光，就好比一轮光华四射的明月，升起在他的心房。他抚摸着安娜的来信，吮吸着爱情的圣水。他越来越感到在今后的人生旅途中，惟有安娜的肩膀能帮他挑起人生的重担。想到这里，不知什么时候读过的，美国诗人惠特曼的《大路之歌》中的诗行，又回响在他的心头：
我给你我的手，我给你我的爱——它比金钱更珍贵，
我给你我的整个身心——在神明与法律面前。
你愿否给我你的整个身心？
你愿否与我携手同行？
你愿否与我终生相爱，永矢忠贞？
终于在1916年12月，郭沫若专程去东京接安娜来冈山同居。多年来他“心中的一种无限大的缺陷”，从此得到了“补置”。后来郭沫若回忆这段历史，深有感触地说：“把我从这疯狂的一步救转了的，或者怕要算是我和安娜的恋爱吧？”
郭沫若帮助安娜准备功课，报考女子医科学校。1917年3月，她到东京读书，5月，因为怀孕返回冈山。年底，他们的儿子和夫就出生了。从此以后，安娜担负起家庭主妇的责任，每月靠郭沫若微薄的官费，过着清苦的日子。
他们的经济虽然不宽裕，但精神生活却是充实的。在安娜纯洁爱情的激发下，郭沫若迎来了第一个创作爆发期。后来郭沫若曾回忆说：“因为在民国五年的夏秋之交，有和她的恋爱发生，我的作诗欲望才认真地发生出来。《女神》中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她而作的。”当然，对于郭沫若的创作，爱情只是一种动力，还有其他多种因素在起作用。这一点，我们在后面还将谈到。
安娜和郭沫若从1916年结合，到1937年分别，共同生活了22个年头。她任劳任怨，以勤劳和节俭操持着家务，支持丈夫读书、写作、参加革命斗争，抚育儿女长大成人。在漫长的岁月中，她无论怎样艰辛和劳累，始终忠于自己的丈夫，成为郭沫若患难时期的贤内助。安娜和郭沫若共生育了4儿1女，经历了种种磨难和痛苦。特别是1928年郭沫若带着全家亡命日本后，他们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因为郭沫若是中国当局通缉的政治犯，时时都要受到日本宪兵和刑事的监视，恐怖和屈辱笼罩着全家。安娜在自己同胞鄙夷的目光中毫无惧色，她用真挚的爱去抚慰丈夫那颗受到伤害的心，用辛勤的汗水换来全家人的温饱。有安娜操持家务，郭沫若不用为生活分忧分神。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在血海中飘摇。郭沫若是热血男儿，祖国处于危难中，他不能坐视不管。
经过多少天的苦思冥想，他毅然决然“抛妇别雏”，回到苦难的祖国。
日本警视厅知道郭沫若回国之后，把无辜的安娜抓进监狱关了一个月。毒刑拷打，精神虐待。家被抄了，儿女们受到无赖之徒的袭击。尽管如此，安娜仍然不屈不挠，镇定坚强。为了生计，安娜奔走于城市和乡村之间，贩卖布匹和农产品。她在自家房前屋后种满蔬菜。她以女性的孱弱的血肉之躯和坚强的意志顶住了生活的熬煎，把5个孩子抚养成才。孩子们也十分努力，靠自己的优异成绩，大都得到岩波书店的奖学金，完成了自己的学业。
新中国成立后，安娜得到了中央领导的照顾，也获得了中国人民的尊敬。她定居在大儿子郭和夫工作所在地大连，有时也去二儿子工作所在地上海小住。孩子们各得其所，为国家建设努力工作。
郭沫若逝世以后，安娜以郭安娜的名字被增选为政协委员。让我们用郭沫若的话，作为对安娜的赞美：
“我有这样的一位女人，难道还不应该感谢她吗？”
“安娜，你，苦难的圣母！”
日本的高等学校，实为大学预科，注重于外语学习。当然，郭沫若这时的精力用在医学上，可谓志坚意决，“无复他顾”。然而，他真的把文学完全忘记了吗？他没有忘记文学。尽管他把文学方面的书籍抛在一旁，但文学早已深深地埋藏在他心底了。毕竟他在旧学即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兴味太浓了！他同文学结下的缘分已经无法分开。在他的内心深处——当时也许连他自己都不明白——文学的欲望还是强烈地活动着的。1915年3月在致父母的家书中，提到元弟的学习，他写了这样一段话：
