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推荐！精选读物《勃朗特传》，鲜活细致的描写带你进入全新世界！

今日推荐：《勃朗特传》 作者：[英] 伊丽莎白。搜索书名开始观看吧～

-----精选段落-----
童年之始·篇
灰色的圆顶山丘似乎挡住了旅行者向上西行的旅程，虽然途中的房屋变得越来越稀疏，但基斯利镇并没有在通向霍沃思的路上与乡村融为一体。首先出现的是几幢别墅，与公路相距的路程刚好远得足以表明它们不太可能属于那些经常会被紧急请去的人；律师、医生和牧师应该就近居住，不太可能住在被一排灌木遮挡的郊区。
人们不会在城镇里寻找生动的色彩，因为那里的色彩或许只能来自商店里摆放的商品，而不是植物或独具氛围的场景。可是在乡下，人们似乎出于本能地期待亮丽和鲜艳，而结果却是，从基斯利到霍沃思，无论远近，一切都是灰白色，令人稍微感到失望。这段距离大约有四英里，正如我说的，这里有别墅、大型毛纺厂、一排排工人宿舍，不时还会出现老式农舍和附属建筑，因此这条路上的所有地方都很难被称作“乡村”。其中两英里的道路差不多都是平地，左侧是远山，右侧是淌过草地的“山溪”，可以给建在河岸特定位置上的工厂提供水力。所有这些住宅和商业场所冒出的烟雾把空气熏得暗淡无光。谷地（或者当地使用的词语“底部”）的土壤肥沃，但随着道路攀升，植被越来越稀疏，谈不上茂盛，不过是聊胜于无而已；住宅附近只有灌木和矮树，没有大树。所有本该是树篱的地方都是石堤，一块块耕地上种着庄稼，全都是暗淡的灰绿色的燕麦，看上去贫瘠荒芜。
这条路上的旅行者看见霍沃思村的身影在前方出现时，还得再走两英里才能到达，因为这座村庄坐落在颇为陡峭的山坡上，背后是棕灰色和紫色的荒原。教堂修建在那条又长又窄的街道顶端，上方更高处是绵延上升的荒原。地平线周边还是这道蜿蜒如波涛起伏的山峦，山凹之中只能看见更远处的其他山峦，颜色和形状都一模一样，山峰上是阴冷荒凉的荒原——根据观者的心境，荒原或者展现出让人感到宏伟壮观的苍凉孤寂，或者表现出让人觉得沉闷压抑的无边单调。
由于绕过了一处山肩的底部，这条道路似乎有一小段背离了霍沃思，但随后就跨过小河上方的桥梁，穿过村子，向上延伸。为了让马蹄踩得更稳，路上的石板都是竖着铺的，即便有此助力，马匹似乎始终还是要面临往后滑倒的危险。比起这条街的宽度，古老的石屋还显得高一些。街道在延伸至村头比较平坦的地面前突然转了个弯，显得这里的某个部分陡峭得简直就像是一堵墙。不过，翻越过去，就能看到教堂坐落在主路左侧略有些距离的地方；进入通向霍沃思牧师住所的小巷大概一百码，车夫就可以松口气了，马的呼吸也可以轻松起来。教堂墓地在这条小巷的一侧，另一侧是校舍和教堂司事的住处（助理牧师以前就住在这里）。
牧师住所与道路形成直角，面对教堂。因此，实际上，牧师住所、教堂和有钟楼的校舍构成了不规则矩形的三条边，第四条边面向的则是远处的田地和荒原。矩形区域内填满拥挤的教堂墓地，还有牧师房屋前面的小花园或院子。由于道路通往的住所大门开在旁边，所以那条小路绕过拐角，延伸进入这一小块地方。窗户下面是一条窄窄的花坛，往日亦曾被人精心照料，尽管那里只能种植最耐寒的植物。石墙将周边的教堂墓地隔绝在外，里面是一丛丛接骨木和丁香；院子里的其余地方则被一块正方形的草地和一条碎石步道占据。这幢灰石房屋有两层楼高，为了防止重量较轻的覆盖物被风掀掉，屋顶由重重的石板铺成。看起来，这幢房屋约莫是在一百年前修建的，每层有四个房间；右侧的两扇窗户（依照来访的人背朝教堂并从前门进去的角度）属于勃朗特先生的书房，左侧的两扇是全家的起居室。
这个地方的一切都井然有序、精致洁净。门阶干干净净，老式的小块窗玻璃光亮如镜。这幢房子彻里彻外纤尘不染。
我刚才提到的小教堂坐落在村里大多数房屋的上方；墓地高于教堂，笔直的墓碑立得满满当当。这座礼拜堂或教堂比王国里其他所有同类教堂都要古老，不过除了东侧两扇没有经过现代化改造的窗户和尖顶的较低部分以外，如今的建筑外表看不到古老的痕迹。教堂内部，柱子的特点显示它们建造于亨利七世统治时期之前。最早的时候，这里没准儿还有一间苏格兰教堂或祈祷室；从大主教在约克的记录收藏来看，可以肯定，霍沃思的礼拜堂从1317年起就存在。对于关心这个日期的提问者，居民们会推荐他们去查阅教堂塔楼里一块石头上的这段铭文：
Hic fecit Cnobium Monachorum Auteste fundator. A. D.
