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少将王作尧回忆东江纵队抢救滞留在香港的邹韬奋等文化人士

一九四一年圣诞节前夕，港督杨格宣布投降，香港被日军占领了。

在这紧急的形势下，党中央指示我们由于国民党反共倒退政策，对进步人士和一些著名的新闻、文学、艺术界人士残酷迫害，致使几百知名民主人士及文化界人士留在香港，处境危险。要我们想尽一切办法，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将他们抢救出来。中央将送一部分经费给我们，但限于交通不便，暂难送到，要我们先设法筹借，克服困难，完成这光荣的任务，同时争取抢救一些国际友人。
任务是艰巨的。一月上旬，林平同志从香港及时地赶回来了，不久，梁广、连贯、曾生以及省委派到我们部队负责工作的杨康华同志等也都先后来到龙华，共同开会研究紧急抢救的工作。
会议决定利用我部队与港九地区原有的两条主要交通线进行:那些在国内外有影响的民主人士，国民党左派元老等，将从西贡村坐船到上洞，由彭沃大队接应送到坪山，然后到淡水坐船往惠州，其他绝大部分的进步文化界人士，为免受国民党迫害，则走宝安这条交通线，即从荃湾到元朗，与难民一起通过沦陷区的日军封锁线到白石龙根据地来，然后再设法分散送到后方去。为此，我们决定把领导机构设在白石龙。荃湾到元朗，是我们三年来与港九联系的路线，现在作为最重要的一条交通路线。为了保证这条交通线上的工作顺利进行，我把我们部队中最能干的交通员沈标、谢倔照、麦容、赵林等调来专门负责接送的工作。
从香港到白石龙有一百多里路，沿途有日军的封锁线，有大大小小土匪的山头，必须派出足够的警戒人员才能确保安全，而那时我们进入九龙的武装队伍还很少，不得不借助一些稍有正义感和民族感的绿林好汉，这就需要我们做通这方面的工作。同时，在部队经费不够开支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使几百位著名文化人沿途不挨饿?他们有人病倒怎么办?路上走不动又怎么办?许许多多的问题每个细小的环节都得周密地考虑。我们作了明确细致的分工:在香港组织好文化人，从香港用船送他们偷渡到九龙，这段路线由刘少文同志负责布置，潘静安、李健行、何鼎华、吴济生、何竺、何启明等同志执行，我负责布置九龙到自石龙沿途上的警戒，设法筹款，解决吃饭问题时间非常紧迫，我们必须趁日军在香港立足未稳，社会处于一片混乱，九龙正在不断疏散居民的情况下，把那些影响最大的知名人士首先抢救出来。
因此，我们明确分工后，立即分头行动了。

当时，筹款是最伤脑筋的。战乱期间，行商减少，我们部队的经费主要来源—税站，收入自然也少了。因此，我发动同志们向附近的商人、地主借粮借款，并把税站收税的地区和范围扩大。同时，让港九地区活动的部队也承担起搜集物资、借粮借款的任务，帮助解决九龙新界地区交通线上的食宿供应。但是，这样也只能勉强维持。为了节约粮食，我们部队的生活更艰苦了，战士们每天只能吃粥和番薯、野菜，有时一天还只能吃上一顿。另外，由于战乱，梅林坳这个交通要地，不但停止了税款收入，还要担负救济每天路过的成千上万难民的工作.