元弟在家，不可虚耍，新学问自是无从下手，然吾国旧书，不可不多读也。一国文学，为一国之精神，物质文明，固不可缺少，而自国精神，终不可使失坠也。近世学子，通者无几人矣；而究之物质方面，知识仍仅肤浅，实是自欺欺人事。元弟既留家，想家中窗明，牙签锦轴，虽不算多，亦未为少；春日含和，风光绮丽，切不可荒废过也。
这是一篇劝学书。话虽然是对元弟说的，但也正透露出郭沫若内心深处的秘密。春日含和，风光绮丽，牙签锦轴，临窗攻读，这是一幅多么动人的情景！郭沫若的向往倾慕之情溢于言表。正因为如此，所以在学习功课的繁忙之中，头脑中仍有诗兴袭来，使他欲罢不能，不断有旧体诗作问世。如1914年秋，他写了一篇《落叶语》，托物言志，以抒幽情：
晨兴理花径，把帚立阶隅。
骚骚风过处，落木声如呼：
“在昔春夏交，骄阳力可虞。
于时啮臂出，阴翳怜清腴。
何当秋节至，哀我根木枯。
誓将此寸躯，化作泥与涂。
泥涂岂空化，还以沃根株。
君岂无根生，我复当何辜！
如何夺我志，空令填沟渠。”
草木有苦心，世人知也无？
这首诗把祖国比作一棵枝叶繁茂的大树，自比一片落叶，决心献身祖国，化作泥涂，以沃根株。这首诗饱含着作者的一片深情，词真意挚，委婉动人。
这类旧体诗歌，郭沫若在当时还写了不少。这些都足以表明，那时他虽然主观上“立志学医，无复他顾”，“存心要克服”对文学的嗜好，但他从小就受到我国古诗、古文的深刻的熏陶，构成了他“日后怎么也难于克服”的文学倾向，文学女神时时在暗处伴随着他。因而当遇到适当的条件和环境的时候，他的文学倾向的重新抬头和迅速发展，就成为必然的了。
郭沫若在冈山第六高等学校的三年期间，外语所占的比重最大。由于日本的医学是德国系统，因此学校规定第一外语为德语，第二外语为英语，此外还有拉丁文。日本人教外语注重读，当学生略通语音和语法之后，便拿出很高级的文字来做读物。教外国语的先生大概都是帝国大学出身的文学士，他们总爱选一些文学上的名著作课本。学德文时，主要就是读歌德的作品；学英文时，又常读泰戈尔诗歌的英译本。这种教授法，把郭沫若决心抛弃的对文艺的热情重新又激发起来了。
早在成都高等学堂读书的时候，郭沫若就接触到了美国朗费洛的《箭与歌》，他觉得好像第一次才和“诗”见了面一样，认识了这位文艺女神的真面目。由此开始了他的“诗的觉醒期”。这里所谓的“诗的觉醒”主要是指脱出旧诗的窠臼，直接感受到诗意、诗境的清新、美妙，“悟到了诗歌的真实的精神”。然而，这也仅仅是个开始。他的真正的“诗的觉醒”，是在到了日本以后，而首先使他陶醉的，是印度诗人泰戈尔。
1914年9月，一位同住的本科生从学校里带回了几页英文的油印录回来，是英文的课外读物。郭沫若一看，发现是从泰戈尔的《新月集》上抄选的几首，《婴儿的世界》就是其中之一：
我愿意我能在我婴儿自身所有的世界中心得占一隅清静的地位。
我知道那儿有和他说话的群星，有俯就他的面庞把些柔云和虹霓来安慰他的天宇。
那些使人相信是不能言说，好像是不能动颤的东西，都匍匐着走来窗前说话，并捧着满盘的明媚的玩具。
我愿意我能走上那横过婴儿心中的道路，而能脱去一切羁绊；
那儿有多数使者漫无目的在无稽的国王们的王国间传递着消息；
那儿“理智”以其律令为风筝而飞散，而“真理”使“事实”得从其桎梏解脱。
泰戈尔的诗把郭沫若从他所怀疑的贪婪、罪恶的世界，带到了神奇、天真的儿童的新月之国里去，一切自然现象于此都成为有生命、有人格的个体，而且其本身蕴含着赤条条的真理，犹如才生下地来的婴儿一样。