sexcentissimo.［2］
根据这句铭文，这座礼拜堂在基督教传布至诺森布里亚［3］之前就存在。惠特克［4］称，这个错误应该是某位不识字的近代石匠在摹刻相邻的那块石碑文字时犯下的；那块亨利八世年代的石碑铭文是：
Orate pro bono statu Eutest Tod.［5］
现在所有的古文物研究者都知道祈祷用语“bono statu”的对象通常都是在世的人。我猜测，这个奇异的基督徒名字被石匠缩减弄错成了“Austet”，而完全清晰可辨的单词“Tod”则被误读为阿拉伯数字的“600”。根据这种自以为古老的愚蠢猜测，当地人认为他们需要自成一体，于是极力争取让布拉德福德的教区牧师为霍沃思任命一名助理牧师。
大概三十五年前，霍沃思发生了一起骚乱。我摘录这段话，就是为了解释人们对这场骚乱的成因想象。对于这场骚乱，有机会我会再次详谈。
教堂内部普普通通，古老或现代的程度都不足以引人注目。黑橡木的靠背长椅有高高的隔断，门上用白漆写出了长椅主人的名字。这里没有黄铜纪念铭牌，没有纪念坛，没有纪念碑，但圣餐台的右侧有一块壁碑，记载着以下铭文：
纪念
玛利亚，霍沃思牧师、文学士P.勃朗特的妻子
她逝于1821年9月15日，享年39岁。
同样纪念
他们的女儿玛利亚，逝于1825年5月6日，享年12岁。
他们的女儿伊丽莎白，逝于1825年6月15日，享年11岁。
他们的儿子帕特里克·勃兰威尔，逝于1848年9月24日，享年30岁。
他们的女儿艾米莉·简，逝于1848年12月19日，享年29岁。
他们的女儿安妮［6］，逝于1849年5月28日，享年27岁。她被安葬于斯卡伯勒老教堂。
碑石靠上部分的各行铭文间隔很宽；刻上第一篇铭文的时候，生者满怀深情，却没想到他们给尚在人世的人留下了空白和边缘。然而，随着家庭成员一个紧接一个地去世，一行行铭文紧挨在一起，文字变得又小又挤。安妮去世的记载之后，上面再也没有留给其他人的位置了。
但是，这一代人中还有一位——失去母亲的六个孩子中的最后一位，尚未出现。她将在失去孩子和妻子的那位父亲尚在人世的时候辞世。这块石碑下面的另一块石碑上补充了这份令人悲伤的名单：
他们的女儿夏洛蒂，牧师、文学士亚瑟·贝尔·尼科尔斯的妻子。她逝于1855年3月31日，享年39岁。
这块石碑更正了前面那块石碑上安妮·勃朗特的年龄错误，用罗马字母记载了下面的铭文，不过首字母是古体英文。
风土人情
为了正确了解我亲爱的朋友夏洛蒂·勃朗特的一生，在我看来，让读者熟悉她早年经历的那种独特的居民和社会构成很有必要。那一定给她自己和她的姐妹们留下了人生的第一印象。因此，在进一步往下写之前，我将尽力对霍沃思和周边地区居民的性格提出一些看法。
即使是邻郡兰开夏的居民，也对约克郡人展现出来的奇特的性格力量印象深刻。作为种族，这使他们非常有趣；而与此同时，作为个人，他们拥有非同寻常的自足性，让他们表现出一种相当容易排斥外人的独立自主的姿态。我使用的是“自足性”这个词表达最广泛的意义。看起来西区［1］本地人似乎生来就拥有深刻的洞察力和顽强的意志力，意识到这一点，每个人都自力更生，不向邻居寻求援手。由于难得寻求他人的帮助，人们会对寻求帮助的作用产生怀疑：由于他们的努力总能获得成功，他们便越来越倚仗努力，自负于自己的精力和能力。他们属于那种敏锐但短视的人，认为对诚信未经证实的所有人都表示怀疑是一种智慧的标志。一个人的务实品质受到极大的尊重；但对陌生人和未经检验的行为模式缺乏信任，这一点甚至延伸到对待美德的态度方面。如果美德没有立即产生切实的结果，人们宁愿认为它们不适合这个繁忙的奋斗世界而将其抛在一边，尤其是在这些美德的性质更侧重于被动而非主动时。
他们的感情强烈，感情基础深厚：但这样的感情不常广泛表现出来；它们也不会形之于外地表达自己。的确，这些难以约束的粗野之人几乎不遵守生活中的礼节。他们的攀谈简短无理，他们的口音和语气生硬刺耳。其中有些或许可以归因于山间的空气和孤僻的山间生活的无拘无束，有些可以归因于他们粗犷的挪威血统。他们对人感觉敏锐，有强烈的幽默感；居住在他们中间的人必须准备好听他们简洁有力地发表某些贬损性却很有可能是真实的评论。他们的感情不会被轻易唤醒，一旦被唤醒，持续的时间会很长。因此，这里的友谊更加亲密，这里的效劳更加忠诚；想要看看后者经常表现出的形式典范，我只须推荐读者看一看《呼啸山庄》里的人物约瑟夫［2］就足矣。
出于同样的原因，人们的怨气也持久难消，在有的情况下还会积怨成恨，偶尔还会代代相传。我记得，勃朗特小姐曾经告诉我一句霍沃思周边的谚语：“口袋里揣块石头等七年；翻个个儿，再揣七年，你的敌人靠近时，伸手就够得着石头打他。”
西区人是追逐金钱的猎犬。为了说明对财富的这种迫切愿望，勃朗特小姐向我的丈夫讲述过一个奇妙的例子。她认识的一名小制造商，在当地从事的很多投机买卖一直都很成功，因而成为有些资财的人。想到给自己买人寿保险的时候，他已经过了中年。他刚刚拿到保险单，就得了几天内肯定会丧命的急性病。医生犹豫不决地向他透露了他无药可救。“准不会错！”他叫道，立刻振奋得好像没生病一样，“我能从保险公司赚钱啦！我一直都这么幸运！”
这些人敏锐精明，贯彻良好的意图时忠实坚忍，追求邪恶的意图时凶恶可怕。他们不容易动感情，不轻易交友或树敌，一旦爱人或恨人，他们的感情便很难转变。无论身心，还是追求善恶，他们都是强有力的种族。
爱德华三世统治时期，羊毛制造业被引入该地区。按照传统的说法，一群佛兰芒移民来到西区并定居在此，教会这里的居民如何处理羊毛。农业和工业的混合劳动紧接着出现，直到最近还在西区占据主导地位，时隔很久，听起来依然饶有风趣。如今，传统的印象尚存，但细枝末节已被遗忘，或者只有那些到英格兰少数风俗得以保留的偏僻地区探索的人才能将它们揭示出来。男人出外耕田或在紫色的荒原上放牧，主妇和未出嫁的姑娘们用巨大的轮子纺织，遥想起来，这样的想法充满诗意。但是，当这样的生活实在地触及我们自己的年代时，我们能从那些如今尚在的人们口中听到详细的情况，那么各种细节就会出现，粗俗不雅——乡下人的粗野与商人的狡诈相互交织，不合常理，无法无天，大肆破坏了我们对单纯朴实的田园生活的想象。然而，由于所有年代留到后来的最鲜明的记忆都是突出和夸张的特点，所以据此而推断的社会形式和生活方式并非最适合由这些特点所主导的年代，就可能是错误的，而且在我看来也是靠不住的，虽然它们或许会造成弊端。
世界的演进历程让这样的方式和做法一去不复返，恢复它们的尝试就像一个成年人硬要穿上童年时代的衣服一样荒唐可笑。
