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会试中，什么样的文章才能打动主考？选拔有标准么？

#百家说高考#无论是所有考官都参与会元选拔的讨论，还是主考官搜求落卷再征询各位考官的意见，都说明会元选拔有其特殊的难度。

其困难在于，对会元的制艺有特殊的要求：既要大雅平正，又不能平凡平庸，不能有“大众脸”；既要自出胸臆，又要有规矩可循，不能剑走偏锋，其间的分寸很难把握。
明代袁黄的《游艺塾文规》是一部讨论制艺的专书，经常提到“元作”（会元的制艺）与其他高水平制艺的区别，揭示了“元作”所独有的一些特性。

《游艺塾文规》卷二《破题》在列举了几位会元制艺的破题后，归纳说：“大率皆冠冕妥贴，舂容蕴藉，并不钻研小巧，只是口头语，令人无处觅，此便是会元家数也。但善战者不骛奇功，善贾者不图厚利，善中者不必皆元。如会元文字定是大雅，定是平正，然刻意模仿而力量未到，便不能动人，往往坐消岁月而终身蹉过。且要平淡，亦须从奇特处做起，做得纯熟，自然敛奇为平矣。苏长公所谓‘非平淡也，乃绚烂之极也’。今学文不可先学平淡，场中除元外，其余中式破题皆极奇极新。”
《游艺塾文规》卷三《起讲》也说：“元作专贵切题，自魁以下，要精采动人，须说人所不说的道理，方能醒目。”“凡会元文字，只平平说去，而道理自彻，不类小家，用句用意，须奇特也。”《游艺塾续文规》卷四《了凡袁先生论文》进一步强调：“大率元之作，多纯多雅，多正多的当。新而未纯，奇而未正，时有一段精光，咄咄逼人，此魁作也。”

《游艺塾文规》卷四《正讲一》的结论更为明确：“自古会元虽丰约异态，朴艳殊辙，总之，皆醇粹和平，正大尔雅，如端人正士，垂绅正笏而立于庙堂之上；又如宿儒讲学，雍容理窟，刻画逼真，而咳唾皆成珠玉，绝无崎岖乖僻之状。然文字有元之格，有元之识，有元之意，有元之词，有元之气，一一辨明，然后可以取法而入彀。”“剑走偏锋”的文章，或以才气勃发取胜，或以思致新颖见长，其长处容易看出，通常都会被录取。但这样的制艺，肯定是不能夺元的。而能够夺元的制艺，往往不是一眼看去就“精光逼人”，鉴别的难度反而更大。
明清科举制度，考生于五经试题里各认考一经，录取时，取各经之第一名合为前五名，称“五经魁”（因分房关系，实际不止五名），亦称“会魁”。袁黄所说的“魁作”，并不单指“会魁”的制艺，而是包括了会试中所有被录取者的制艺。

会元选拔的另一困难在于，所选出的会元必须深孚众望，与社会舆论保持一致。
清代李调元《制义科琐记》卷二《元可操劵》举了四个明代的例子，说明会元的制艺，自有其公认的卓越之处，并非某个考官的青睐使然。

第一个例子是：“一人出闱，得意自以为会元矣。偶夜散步，闻有误堕泥中者，急呼曰：‘谁来救会元！’其人急往，挽之起，抵其寓阅文，果高一筹，曰：‘真恨事，我第二矣’。已而榜发，果然。”
第二个例子是：“董思白将赴南宫，往辞其尊公，公叹曰：‘儿入场须加意，我向决汝为元，今不稳矣。以吾前阅陶孝廉（名望龄）文，出汝上也。’宗伯谨受教。‘畜马乘’题，‘聚敛’句已重顿矣，忆其尊公言，欲驾陶上，复改之。已而场中定元，以董平发，不及陶，遂置第二（按，是年万历己丑科也）。”

第三个例子是：“冯公梦正（祯）会试年，有贵介子弟预购闱题，闻有两公密议曰：‘斗筲字，要之何用？’遂知为‘行己有耻’三节矣。冯即邀一契友，入西山静养半月，得一破曰：‘圣人与贤者论士，而其所重者可知矣。’得意甚，曰：‘我会元矣。’已而出闱，遍讯同袍文，但闻其破，曰：‘不及我也。’榜发，果然（按，是年万历丁丑科也）。”
第四个例子是：“汤宣城宾尹读书山寺，上科某会元来访传衣钵者。偶过其地，见汤徘徊于寺廊下，忽疾走狂笑，大击寺钟无数。某公问之，则曰：‘我作一元文，乐甚也。’索观之，曰：‘是矣，但未尽善。’因指其隙，汤大服，请教，遂以元脉授之。已而果得元（按，是年万历乙未科也）。”

正是从上述这类不无传奇色彩的情形，阮吾山得出了一个结论：“有明墨牍，皆有程式相传，奉为元程。惟主司明眼拔尤，考官声名由是而起。计改亭谓洪、永会元十五人，宣德迄天顺会元十三人，皆非雕饰之文。成、弘十四人，章枫山懋、吴匏庵宽为冠，稍见法度，然未离乎朴也。正、嘉二十人，隆、万十八人，如唐应德顺之、瞿昆湖景淳、邓文节以讃、王文肃锡爵、冯具区梦祯、李文节廷机，其文之矩矱神明，若有相传符节，可以剖合验视。其时天下承平，士之起家非科目不贵，科目非元不重，闭门造车，出而合辙，作者与识者如针石之相投也。”

阮吾山的话中，“惟主司明眼拔尤，考官声名由是而起”一句，不能草草读过。哪个考生有资格夺元，社会舆论已初步形成共识，难的是考官怎么能够识别出他的卷子。
明代乡试、会试的改卷，不仅是匿名的，而且内帘考官改的不是考生亲笔写的那份卷子，是经过外帘重新抄写过的卷子。在这样的情况下，要识别出这份卷子，并非易事。主考官之所以在这件事上全力以赴，是因为这与他的声望直接相关。

明清两代，选拔会元主要是依据正场制艺，尤其是首场四书文。这一做法，在明代几乎没有例外，在清代则偶有以策文优劣决定会元人选的例子。
比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辛卯恩科，主考官刘统勋得一卷，“五策渊奥”，以示同考官朱筠。朱筠说：“此余姚邵晋涵也，故知名士”，力赞拔居第一。及拆卷，果真是邵晋涵。问朱筠何以知之，朱筠回答说：“今士之绩学者，某莫不与之游，读其文如觌其面，宁或失之耶？”

之所以出现这种以策文优劣决定会元人选的事例，是因为清代乾、嘉年间注重实学，一些考官认为，在会试阅卷中兼重对策，有助于选拔学识渊博的人才。
不过，这些考官的做法未能改变以“八股定去取”的格局，其原因在于，四书文的优劣评价，比起对策来，标准要客观一些，较有可操作性。经会试选拔出来的考生，还需要经过殿试，才能称为进士。殿试是非淘汰性的，其功能主要是据殿试策排定考生名次，并赋予所有进士以“天子门生”的光环，这里就不细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