敌后紧急抢救的工作开始了。在港九地区活动的武工队员、交通员们接受了任务，意识到时间紧迫，刻不容缓，立即化装分头摸进了市区。
在香港担负组织抢救工作的同志们，很快地和一批著名的文化人联系上，帮助他们化装成客商、海员、医生、太太、工人、小贩等，反复转移住地，徒开敌人的耳目，摆脱敌人的监视追踪。一月九日夜晚，当交通员进入市区后，就马上带着集一批化装成难民的文化人来到铜锣湾上了小船。在月光朦胧的江面上，小船绕过密密麻麻的大小船只，停泊到铜锣湾最外头，势候着偷渡的时机。第二天拂晓前，当铜锣湾出口处守卫的日军哨兵换岗时，小船就飞快地冲出了湾口。小船上的船工都是熟悉当地情况的同志，他们让文化人们藏在舱板下，沉着应付各种突然出现的情况，终于不失时机地把小船划出敌人封锁线。天蒙蒙亮，小船就到达九龙红石勘了。上岸后，再掏出钱来应付一下那些专向偷渡者索取“买路钱”的“烂仔”，“偷渡”就成功了。就这样，几天之内，在香港的几百名文化人，安全地转移到九龙我们部队的交通站来了。
接着，交通站的同志便负起带他们来白石龙的任务。十一日清晨，第一队文化人离开九龙向青山道出发，这一队有茅盾、邹韬奋、戈宝权、叶以群、于伶等数十人。青山道是难民们的必经之路，他们化装成难民的样子，有的身上背一小袋米，有的带些简单的包袱，把眼镜、钢笔这些知识分子用的东西都收藏起来，在我们最好的交通员谢艳照、赵林的带领下，经荃湾出元朗。我们设有茶水站，休息、用饭站。其中一大段荒无人烟的山路有土匪出没，但我们在事前已经打好了招呼，他们都不敢妄动。有些地方偶尔跳出几个拦路打劫的烂仔，都被我们的著戒人员缴了械。因此，这段路还是比较顺利地通过了。
在赤尾过了河，要通过日军的一道封锁线，这是比较危险的一关，因为这些文化人巾有象邹韬奋这样的著名人士，不但是国民党顽固派密令“就地逮捕与惩办”的对象，日军对他们也是恨之入骨的。在这段路上，就由我们的“白皮红心”的伪维持会长出面掩护，替他们办理证件，证明他们是回石龙镇去的难民，在维持会长的照应下，通过一段七里路的沦陷区到达梅林村，接着登上梅林坳，走下山坡就到了望天湖村。这时候，领路的交通员轻快地哼起大家熟悉的《游击队歌》，文化界的同志们立即醒悟到这是到家了。他们欣喜若狂，忘记了长途暇涉的疲劳，直奔上前面林木茂密的山岗上大声欢呼起来，就连在路上扭伤了脚的邹韬奋同志也不例外。
他们像一群冲出了牢笼的自由鸟，无法抑制脱险后激动的心情。前面，在密密的林荫下，出现了一间小小的两层的白色楼房，那就是我们设在白石龙的指挥部我们就在这间小横里迎接了第一批脱险的文化人。
就这样，在这一条秘密交通线上，我们的同志冒着生命的危险往来穿梭般地奔走于其间，克服了重重困难，终于一批接一批地把文化界人士安全地送到白石龙。
在抢救文化人的过程中，我们的战士遇到了很多困难，如经费不足，敌情发生变化，与外省的文化人之间语言不通等等。但是，无论遇到什么艰难险阻，他们都想尽办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一路上，文化人为了减轻负担，往往把行李一件一件地丢掉，战士就一件一件抬起来自己背着，一直送到目的地。他们的一举一动，使许多文化人为之感动。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姓郑的小交通员，在大鹏半岛一个秘密交通站掩护两位作家，等候接应的同志到来。
可是，出现了意外情况，日伪军开始了连续三天的扫荡，他们三人被困在一个山洞里，无法出去取粮食，小郑把身上仅带的五条番薯全给了两位作家，自己推说吃过了。待到第四天，他刚刚把两位作家交给来接应的同志，就眼前一黑，饿昏过去了。许多著名的作家拿起笔来，热情赞颂了这些平凡的战士。
一批批文化界的同志接踵而至，僻静的白石龙变得热闹非凡。山坡下、竹林里，盖起了一间间草寮。在这里，安置着我们国家的瑰宝。敬爱的同志们，你们遭受国民党的迫害和日本侵略者的摧残，饱经忧患，请在这里稍事休息吧!这里一切都那么简陋，只有忠诚的战友守卫着你们。
就在这小小的山村之中，我们接待过三百多位名闻中外的作家、艺术家、名记者，以及各方面的民主人士。除了上面提到的以外，还有张友渔、胡绳、沈志远、宋之的、金仲华、刘清扬、杨刚、胡仲持、胡风、廖沫沙、周钢鸣、张铁生、 蓝马等
第一批文化界名人到来的当天晚上，我们请他们吃了一顿美味的狗肉。饭后，篝火在山腰上点起来，大家围着篝火席地 而坐一个野外联欢晚会就开始了。篝火映红了战士们的脸庞， 晚风传送着战士们悠扬的歌声。