科凯恩市政官［3］获得了专利许可，詹姆斯一世进一步对未染色羊毛服装的出口加以限制（再加上荷兰联邦禁止进口英国的染色服装），导致西区制造商的生意大受损失。他们独立自主的性格，他们对权威的厌恶，他们杰出的思考能力，让他们倾向于反抗诸如劳德［4］等人下达的宗教命令及斯图亚特王室的专制统治。詹姆斯和查理［5］让他们赖以谋生的行业遭受损失，使他们绝大多数都成为共和派［6］。之后，我将有机会列举一两个例子，说明在分隔约克郡和兰开夏郡山脊东西两侧的村庄里至今尚存的那种对国内外政治话题的热情态度和广博见识。那儿的居民属于同一个种族，拥有同样的性格。
很多人曾经在邓巴做过克伦威尔的部下，他们的后裔就居住在当时被他们的祖先占领的同一块土地上。也许，出于对共和政体传统而美好的回忆，与西区羊毛产业人员居住的这个地方相比，英格兰没有哪个地方还能将这种回忆延续得更久。护国公的商业政策值得赞扬，废除了对他们的限制。我有充分的证据相信，大约在三十年前，短语“奥利弗时代”［7］还被普遍用来表示一段非常繁荣的时期。某类教名在一个地区的流行就是由那里崇拜英雄的潮流风向标决定的。严肃热衷于政治或宗教的人不会意识到他们给孩子取的名字有什么可笑；在距离霍沃思数英里的地方就能发现，有的孩子从婴儿开始，就得被叫作拉马丁［8］、科苏特［9］和登宾斯基［10］。而且，该地区的传统感情证明了我所说的，实际上，通常被清教徒使用的《旧约》中的名字在约克郡大多数中低阶层家庭中依然非常常见，无论他们属于哪个宗教派别。
另外有许多记录显示，在查理二世的迫害时期，这里的贵族和比较贫困的居民亲切接纳了被驱逐的牧师。这些实际的小例子全都是这种古老沿袭的独立精神的证明，这种精神时刻准备反抗被认为行事不义的权威，正是这种精神让西区人直至今天依然与众不同。
霍沃思礼拜堂教区所属的布拉德福德教区与哈利法克斯教区接壤；这两个教区的自然景观荒凉多山，大同小异。该地区煤炭资源丰富，山间溪流众多，非常有利于制造业的发展；因此，就像我描述的，居民几个世纪以来一直从事织布和农业活动。商贸交流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给这些边远的小村庄或相当分散的居住地带来礼仪和文明。亨特先生［11］在他的《奥利弗·海伍德传》［12］中引用了一句话，这句话是用来纪念生活在伊丽莎白时代的一位名叫詹姆斯·里希德的人。直到今天，这句话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事实：
他们没有需要奉承的上级，没有需要奉行的客套，结果就表现出一种生硬倔强的脾气，因此每个声音里的蔑视语调和每张面孔上的暴躁神态都会让外人大吃一惊。
直到如今，外人提出问题后也不太可能得到不那么强硬的回答，假如他真的能得到一个回答的话。有时候，这种生硬无礼与实在的冒犯相差无几。不过，如果“外地人”能心平气和地面对所有的无礼行为，或者将其视作理所当然，并从他们的话语中发现潜藏的厚道和好客，那么他们就是忠诚、慷慨和完全值得信赖的。我可以叙述一件事，对充斥在偏僻村庄各个阶层的这种粗野态度稍作说明。那是三年前，我和丈夫在阿丁厄姆碰上的一次小奇遇：“从佩尼希到彭德尔山，从林顿到狭长的阿丁厄姆，整段克雷文海岸告诉你的一切，等等。”
阿丁厄姆是派出战士奔赴古代著名的弗洛登战役［13］的地方之一，是距离霍沃思不到几英里的一座村庄。
我们沿着街道驱车时，一个看起来就是那种容易招灾惹祸的没出息的小伙儿跳进了流经该地的溪流，溪流里面全是被扔掉的碎玻璃和碎瓶子，他赤裸身体，几乎满身是血地踉跄着走进我们前面的一间村舍。除了胳膊上有一处严重的割伤外，他的动脉被割开，很有可能失血而死——他的一个亲戚安慰他说，那样可能还“省了很多麻烦”。
我的丈夫用一名旁观者从腿上解下的带子为他止血，询问有没有去请外科医生。
回答是：“请了，但我们觉得他不会过来。”
“为什么不过来？”
“他年纪大了，你知道，还有哮喘，这是在山上。”
我的丈夫让一个男孩儿做向导，以最快的速度驾车前往大概四分之三英里外的医生住宅，正好遇见受伤小伙子的姑姑从那儿离开。
“他来吗？”我丈夫问。
“嗯，他没说他不来。”
“可是，得告诉他那个小伙子可能会失血死掉。”
“我说了。”
“那他怎么说？”
“哎呀，他就说：‘让他死吧，关我什么事儿？’”
不过，最后，他还是派了自己的一个儿子前去。那个儿子虽然没有外科医生的手艺，但也能在必要时绑绑绷带，敷敷膏药。这位医生的借口是“他快八十岁啦，变得有点儿老糊涂，还有二十个孩子的事儿要管”。
无动于衷的看客里面还有那个重伤小伙儿的兄弟，当他躺在石板地面上的血泊里大叫他的胳膊多么“疼”的时候，他那位淡漠的亲戚就冷冷地站着，抽着一支黑烟斗，连一句同情或难过的话都不说。
两侧的山坡被昏暗的森林覆盖，存在于森林边缘的森林习俗直到17世纪中叶都倾向于待人冷酷。只是犯了点轻微罪行的男男女女都会被草草地斩首，由此产生了一种对人的生命的冷漠，这种冷漠顽固有时却也可以接受。甚至到了最近三十年，道路状况还是出名地糟糕，以至于村庄之间几乎没有往来。如果劳动产品能被定期送到该地区的布料市场，那就再好不过了。而且，在遥远山坡上的偏僻房屋里，在由僻静的村庄组成的小群落附近，实施犯罪几乎不为人知，当然也不会激起要求法律强硬介入的强烈公愤。必须要记得，当时没有乡村警察，为数不多的地方法官也被放任自流，彼此之间通常还沾亲带故，他们大多倾向于默许这种古怪习俗，对那些过失就像对他们自己的过失一样视而不见。
还没到中年，男人们就会谈论他们在乡下这片土地上度过的青年时代，那时，在冬天的几个月，他们在齐鞍肚带深的泥泞中骑马；那时，只有非办不可的事情才能促使人们稍微远离家宅；那时，办什么事都得驾着最好的马车一路飞驰前往布拉德福德市场，困难得连他们自己都难以相信其可行性。例如，一位羊毛制造商说，就在大约二十五年前，他还不得不在一个寒冷冬季的清晨赶早起来，带着他父亲制作好的一车货物动身前往布拉德福德；这车货物是连夜打包好的，但到了早上，沉重的马车出发前，周围还是要围上一群人，点灯笼，检查马掌；然后还要有人匍匐着到处摸索，用棒子从又长又陡又滑的山顶一路敲打探路，找出马匹的安全踩踏位置，直到他们抵达大路上相对好走的深车辙路段为止。人们骑马翻越高地荒原，顺着在没有公路连接的城镇之间运送邮包、行李或货物的驮马踩出的小径而行。