泰戈尔的诗使郭沫若产生了极大的惊喜。第一是诗的容易懂；第二是诗的散文式；第三是诗的清新隽永。从此，泰戈尔的名字深深地印在郭沫若的脑子里。他成了泰戈尔的崇拜者。他如饥似渴地买来了泰戈尔的诗集《吉檀迦利》、《园丁集》、《暗室之王》、《新月集》等书，好像探得了生命的泉水一样，他兴奋极了。每天午后学校一下课，他便来到幽暗的阅览室里，面壁捧书默诵，感受着欣赏诗境的欢悦，直到万家灯火通明，他才慢慢踱回自己的寓所去，一路上还在细细咀嚼、回味着《吉檀迦利》中的诗句：“就是这笼压弥漫的痛苦，加深而成为爱欲，而成为人间的苦乐；就是它永远通过诗人的心灵，融化流涌而成诗歌。”
泰戈尔是印度近代著名的爱国诗人和作家，他1861年生于加尔各答市一个破落的地主家庭。父亲是哲学家、诗人和宗教改革家。童年时代，泰戈尔主要跟各种家庭教师学习，也先后进过几个学校。1878年，17岁的泰戈尔到英国留学。1880年回国，开始投身于文学事业。1941年，泰戈尔在加尔各答逝世。泰戈尔在英国殖民统治时期度过了一生。他的作品反映了印度人民的苦难遭遇和印度民族民主革命的曲折道路。在长达60年的创作活动中，他总共写下了50多部诗集和大量的散文、剧本、小说。泰戈尔以诗人著称于世，他的作品，充满着爱国主义激情，批判了殖民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鲜明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思想倾向；但是，他又是一个泛神论教派的唯心主义思想家，始终没有摆脱宗教的拖累。
在接触了泰戈尔之后不久，他又和歌德、海涅、雪莱等著名诗人及他们的诗接触了。
歌德（1749—1832），是德国18世纪后半期和19世纪初期的一位伟大的诗人和作家，他的作品很多，有诗歌、小说、剧本、散文，大部分有启蒙性质。他的诗剧《浮士德》是世界文学史上的一部名著。他崇尚“回到自然”的思想。在青年时代，歌德写了不少热情洋溢、语言绚烂的抒情诗，这些抒情诗，在德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歌德的人道主义和泛神论思想在18世纪、19世纪有一定的进步意义。
海涅（1797—1856），是德国19世纪上半期革命民主主义的杰出代表。他的诗篇在欧洲革命运动中和德国文学史上产生过巨大影响。海涅早年的抒情诗《歌集》，以积极的精神，浪漫的情调，优美的诗意震惊文学界。1843年，海涅结识了革命导师马克思，这对他的创作有极大的影响。他的代表作《德国，一个冬天的童话》得到了马克思的高度赞扬。1844年海涅写的《西里西亚的纺织工人》一诗，表现了工人阶级反抗剥削和压迫的革命义愤，鼓舞了德国无产阶级，也教育了其他国家的工人。
郭沫若那时接触到的海涅作品，主要是海涅的恋爱诗。郭沫若认为，海涅的诗表示着丰富的人间性，比起泰戈尔的超人间性来，海涅的诗更近乎自然。
除了泰戈尔、歌德、海涅之外，这个时期对郭沫若产生影响的还有席勒、雪莱等，大多是具有浪漫主义倾向的诗人。
本来，郭沫若是怀着“科学救国”、“报国济民”的誓愿东渡日本留学。他决心抛弃文学选择医科，为国家做一番切实的贡献。然而，郭沫若的求学道路是曲折的，绕了一个大弯之后，又回到了文学上来。
第六章 泛神论者
因为喜欢泰戈尔、歌德这些诗人，郭沫若在哲学上和泛神论思想更加接近了。泰戈尔和歌德，都是信奉泛神论思想的诗人。郭沫若由泰戈尔，认识了印度古诗人伽毕尔，并接受古印度婆罗门经典——奥义书的影响；由歌德，认识了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几乎读遍了斯宾诺莎的全部哲学著作。泛神论的哲学思想，对郭沫若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当然，郭沫若泛神论思想产生的原因，不能仅仅归结于他到日本以后所受到的外国文学和外国著作的影响。郭沫若从少年时代起，就开始受到庄子的泛神论思想的影响。他在辛亥革命前的中学时期，乃至更早一些时候的私塾阶段，就“喜欢读庄子”。“不仅喜欢他的文辞，并且还迷恋过他的思想。”