那高谈阔论，吸引了好几个战士围在身边的是评论家，那 即兴朗诵的无疑是诗人了。但那又会唱京戏，又会说大鼓书的， 谁也料不到是剧作家于伶。
给战士们留下印象最深的当然是一个年轻美丽、表演出色 的姑娘，她获得了全体同志最热烈的掌声，虽然很少人知道她就是当时的名演员风于。
白石龙的绿水青山，留下了爱国文化名人纷至沓来的足 迹。白石龙的清风明月，又伴随着他们的笑语欢声渡过东江， 转移到内地去了。谁会想到这满山荆棘的白石龙，偏僻荒凉的阳合山上，曾经住过这么多闻名中外的名流学者呢。
邹韬奋、戈宝权，胡绳、沈志远等几位著名的文化界人士由于身分比较暴露，不容易通过国民党统治区，因此，他们在我们部队逗留了两个多月，直至四月份，才陆续秘密地回到内地去。
他们几个人可以说是几百脱险的文化人中受苦最多的。在他们到达白石龙不久，国民党就配合日军两面夹攻白石龙，被我们打退了。接着，国民党又使出谈判的花招，在布吉要与我们谈判，说与我们合作反攻香港。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他们的城眼老是往国内外有名望的文化人士身上溜。邹韬奋他们呆在部队的时间越长，经受的风险就越多。不久，为了保证他们的安全，我们就带他们转移到龙华的阳台山。在阳台山上，情况好一些，但也不时要跟部队在夜间行动，以应付突变的情况，这样，他们就得和战士们一起跋涉于山路溪涧之间，出没于荆棘草丛之中。碰上无星无月的风雨之夜，那就更艰苦了。要知道，他们都是从未有过这种训练的知识分子啊。但是在这样艰难困苦的环境中，他们却是那样积极愉快，真令人钦佩!他们在部队逗留期间，对部队的政治工作帮助很大，经常到政洽部和附近单位写传单、标语，给战士们上文化课，教唱歌，讲故事，介绍文化界人士在蒋管区的斗争等等。
戈宝权、胡绳、黎渝等同志还直接协助了政治部的工作。他们不但适应了游击区的艰苦生活，而且还以极大的兴趣关注着游击区的活动，向我们提出了不少有益的建议。在他们和许许多多从香港回来参加我们部队的知识分子的帮助下，我们干部、战士的文化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这许多文化界著名人士都很喜欢我们的战士，经常与战士们一起促膝交谈。特别是邹韬奋同志，他非常关心我们部队的《新百姓报》的工作，翻阅起那张小小的报纸来总是爱不释手。朱之的同志说:邹韬奋同志有“办报瘾”。真是一点不假。有一次，邹韬奋一口气读了几段《新百姓报》的报道，激动地翘起大拇指说:“真不简单，你们四处为家，艰苦创业，为民族解放而大喊大叫，真是可喜可嘉。只有共产党员才有这样的胆识和远见l”接着又说道:“我在二十年前想做个新闻记者，在今天我还是想做个新闻记者，提起自已的秃笔与黑暗势力作斗争。
唤醒国人，奋起救亡御侮，是我平生之愿冬在你们的报纸上，我看到了我应该学习的东西。”
谁都知道，在抗战初期，邹韬奋先生主办的生活书店出版的进步刊物，在全国杂志中是声望卓著的。他这样夸奖我们的报纸，真使我们办报的同志受到莫大的鼓舞。他还经常为报社写稿改稿，在他热情的帮助下，办报的同志在稿件写作、版面编排等方面都受到很大的教益。
临离开白石龙的时候，邹韬奋同志又建议我们集中人力、物力把报纸质量办得更高些。他说:“《新百姓报》和《团结报》都是你们游击队总部领导的，我看把它们合起来，叫做《东江民报》，可能更好些，这样更有地方的特点和色彩。”
他的建议得到大家的赞同。于是，在同志们的请求下，邹韬奋同志欣然挥毫，写下了“东江民报”几个清秀隽丽的大字，茅盾同志在到内地去之前也为这份报纸的副刊题了刊名 两个很有名望的作家为我们的报纸题了字，《东江民报》自此影响也更大了。后来这个报纸为适应军队的性质，又改名为《前进报》。
四月上旬，戈宝权同志接到周恩来同志的通知，与沈志远夫妇一道下山，往重庆去了。接着，邹侧奋同志和胡绳同志也最后离开了东江游击区。
人离情在，他们对我们部队的帮助和鼓励，是每个东江游击队员水难忘怀的！
这次规模宏大的敌后枪救工作，前后经历了三个多月时间。被从日本占领军统治下的香港抢救出来的，除了著名民主人士、知名文化人三百多名以外，还有数千名工人、学生以及英印军官和各国留港人员。同时，还救济了难胞一万人以上，在全国，在海外华侨中，以至在国际上都很有影响，成为举世瞩目的事情。为此，我们得到了党中央来电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