但是到了严冬，由于荒凉的高地上覆盖着长久不化的积雪，所有这些交通往来都断绝了。我知道有人乘坐邮车旅行翻越黑石崖［14］时，被大雪围困在山顶附近的小旅馆，一直待了一周或十天，不得不在那儿过了圣诞节和新年，直到房东一家在不速之客到来前给自己储备的食物都不够了，他们不得不靠着马车里装载的火鸡肉、鹅肉和约克郡馅饼来填饱肚子；等到冰雪幸运地融化，放他们离开牢笼的时候，甚至连这些东西都不多了。
在荒原密集的山谷中到处都能看到灰色的祖屋，与那种孤寂相比，山村这般与世隔绝还算是身处尘世的。这些住所不大，但对于住在里面的人来说，足够坚固宽敞，周围的产业也属于他们。土地往往是从都铎年代开始就属于同一个家族的；实际上，土地所有人都是所剩无几的自耕农——小乡绅，作为一个阶层，他们正在迅速消失，原因有两个。或者是产业所有人堕落得游手好闲、酗酒成性，最终被迫出售财产；或者，如果更精明或者胆子更大的话，他会发现流下山坡的小河或脚底下的矿产可以变成一项新的财富来源，就会花一小笔资金，摆脱古老艰辛的地主生活，摇身一变成为制造商，或者采掘煤矿，或者开采石头。
然而，即使到了现在，这个阶层还有残留——他们住在高地上遥远偏僻的房屋里，他们充分表明那些奇特的怪癖——那些野蛮的意志力——不，甚至是反常的犯罪能力都源于一种生活方式，在这种方式下生活的人很少会结交伙伴，那里的民意只是冷淡和不善言辞地对无边地平线后面一些表达更清楚的声音加以附和而已。
孤独的生活只会滋生幻想，直到幻想成为狂想。而且，在“繁忙的城镇或拥挤的集市”产生的所有联系也几乎不可能让强悍的约克郡性格温顺驯服，这种性格从前在更偏远的地方曾迸发出奇特的倔强。最近有人给我讲了一个奇特的故事，一个地主（真的，住在山区兰开夏郡的一边，但血统和性格与另一边的居民一模一样），每年应该有七八百镑的收入，他的房子具有古老美观的特征，就好像他的祖先长期以来都是显贵一样。告诉我这件事的人被那个地方的外观震惊了，于是向陪同他的乡下人提议走到上面去，靠近些观察。回答是：“最好别，他会骂你一路。他曾经与人发生肢体冲突，并开枪打他们，就因为人家靠他的房子太近。”这位绅士进一步询问之后，发现荒原上的这位乡绅果真有这么不好客的习惯，便放弃了他的打算。我相信，那位野蛮的自耕农如今依然在世。
就在几年以前，在距离霍沃思没几英里的地方，另一位乡绅在家中去世了，他所在的家族更显赫，财产更丰厚——因此在人们的想象中应该受过更良好的教育，但那也未必。他最大的娱乐消遣始终是斗鸡。知道自己可能一病不起，只能待在房间里之后，他就让人把鸡带进房间，在床上观看那种血腥的搏斗。随着即将要他命的病越来越重，他没法儿转身关注比赛了，于是就让人在他躺着的四周和头上装上镜子，以便可以继续看斗鸡。他死的时候，就是这样。
与曾经发生在这些偏僻住所的那些真实的暴力和犯罪故事相比，这些例子仅是怪癖而已。那些故事依然留存在当地老人的记忆中，对于《呼啸山庄》和《女房客》的作者来说，其中一些故事无疑非常熟悉。
人们很难指望下层社会的娱乐会比受教育程度更高的富人的娱乐更高尚。好心地给我提供了一些细节的那位绅士回忆起约三十年前在罗奇代尔举办的嗾狗逗牛戏。公牛被锁链或绳子拴在河里的柱子上。这项活动举办的当天，为了增加水量，并且让他们的工人有机会体验野蛮的乐趣，磨坊的主人们还惯常于关闭磨坊。公牛有时会突然转圈，让拴住它的绳子把那些下水时不慎进入圈子里的人扫落水中。除了目睹公牛被折磨，狗被撕裂和甩开，看到他们的一两个邻居被淹死同样会让罗奇代尔的好人们兴奋不已。
霍沃思人的坚强和富有个性并不亚于他们在山两侧的邻居们。这座村庄坐落在两郡之间的荒原上，在基斯利和科尔恩之间的古老道路边。大概在18世纪中叶，作为在霍沃思担任了二十年助理牧师的威廉·格里姆肖牧师举行宗教仪式的场所，这座村庄在宗教界名声大振。在此之前，助理牧师可能与宗教改革之后的约克郡牧师尼科尔斯先生的地位差不多。威廉·格里姆肖牧师“沉溺于饮酒和交际”，他常常对他的同伴们说“你们只能在我离地三英尺的时候听从我”，也就是说，当他在布道坛上时。
格里姆肖先生的传记由考珀［15］的朋友牛顿［16］撰写；从中可以搜集到一些不寻常的细节，在他们的生活方式下，几乎所有人都是被一个拥有坚定的信仰和强烈诚挚的目标的人支配和管理的。看起来，他的宗教热情在任何方面都不曾引人注目，虽然他过着一种品行端正的生活，一直认真履行教区职责，直到1744年9月的某个星期日；那天，5点起床的那名仆人发现她的主人已经在祷告了，她叙述说，在房间待了一会儿之后，他前往教区居民家中举行宗教仪式，然后回家祷告；从那之后一直斋戒，到了教堂，他在正诵读第二段经文的时候倒下，从教堂被送回家之后，意识有所恢复。离开教堂的时候，他告诉会众不要散去，因为他还有些话要对他们说，没多久就会回来。他被抬到教士家里，再次昏迷。他的仆人给他按摩，想要恢复他的血液循环；清醒之后，“他［17］看到了荣似乎陷入了狂喜”，说出口的第一句话是：
“我在第三层天耀的景象。”他没说自己看到了什么，但又回到教堂，下午2点重新开始仪式，一直进行到7点。
从此时起，他以卫斯理［18］的热情和某种程度上怀特菲尔德［19］的那种狂热，全身心地号召教区居民过宗教生活。他们一直习惯在星期日用石头玩足球；向其他教区挑战或接受挑战。村庄正上方的荒原上会举行赛马，导致村民定期醉酒和放荡。婚礼上几乎都会有粗野的跑步比赛，正派的外地人都会觉得半裸的奔跑者太丢脸。“阿维尔”或葬礼摆宴的旧习俗导致喝醉酒的送葬者经常彼此大打出手。这样的习俗就是格里姆肖先生不得不打交道的那一类人所表现出来的。但是，他通过各种方式，一些最实用的方式，让他的教区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卫斯理和怀特菲尔德偶尔还会帮助他布道，那时，小教堂就显得实在太小，无法容纳从远处村庄或者孤寂的荒原小村涌来的拥挤人群；他们经常被迫要在露天集会；千真万确，教堂里甚至没有足够的空间容纳领圣餐的人。怀特菲尔德先生曾经在霍沃思布道时说了这样的言辞，希望无须对他的会众说太多，因为他们多年来一直坐在如此虔诚和虔敬的牧师下面；