他如此推崇庄子，那么，他是怎样理解庄子的思想的呢？郭沫若对庄子的思想有过深入的探讨。对庄子的思想，他作过这样的概括：“他是认为宇宙万汇，一切芸芸种种的形象都是出于一个超感官的真宰，即是道的演变。‘道’是万汇的本体，它固然不是能听、食、息的所谓神，也不是纯粹抽象的理念，而只是在万象背后的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却可以直觉到的实有。因为看不见、听不到、摸不着，故在便宜上有时称之为‘无’，但并不是真无，时间也不能范围它，空间也不能范围它，它是无始无终，无穷无际，周流八极，变化不居，这是他的本体论的梗概。由这本体演化而为万物，即生种种之差别。这种种的差别相对而言，是有始有终，有伦有序，有分有辨；在人则是有彼有此，有是有非，有争有竞；但都是一时的，相对的，如自绝对的本体而言，万象出于一源。则一切的差别都可消泯…
…这是他的认识论的梗概。”（《庄子与鲁迅》，《沫若文集》第十二卷）这就说明，在庄子的思想中，是存在一个“泛神”的。
在接触了泰戈尔、歌德等人的诗以后，他从旧学中接受的中国古代泛神论思想，便与外来的泛神论思想融为一体了。
泛神论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和我国“百家争鸣”的时代。但是作为一种完整的哲学体系，则是在16世纪、17世纪形成的。乔尔丹诺、布鲁诺（1546—1600）和涅狄克特·斯宾诺莎（1632—1677），就是集大成者。泛神论的内核，是主张事物的存在不是由于外物之神创造的，一切自然界的实体和存在都是神，我是存在，我本身就是神，自己主宰着自己，而不受“天帝”和“人帝”的支配。
郭沫若对泛神论也作过精当的阐述：“泛神便是无神。一切的自然只是神的表现，自我也是神，一切自然都是自我的表现。人到无我的时候，与神合体，超绝时空，而等齐生死。人到一有我见的时候，只看见宇宙万汇和自我之外相，变灭无常而生生死存亡的悲感。万物必生必死，生不能自持，死亦不能自阻。”可见，泛神论主张存在就是本体，强调物我合一，因此恩格斯称赞泛神论是“坚持从世界本身说明世界”的朴素的唯物主义哲学派系（《自然辩证法》8页）。泛神论这种抹煞和无视上帝和人君的思想，是具有鲜明的反封建的战斗意义的。它对从小就饱尝封建主义的苦痛而后来又痛恨帝国主义压迫的郭沫若具有多大的吸引力呀！
我们在分析郭沫若这个时期思想状况的时候，既要充分看到外来的泛神论思想对他的影响，又不能忽略中国古代哲学中的泛神思想对他的影响。用郭沫若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我本来已有些泛神论的倾向，所以才特别喜欢有那些倾向的诗人的。”这就是说，古代庄子等人的思想的影响使郭沫若接受了外来的泛神论，外来的泛神论又使他进一步领悟了庄子等人的泛神思想。中外泛神思想在郭沫若思想中互相参证、融合、贯通，这就是他接受泛神思想的过程，也是他的泛神思想的特征。
泛神论作为一种哲学思想和本民族的思想遗产，与当时的时代条件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完全是正常的。郭沫若对泰戈尔，也是这样看的。他说：
他（泰戈尔）的思想我觉得是一种泛神论的思想，他只是把印度的传统精神另外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梵”的现实，“我”的尊严，“爱”的福音，这可以说是泰戈尔思想的全部，也便是印度人从古以来，在婆罗门的经典《伏婆泥塞图》与吠檀陀派的哲学中流贯着的全部。（《泰戈尔来华的我见》、《沫若文集》第十卷）
