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师节献礼：我的母亲，我的老师

看完《咩！上课》，想起今天是第三十六个教师节，而我的母亲是镇里的小学退休老师。我转给弟弟一个大红包，叫他转给瘫痪在床且有点老年痴呆的母亲。
三十多年前，母亲和另外一个张性的女老师是村子里唯有的两个老师，一个教语文，一个教数学（不知她们当时是民办教师还是公派驻村教师，颇有点像影片里的吴老师）。那个年代，物资匮乏，整个镇子，只有为数不多的一两家“托儿所”，而所托之娃，非富即贵（父母至少都是双职工），村里的孩子们大都由老人照顾，是不去托儿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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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父母是双职工的缘故，村子里并没有分我们土地（其他亲戚都有），在别人眼里，我是“城市娃”，有着令人羡慕的“非农户口”。可我一点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亲戚们总以此为乐来取笑我：“哎，小华侨吗，这么热的天，你怎么到地里了？你认识庄稼吗？你家又没有土地……”
母亲当时给我买了一顶圆弧的帽子，村里的其他小朋友都没有戴过，只要我戴着这顶帽子，周围的人都啧啧道：“这帽子真好看”、“戴上这顶帽子，分明就是个小华侨啊”我年纪还小，不懂“小华侨”是什么意思，总归没什么好意，于是哭哭啼啼地找母亲告状：别人总是骂我是小华侨。母亲却笑：“哎，这是大家夸你的话，有什么好哭鼻子的？”可我真心觉得，那群人只是假装夸一顶帽子，真的贬低我。因为，他们的孩子没有见过、也没戴过这样好看的帽子。
我跟母亲哭闹，村子里的亲戚都有土地，就我们家没有土地，我十分眼馋别人家的土地。母亲耐着性子跟我解释，可解释的话令我不满和生气。我听不懂，也不想懂，她无非是说，“父母双职工，村里不给分土地的”，“你一个小孩子，要什么土地？”，“你可以把爷爷奶奶的土地当成我们的呀”……就这样哭着闹着，转眼就到了我上学的年龄。不出意外，我跟其他孩子一样，都在村里简陋的教室里上启蒙课。张老师教数学，而我的母亲教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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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我对母亲过于熟悉，每次上课她讲她的，我玩我的，只要不说话，不影响其他小朋友，母亲顶多狠狠瞪我几眼，也并不苛责我。只是有一次，班里选小组长，母亲说：“看哪个同学坐得最直，就选哪个同学做小组长”。我立刻直挺挺地坐着，把手背在身后，眼睛热切地盯着母亲，心里乐得嗷嗷直叫：“妈妈，看我，妈妈，看我！”（以为母亲必然会选我做小组长）然而，母亲的目光从我身上飞快地滑了过去，选中了身后的某个同学。回到家，我异常委屈，鼓着腮帮子对母亲说，这不公平，一点都不公平，你看我，坐得多直啊，为什么不选我做小组长？母亲皱着眉道：“可是你平时表现都不好啊，上课总是乱说话、喜欢做小动作，小组长都是做表率作用的，你觉得你做到了吗？”“没有”我有点心虚地低下头。“选你当小组长也可以，每天你必须……”“妈妈”我忽然急切地打算母亲想要说的话：
“我突然感觉，不当小组长也挺好！真的”。母亲只是叹了口气，对自作聪明的我没有严厉批评。
等到第二学期，拿到新书的我异常兴奋：“妈妈，我这是二年级了吗？我能写钢笔字了吗？”“二年级”母亲实在不明白我为何有此一说，却不得泼冷水：“不，你还是一年级啊，你还要再上一个学期才能升级到二年级。”“不，我现在就是二年级！”我固执已见：“我发了新书，一年级我已经上过了，妈妈，现在可以给我买钢笔了吗？”“钢笔要三年级才能买”母亲摇摇头：“你自己看下书本，究竟是一年级还是二年级？”其实，我的心里已经有了答案，听到母亲的话，便号啕大哭起来：“每一年级都要上两个学期，我什么时候才能小学毕业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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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很快，我就迎来了一年级的期末考试，母亲自己批阅的试卷，她耐不住哀求，提前将考试分数告诉我：“数学一百，语文九十九分”。“这不可能”我疑惑地大声说：“我的语文怎么不是一百分呢？”“明明就不是一百分”母亲笑道：“你的听写，兔子的兔，写成了免，少了这么一点，就扣了一分啊”。直到我不依不饶看了试卷才死心，但眼珠子骨碌一转，我继续哀求道：“妈妈，我已经会写兔了，您就给我改成一百分吧”。“可你明明是九十九分”母亲不肯依着我。“可别人不知道啊”我狡猾地说：“只有您知道我的分数，我考双百分，您脸上也有光啊”。“呵呵，我可不需要这样的光彩”母亲笑道：“做学问要实事求是，不能弄虚作假，哪怕只有一分也不可以”。
无论怎么哀求，母亲终究没有帮我把语文的分数改成一百。我以为二年级还会留还在村子里，还是母亲继续执教，但是她却把我送去了附近的一所学校里继续读书。因母亲在村里教了好几年，她是整个村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杨老师”，而我和弟弟则是村子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杨老师家的孩子”。

我的母亲
现在，镇里因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把我们原来的整个村子都拆迁掉，母亲也因此搬去市里与弟弟同住。只是一晃这么多年过去，岁月不饶人，杨老师已老，瘫痪在床矣。在这个特殊的节日里，我要祝福人生的第一位领路人、我的母亲：
节日快乐，杨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