“于是，格里姆肖先生从他的位置上站了起来，声音响亮地说‘哦，先生！看在上帝的分上，别那么说。我恳求您别抬高他们。我担心他们大多数人都要睁着眼睛下地狱’”。但是，如果他们势必如此，那么格里姆肖先生也就不费力阻止他们了。他常常每周在私人住宅里布道二三十次。如果他觉得任何人对自己的布道有所漠视，就会停下来，谴责那个人，不见到每个人都跪下是不会继续开始的。他对严格执行星期日的仪式非常认真，甚至不允许自己的教区居民在仪式间隙去田间走走。他有时会宣示一篇非常长的诗篇（据传是第119篇），人们吟唱时，他会离开读经台，带着马鞭走进酒馆，鞭打那些游手好闲的人，把他们赶进教堂。他们会偷偷地从后门溜走，飞快地躲开这位牧师的鞭打。他健康状况良好，身体敏捷，到处骑马翻山越岭，“唤醒”那些以前毫无宗教意识的人。为了节省时间和不让他举行祈祷会的家庭担负费用，他还随身携带食物；
在那种场合下，他一天里带的全部食物就是简单的一片面包和黄油，或者干面包和一颗生洋葱。
格里姆肖先生理所当然地反对赛马，这些比赛将很多放荡不羁的人吸引到霍沃思，简直就是将一根火柴带进当地的易燃物上，动辄就会迸发出来邪恶。情况是这样的，他千方百计地劝说，甚至威胁，试图取消比赛，但徒劳无功。最后，绝望的他严肃激昂地祷告，结果大雨如注，淹没了场地，就算观众愿意站在从天而降的大雨里，人和马也没了能下脚的地方。因此，霍沃思的赛马停办了，直到今天都没恢复举办。甚至到了现在，人们对这位好人的追忆也满怀敬意，这个教区也将他忠实的服事和真正的美德作为值得夸耀的一项内容。
但是，他的年代过去之后，我担心那种野蛮粗野、无信仰的生活方式有所重现，姑且这么说，他已经凭借个人性格的激情力量将他们拉出了那种生活方式。在浸礼会教徒建立了他们自己的礼拜场所之后不久，他为卫理公会的信徒修建了一座礼拜堂。确实，正如惠特克博士所说，这个地区的人是“坚定狂热的宗教教徒”，只是五十年以前，他们的宗教还没有融入他们的生活。往前追溯一半时间，他们的道德准则似乎还形成于他们挪威祖先的道德准则上。子承父仇是世袭的责任；千杯不醉被视为男性的一项优点。星期日的足球比赛重新开始，并向附近教区发起挑战，吸引来一群放纵的外地人挤满酒馆，让脑子比较清醒的居民们想念起好人格里姆肖先生粗壮的手臂和蓄势待发的马鞭。“阿维尔”的旧习俗一如既往地盛行。教堂司事站在敞开的墓穴一角，宣布“阿维尔”将在黑公牛或死者的朋友们选定的任何一家酒馆举行；
送葬者和他们的熟人就会到那儿去。这项习俗的起源是需要为从远方来的人提供一些饮食，作为向朋友最后致以敬意的标志。《奥利弗·海伍德传》中有两段引文，说明在17世纪向安静的非国教徒亲友提供的“阿维尔”食物种类；第一段（源于索尔斯比）说的是“冷牛乳酒、炖李子、蛋糕和奶酪”，是奥利弗·海伍德葬礼后的“阿维尔”。第二段按照那个年代
然而，霍沃思的“阿维尔”经常快活得多。穷人们估计只会为送葬者每人提供一个加了香料的面包卷；通常每位客人会往桌子中央的盘子里放些钱，支付烈酒——朗姆酒或麦芽酒，或者被称为“狗鼻子”的两样混合酒——的费用。比较富裕的人会为他们的朋友定一顿晚餐。在查诺克先生（继格里姆肖先生后的第二位接任者）的葬礼上，八十多人被邀请参加“阿维尔”，宴席的费用是每人4先令6便士，全都由死者的朋友支付。由于几乎没人“躲酒”，所以那天结束前，“上上下下打架”不断；有时还会出现“挠人”“插人眼睛”和“咬人”的可怕现象。
虽然我详细谈论了这些坚定的西区人性格中不同寻常的特点，就像他们在本世纪最初二十五年那样，而不是几年以后，但我毫不怀疑，即便如今，这些如此独立、任性和生性冷酷的人在日常生活中还有不少东西能让那些只习惯南方当地生活的人感到震惊；而且，反过来，我猜想精明、睿智、精力充沛的约克郡人会对这样的“外地人”不屑一顾。
我曾经说过，霍沃思教堂如今矗立的地方很可能曾经有一间苏格兰教堂或祈祷室。按照撒克逊法律，它在教会结构中处于第三或最低等级，无权负责安葬或管理圣事。这样的叫法［20］是因为它没有修建围墙，敞开面向毗邻的田野或荒原。根据埃德加［21］的法律，创建者不得减少上交什一税，还必须用自己收入的剩下九成供养行使职务的神父。宗教改革之后，在所有曾经是苏格兰教堂的简便礼拜堂，选择牧师的权利被授予地产业主和受托人，并且需要获得教区牧师的批准。但是，由于某种疏忽，从大主教夏普［22］时代开始，霍沃思的地产业主和受托人一直没有获得这项权利；选择牧师的权利落入布拉德福德教区牧师的手中。一位权威人士如此叙述。
勃朗特先生说：“这份薪俸的赞助人是布拉德福德教区牧师和特定的受托人。我的前任就是在布拉德福德教区牧师同意但受托人反对的情况下上任的，结果他遭到强烈的反对，仅仅上任三个星期就被迫辞职。”我的作品第二版出版后，一位约克郡的绅士曾经就这个话题好心地给我提供了一些额外信息，他这样写道：
只有布拉德福德教区牧师拥有霍沃思的任职推荐权。只有他可以推荐。然而，牧师薪俸的主要来源基金掌握在受托人手中，如果不同意被任命的人，他们有权拒绝发薪。查诺克先生去世后，教区牧师先是擢升了勃朗特先生，于是他前去担任预期中的助理牧师。他被告知，他们对他本人没有个人方面的意见，但作为教区牧师的提名人，他是不会获得认可的。于是，他推掉了这个职位，声明说如果无法获得教区的认可，他就是做了牧师也没什么用。因此，雷德黑德先生被试着介绍了过来。
雷德黑德先生被排挤走之后，一个新的难题出现了。总要有人先向和解迈出一步，但被激发的情绪无法缓和，行动变得复杂难解。这件事不得不提到某位独立仲裁人，我的父亲就是那位被双方投注目光的绅士。他们召开了一次会议，事情的解决方式是教区牧师将选择权让渡给受托人，而受托人接受教区牧师的推荐。他们立即选定了勃朗特先生，他的机敏审慎赢得了他们的心。
与担任过布拉德福德教区牧师一段时间的斯科斯比博士谈论西区居民的性格时，他提到在推荐雷德黑德先生获得这份薪俸的时候，霍沃思发生了一些骚乱，他说当地人的性格可以在这些细节中得以展示，建议我对此探究一番。我便照此行事，从一些尚在人世的当事人和旁观者的口中得知了那些抵制教区牧师提名的手段。
那位前任就是查诺克先生，我曾经提过的格里姆肖先生之后的第二位继任者。他长期患病，以至于无法在无人相助的情况下履行职责，而雷德黑德先生有时会帮助他，因此教区居民在查诺克先生生前对他非常满意，极为尊敬。但是，查诺克先生在1819年逝世之后，情况完全改变了，他们相信，受托人的权利一直被布拉德福德教区牧师不公地剥夺，而后者则将雷德黑德先生任命为终身助理牧师。