就是说，泰戈尔的泛神论是从印度古代哲学体系中产生的，郭沫若所接触的泰戈尔的泛神论实际上在印度古典哲学中早已存在，泰戈尔不过是给它穿了一件西式的衣服而已。这与郭沫若接受泛神论思想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同。
郭沫若接受泛神论思想，在当时的积极意义是十分明显的。在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即将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个性的自由和解放已成了当时新文化运动反封建斗争的主要内容。冲决一切网罗和束缚，破除一切偶像和迷信，是当时一般青年的共同愿望，也是旅居日本的郭沫若的迫切要求。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泛神论才能在郭沫若心中引起共鸣。
显然，郭沫若作为一个受过近代科学教育的人，本身又是学医的，不可能真正相信世界上有什么“神”。他的“有些泛神论的倾向”，一方面是因为泛神论思想跟他当时蔑视偶像权威，表现自我的精神大体上合拍；另一方面也因为泛神论所提倡的“物我无间”的境界，正适合于诗人驰骋自己丰富的艺术想象力，把宇宙万物拟人化、诗化，视之为有生命的抒情对象。
郭沫若接受了泰戈尔等人的思想，又和安娜产生了恋情，他做诗的欲望才真正地爆发出来。《女神》中所收的《新月与白云》、《死的诱惑》、《别离》、《维奴司》，都是先先后后为安娜而作的。1916年圣诞节，郭沫若用英文写了一篇散文诗——《（辛夷集）小引》，献给安娜：
有一天清早，太阳从东海出来，照在一湾平如明镜的海水上，照在一座青如螺黛的海岛上。
岛滨沙岸，经过晚潮的洗刷，好像面着一张白绢的一般。
近海处有一岩石洼穴中，睡着一条小小的鱼儿，是被猛烈的晚潮把他抛撇在这儿的。
岛上松林中，传出一片女子的歌声：
月光一样的朝暾
照透了蓊郁着的森林，
银白色的沙中
交横着迷离疏影。
一个穿白色的唐时装束的少女走了出来。她头上顶着一幅素罗，手中拿着一支百合，两脚是精赤裸裸的。她一面走，一面唱歌。她的脚印，印在雪白的沙岸上，就好像一瓣一瓣的辛夷。
她在沙岸上走了一回，走到鱼儿睡着的岩石上来了。她仰头眺望了一回，无心之间，又把头。儿低了下去。
她把头儿低了下去，无心之间，便看见洼穴中的那匹鱼儿。
她把腰儿弓了下去，详细看那鱼儿时，她才知道他是死了。
她不言不语地，不禁涌了几行清泪，点点滴滴地滴在那洼穴里。洼穴处便汇成一个小小的泪池。
少女哭了之后，她又凄凄寂寂地走了。鱼儿在泪池中便渐渐苏活了转来。
这是郭沫若献给安娜的散文诗，写得优美动人。在郭沫若身上，爱情和诗情相结合，便构成了这篇佳作。在这里，爱情被描写得纯真、圣洁、高尚。
事实上，郭沫若这时已经成为一名诗人了。但是，由于他还没有认识到自己的诗才、价值和意义，没有找到自己的特点、声音、形式，在创作上还缺乏“充分的自信”，所以这时候他写的作品还不多。
然而精神上的欢愉代替不了物质上的需求。和安娜同居之后，郭沫若曾送安娜去东京医学校读书，可不久安娜因怀孕辍学回家。眼看孩子快要出世，靠他一人的官费如何养活一家三口？为生活所迫，郭沫若从泰戈尔诗集当中选译了若干首，采用汉英对照，并加注释，结集成一部《泰戈尔诗选》，先后投寄上海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希望获取一些稿酬，不料均遭拒绝，这件事对郭沫若来说，无疑是个不小的打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