他主持仪式的第一个星期日，霍沃思教堂人潮拥挤，甚至走廊里都挤满了人；大多数人穿着当地的木屐。但是，雷德黑德先生正诵读第二段经文的时候，所有的集会群众仿佛出于一种冲动，开始离开教堂，拖着木屐啪嗒啪嗒地走，尽可能发出各种噪声，直到最后，只剩下雷德黑德先生和教士两个人继续这项仪式。这就够糟糕了，然而下个星期日，情况更加糟糕。那时，教堂像以前一样被挤满，只是走廊上空空荡荡。过道里没有人，也没有挡路的东西。在仪式上的诵读进行到上周骚乱开始的同一时刻，这其中的原因才得以显现。一个人倒骑了一头驴子进入教堂，头上摞着一顶又一顶的旧帽子，一直到戴不上为止。他催促胯下的牲畜绕着走廊走，于是群众的尖叫声、呼喊声和大笑声完全淹没了雷德黑德先生的所有声音，而且，我相信，他也不得不停止诵读。
迄今为止，他们尚未做出任何类似个人暴力的事情来，但第三个星期日，看到雷德黑德先生下定决心不顾他们的意愿，在几位从布拉德福德来的绅士的陪同下骑马经过村庄街道时，他们被大大激怒了。他们将马留在黑公牛（靠近教堂墓地的小酒馆，方便承办“阿维尔”及其他活动）走进教堂。人们跟着他们进去，带着一名烟囱清洁工，这名清洁工是他们那天早上雇来打扫几座教堂外部建筑的烟囱的，他后来不停地喝酒，直到酩酊大醉。他们把他放在读经台正前方，不管雷德黑德先生说什么，他那满脸污黑的脑袋都会醉醺醺、傻呵呵地点头同意。最后，要么是被某位恶作剧制造者怂恿，要么是出于某种醉酒的冲动，他费力地爬上布道坛台阶，想要拥抱雷德黑德先生。于是，这种不敬的玩笑变成了迅雷烈风。雷德黑德先生想逃走的时候，几个更蛮横的人将满身烟灰的烟囱清洁工推到他身上。
他们把他和给他造成麻烦的人扔在被倒了一袋烟灰的教堂墓地中。不过，最后，雷德黑德先生逃进了黑公牛，迅速闩上那里的门，外边的人们怒气冲冲，威胁说要用石头砸他和他的朋友们。有一位向我提供消息的老人那时正是那家酒馆的老板，他坚持说那些被激怒的暴民就是那样的脾气，所以雷德黑德先生真是有性命之忧。不过，这位老板打算让被他收容的这位不受欢迎的客人逃走。黑公牛靠近霍沃思那条又长又陡的街道顶端，底部有一处关卡，紧挨着通向基斯利的公路上的那座桥。指点这些被追捕的客人偷偷溜出后门（可能就是很多不成器的人曾经躲避好人格里姆肖先生马鞭的那扇门），这位老板和几个马倌骑上从布拉德福德来的这伙人的马在前门外来回走着，从气势汹汹等在那里的人群中间经过。从房屋之间的某处空隙之中，骑马的这些人看到雷德黑德先生和他的朋友们正在街道后面蹑手蹑脚地溜走；
于是，一踢马刺，他们飞快地冲向下面的关卡；那位令人讨厌的牧师和他的朋友便飞快地上马，等人们发现他们的猎物已经逃走，朝关闭的关卡大门跑过去的时候，雷德黑德和他的朋友已经飞奔出一段距离了。
那是雷德黑德先生这么多年以来最后一次出现在霍沃思。很久以后，他来此布道，布道的时候，他脾气很好地向聚精会神的广大会众提起我描述过的那次情形。他们对他表示衷心的欢迎，因为他们对他并无怨怼之心，虽然之前他们为了维护自认为属于他们的权利，还随时准备用石头扔他。
前面的讲述是我从两位在世者那里听来的，当时在场的一位朋友也能担保我复述得准确无误。我引述过他的话的那位约克郡绅士写来的一封信也从一定程度上印证了我的描述。
我对你在验证事实方面遇到困难并不觉得惊讶。回想我听说的和在我听说的这些事情上有发言权的人时，我就发现了这一点。至于驴子的说法，我相信你是对的。雷德黑德先生和他的女婿拉姆斯博顿博士对我来说也不陌生。他们两人我都喜欢。
今天，我问过两个在你提到的那段时间住在霍沃思的人，一位代理受托人的子女，他们两人的年纪都有六七十岁了，他们跟我保证说，驴子确实被骑了进去。其中一人说骑驴的人是个蠢汉，倒骑着驴，头上摞着几顶帽子。但是，向我提供情况的人都没出席那些教化仪式。我相信，在那两个星期日完成经过认可的整个诵读仪式以前，教堂里不会出现什么举动，我肯定，比较体面的当事人对雷德黑德先生怀有的敌意均与他个人毫无关系。他是个和蔼且值得尊敬的人，跟我有很多联系，给我提供了不少恩惠，我很喜欢他。在看到你的书之前，我从未听说过那个爬上布道坛台阶的清洁工。但他身着他那个等级的牧师服装在场……我也得补充一下，出现在星期日那些不幸的闹剧现场的很多人，其中大多数都不是居民，而是从教区边缘的荒原要塞来的人，当地人称呼那些地方“泥滩那头”，那些地方停留在比霍沃思与现代文明的距离还要遥远的阶段。
关于霍沃思礼拜堂教区居民的乡下习气，我可以给你介绍一两个例子。
寒冬的一天，一个霍沃思邮递员到我一个朋友的办公室送包裹，他就站在敞开的门旁。“罗宾！关门！”收件人说，“你们乡下没门
甚至在冬天，很多门经常也是敞开的。
若是引导有方，这个国家这个地区的本地人那种不屈不挠、独立自主的干劲无比宝贵；若是误入歧途，可就危险了。我永远忘不了喝得神经错乱的人表现出来的暴躁言行。不管是愤怒、轻蔑，还是沮丧，全都面目可憎。从前我拜访过一位最受尊敬的自耕农，他们家用最诚挚朴素的语言硬要我接受款待。我同意了。他对我说的话是：“不，先生，你得停下来喝点茶，你得，呃，你得。”桌上迅
我曾经与一位历经沧桑的老妇人谈话，复述了自己的幸事之后，在提起别的事时，她说起自己的语言能力，便肯定地说：“感谢上帝，我从来不是个嘴上抹蜜的女人。”尝试正确拼写这些方言［23］的时候，我感到特别困惑，但我必须为自己申辩，我得告诉你，我曾经在一封信里看到我刚才用过的那个词（申辩，excuse）被写成了“ecksqueaize”！
但是，有些事情往往或多或少地弱化了霍沃思的粗鲁概念。除了走在时代前面的城镇外，没有哪个乡村地区是这么引人注目的音乐品位和才华之乡，而且是在一段某种程度上难以发现它们的时期内。我去霍沃思的时候，发现有一支管弦乐队前来迎接我，全都是当地表演者，有唱歌的和演奏乐器的，汉德尔［24］、海顿［25］、莫扎特、马尔切洛［26］等人的名作对他们来说是家喻户晓。在知识、品位和声音方面，他们与普通的乡村合唱团截然不同，被许多场面宏大的节日多次请去独唱和合唱。尚在世的一个人，有一副我五十年内听过的最好的男高音嗓子，优雅而且有教养。一直有很多原因诱使他和其他人迁居；但是织布机、人际关系和山间空气散发的魅力足以让他们留在家乡。我喜爱他们的演出回忆，那份回忆延续了六十多年。这个地区的忠诚、憎恶和好客之情热烈、由衷、朴素，突出特点是每种都很热诚。
以我对他们的了解，作为一个民族，这些山民一直都温和、真实，但如果产生怀疑或愤恨，他们就会坚决有力地反抗。他们会向强迫的力量发起挑战。
希普先生就任布拉德福德教区牧师之后，在我的陪同下第一次到访霍沃思。那天是1816年或1817年的复活节。他的前任是可敬的约翰·克罗斯，被称为“瞎牧师”，一直对教区牧师的职责不闻不问。在必须制定并实施的一次深入调查的过程中，教区居民不乏出言激烈强硬的。对于一个旁观者来说，那些言辞尽管粗鲁，却也引人发笑，发人深省，预示着新上任的人到来时，如果被他们视为不速之客，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而那种情况后来也成为现实。
从他们特殊的教区位置和环境出发，这个礼拜堂教区的居民一直在急切、郑重和坚持不懈地反对教堂维持费。虽然距离母教堂有十英里，他们还是被要求支付这项讨厌的税费中的一大部分——我认为是五分之一。
除此之外，他们还要维护他们自己的建筑，等等。所以，他们竭力反抗，认为这是压迫和不公。他们成批地从山里辗转赶去布拉德福德参加教区会议，在那次仪式上不失时机地表现出内心的强硬，而不是外表的柔顺。幸好，让他们采取这种举动的那种场合已经多年不曾出现了。
在这个地区，承袭父系的名字很常见。通过教名和姓打听一个人，你可能很难找到他：但是，视具体情况打听“内德的乔治”或“鲍勃的迪克”或“杰克的汤姆”，你的困难就迎刃而解了。在很多情况下，人们会用一个人的住址认定他。早年间，我有一次要找乔纳森·惠特克，他在镇区拥有一间相当大的农场。我被打发到各个地方，直到我突然想起来打听“盖特的乔纳森”为止。那时我的困难才得到解决。这种情况起源于当地人一成不变的性格和与世隔绝的环境。
目睹过霍沃思体力劳动者以上阶层婚礼的人是不会轻易忘记那种场面的。四邻八舍的马被征用，一支由男男女女单独或两人骑乘组成的欢快马队一路行至布拉德福德教堂。酒馆和教堂好像是天然的纽带，虽然戒酒协会的工作在那时已经开始，但人们可不会总想着保持清醒的好处。重新上马，他们开始比赛，经常会有醉醺醺或不熟练的骑马男女退出战阵。从霍沃思那座桥梁到关卡的婚礼之旅常常是以赛马作为结束。你以后会知道，这条赛马线路绝对称不上公平。
1820年2月，勃朗特先生带着妻子和六个小孩儿，来到了无法无天但并非无情的这群人之中。那些尚在人世的人还记得七辆装得满满的马车缓慢笨重地驶过那条长长的石街，将那位“新牧师”的家居物品送到他未来的住所。
你会感到好奇，那位温和病弱的妻子，甚至那个时候，她的健康就在每况愈下，而她那荒凉的新家——低矮的石砌长方形牧师住所，位置很高，但后面还有更高的连绵荒原——又给她留下了怎样的印象呢？
勃朗特一家
帕特里克·勃朗特牧师大人是爱尔兰唐郡人。他父亲休·勃朗特幼年时就成了孤儿。他从岛南来到岛北，定居在洛克布里克兰德附近的阿哈德尔格教区。尽管休·勃朗特家境贫寒，可是根据他家里的传说，他是一个古老家族的后裔。但他和他的子孙对此都无心过问。他结婚很早，依靠自己耕种几英亩地的收入，抚养和教育了十个孩子。这个大家庭里的人，个个都身强力壮、容貌出众。勃朗特先生年老之后依然面容俊秀，他的个子高于常人，头型高贵，身姿挺拔。他年轻时一定是异常英俊。
他出生于1777年的圣帕特里克节（3月17日），幼年时就显露出过人的敏捷和聪颖。而且他雄心勃勃，有件事可以证明他的远见卓识，那就是，他清楚父亲无力为他提供金钱上的支援，必须依靠自己的努力，于是他早在十六岁时就开办了一所公共学校，并在之后的五六年里坚持着这种生活方式。然后他在德拉姆古兰教区长——尊敬的泰伊先生家里当起了家庭教师。接着，1802年7月，在他二十五岁之际，他进入剑桥的圣约翰学院深造。他在那里住了将近四年，获得了自己的文学学士学位，之后被任命为埃塞克斯的助理牧师，又从那里迁居至约克郡。这就是他人生轨迹的大致轮廓，体现出一种强大而非凡的性格，以一种坚毅而独立的方式，创造并追求着一个目标。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青年——一个十六岁的男孩儿，脱离自己的家庭，决心自食其力。而且，并非承袭家里的农耕劳作，而是要靠自己的头脑谋生。
据我所听说的情况，我想泰伊先生对孩子们的这位家庭教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也许给了他很多帮助，不仅在他的研究方向上，而且在他接受英国大学教育，以及入学方式上都给了他很多建议。现在，从勃朗特先生的讲话中已丝毫听不出他的爱尔兰出身；从他笔直的希腊式身条和椭圆形长脸上，也根本看不出他的凯尔特祖籍。但是，在二十五岁时，他就第一次踏出了自己仅有的生活圈子，站到了圣约翰学院的校门前，这足以证明他意志坚定，对别人的奚落不屑一顾。
在剑桥期间，他加入了一个志愿军团，当时全国都在号召他们去抵抗人们所担心的法国入侵。近年来我听他提起过，当年他们必须执行模拟军事任务，那时帕默斯顿勋爵［1］经常与他来往。
现在我们接着讲讲他定居在约克郡哈茨黑德当助理牧师的情况——远离了他的出生地和他所有的爱尔兰亲友。他其实并不在乎与这些亲友保持什么交往，而且我相信，自从他成为剑桥的学生以后，就再也没有回去看望过他们。
哈茨黑德是一个很小的村庄，坐落在哈德斯菲尔德和哈利法克斯的东面，可以说它是位于一个盆地环绕的土丘之上，居高临下，俯瞰一片壮美景色。勃朗特先生在这里住了五年，任哈茨黑德教区牧师期间，他向玛丽亚·勃兰威尔求婚并娶她为妻。
她是彭赞斯商人托马斯·勃兰威尔先生的第三个女儿。她母亲的娘家姓卡恩，勃兰威尔家父母双方的出身都很好，使他们能够跻身彭赞斯当时顶级的社交圈。勃兰威尔先生和太太同家里尚未成年的四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就生活在上流社会呈现最原始状态的时期，戴维医生［2］在他哥哥［3］的传记中详细描写了这种状态。
在那个人口约为2000人的镇上，只有一块地毯，房间的地板上撒着海沙，连一把银叉子都没有。
当时，我们的殖民地数量有限，陆军和海军的规模还小，对知识分子的需求也相对较小，绅士家的小儿子们往往有必要去学一门手艺或是技艺，这似乎并不是什么丢脸或者有失身份的事情。长子，如果不能任其成为无所事事的乡绅，那就送去牛津或者剑桥，准备从事神学、法律或医学这三方面的自由职业；次子或许要成为外科医生、药剂师或者律师的学徒；三儿子去给锡匠或钟表匠当学徒；四儿子就给包装工或稠布商当学徒，如果还有更多儿子要养，那就以此类推。
结束学徒生涯之后，这些小伙子们几乎都会去伦敦，完善各自的手艺或是技艺：待他们返乡安家立业时，便会无一例外地融入人们现在所认为的上流社会。那时的应酬方式与如今不同。除了一年一度的大宴时节，几乎没有什么宴会。圣诞节在当时也是一个特殊的纵情享乐的时节，人们轮流设宴待客，包括茶点和晚餐。除了这两个时期，应酬活动几乎仅限于茶会，三点聚会，九点散会，傍晚的消遣通常就是扑克牌的圆桌游戏，比如“教皇琼纸牌戏”［4］或是“交易牌戏”［5］。当时的下等阶层极其无知，所有的阶层都非常迷信；人们甚至还在相信女巫，而且几乎无比轻信鬼神和妖怪。芒特湾几乎没有一个教区见不到凶宅，或者说没有一个地方不带有神神鬼鬼的恐怖故事。甚至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记得在彭赞斯最好的街道上有座房子无人居住，因为据说那里闹鬼，年轻人夜里走过时都要加快脚步，心怦怦直跳。
中上等阶层不大爱好文学，对科学更是没什么兴趣，他们很少有高尚的兴趣爱好或是智力活动。狩猎、射击、摔跤、斗鸡，这些往往以酩酊大醉收场的活动才是他们最引以为乐的。走私活动猖獗；与之相伴的自然是酗酒和道德败坏。走私是胆大妄为的冒险家攫取财富的手段，酗酒和放荡则导致许多体面的家庭走向毁灭。
我做这样的摘录，是因为我认为它与勃朗特小姐的生活有关，她那坚强的意志和生动的想象所获得的最初印象一定来自那些仆人（在那个简朴的家庭里，仆人几乎成了一天中大部分时间的好伙伴），她们总在讲述霍沃思村的传统或新闻。这些新闻或是来自勃朗特先生，他与自己孩子们的交流似乎受到很大限制，他在爱尔兰和剑桥的生活也都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度过的；或是来自她的姨妈勃兰威尔小姐，她在夏洛蒂只有六七岁的时候就来到牧师住所，照料她已故妹妹的一家。这位姨妈比勃朗特太太年长，在戴维医生描述的那个彭赞斯社会里生活的时间也更久。但是，勃兰威尔家的人并不存在什么暴烈乖戾的秉性。他们是卫理公会教徒，据我了解，一种温和真挚的虔诚陶冶了他们的性格，净化了他们的心灵。据后人记述，父亲勃兰威尔先生富有音乐才华。他和妻子在世时看着所有的孩子都长大成人，后来两人先后去世，相距不到一年——他死于1808年，她死于1809年，当时他们的女儿玛丽亚有二十五六岁。
经允许，我翻阅了一系列共九封信件，都是玛丽亚在1812年那段短促的订婚期内写给勃朗特先生的。信中充满了温柔优雅的语句和女性的谦逊，字里行间还洋溢着深深的虔诚，这正是我刚才提到的那个家庭特征。我会从其中摘录一二，看看夏洛蒂·勃朗特的母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但是，我必须先讲讲这位康沃尔小姐是在什么情况下遇到这位来自洛克布里克兰德附近的阿哈德尔格的学者的。1812年初夏，在她将满二十九岁之际，她去看望自己的舅舅约翰·芬内尔牧师大人，他当时住在利兹附近，是英国国教会的牧师，不过他以前当过卫理公会的牧师。勃朗特先生是哈茨黑德教区牧师，附近的人都知道他容貌英俊，充满爱尔兰热情，多少也有点爱尔兰人那种轻易坠入爱河的本事。勃兰威尔小姐个子很矮，她相貌平平，但举止非常优雅，总是穿得朴素大方，符合她的性格，而她着装上的一些细节会让人想起她女儿给自己最喜欢的女主角选定的衣着款式。
勃朗特先生很快便迷上了这位娇小的姑娘，并且宣布情定终身。她在8月26日写给他的第一封信中说，她像是吃了一惊，发现自己竟已订婚，她也提到自己认识他只有短短的时间。信中其他部分有些笔触令人想起朱丽叶的话［6］：“可是相信我，朋友，总有一天你会知道，我的忠心远胜过那些善于矜持作态的人。”
信中还计划在灿烂的九月天去柯克斯托尔大教堂举办快乐的野餐会，“舅舅、舅妈和简表姐”都参加——简表姐和另一位牧师摩根先生订了婚；除勃朗特先生以外，当时参加野餐会的人都已经去世了。玛丽亚的朋友中没有人反对她的订婚。芬内尔先生和太太认可这门婚事，她远在彭赞斯的兄弟姐妹也都完全赞成。在一封9月18日的信中，她说：
几年以来，我的一切都是自己做主，不受他人主宰；反而几个比我年长许多的姐姐，甚至我亲爱的母亲，过去会在每个重大场合咨询我的意见，而且从未怀疑过我的意见和行动是否得当：也许你就要指责我这样说太自负，可你必须想想，我并不是自吹自擂。我有好几次都觉得这样对我不利，尽管这从未让我犯错，感谢上帝。不过，每逢迟疑难断的情况，我还是深感自己需要有人引导和指教。
在同一封信中，她告诉勃朗特先生，她已经把订婚的消息告诉了自己的姐妹，还说她不会像原来打算的那么早再见到她们。同一邮件寄出的还有舅舅芬内尔先生给她们写的信，信中夸奖了勃朗特先生。
在那个年代，从彭赞斯到利兹的旅程既漫长又昂贵，这对情侣没有多少钱可以花在不必要的旅行上。勃兰威尔小姐的双亲均已过世，所以婚礼就在舅舅家举办，这样的安排显得既慎重又得体。而且也没有理由延长订婚期。他们已过豆蔻年华，收入也能够满足自己平凡的需求。哈茨黑德的生活津贴在牧师名单上列为每年202镑，而她根据父亲的遗嘱得到了一小笔年金（据说是50镑）。因此，9月底这对情侣开始讨论买一所房子，我猜勃朗特先生在那之前一直在寄宿，一切都有条不紊地进行，眼看就能在即将来临的冬天结婚了，可到了11月，却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对此她耐心而优美地描述道：
我想，你从未料到你比我富有得多，而我要遗憾地告诉你，我比自以为的还要穷。我跟你说过，我已经请人给我寄送我的书和衣服等。星期六晚上，大概就在你写信描述想象中的船舶失事的时候，我却在品读和感受一次真正的船舶失事的效果。当时我收到了妹妹的一封来信，说托运我箱子的那艘邮船在德文郡海岸搁浅了，结果箱子就被汹涌的大海砸得粉碎，除了为数不多的几件物品以外，我那点家当被浩瀚的深海悉数吞噬。假如这并不预示着会发生什么更糟糕的事情，那我就不去在意它了，这还是我离开家以后的第一次遭遇呢。
这些信中最后一封的日期为12月5日。勃兰威尔小姐和她的表姐打算在下周开始制作婚礼蛋糕，也就是说婚期不远了。她一直在记诵勃朗特先生编写的一首“简短好听的赞美诗”，也在读利特尔顿勋爵［7］写的《劝女士》，还做了一些中肯公正的评论，表示出她在阅读的同时也在思考。就这样，玛丽亚·勃兰威尔淡出了视线。我们不再和她直接打交道，在我们耳中，她成了勃朗特太太，可她已是不久于人世的病弱之身。她仍然耐心，愉快，虔诚。这些信件字迹娟秀，其中不仅提到各种家务事——比如做婚礼蛋糕，也提到了她读过或正在读的书，显示出她的良好教养。虽然没有她女儿那种少见的天资，但我想勃朗特太太准是个不寻常的人，是个通情达理、始终如一的女人。这些信的风格从容优美，与出自同一手笔的那篇题为《从宗教问题看贫穷的优点》的文章风格一致，该文是后来才写的，准备在某期刊上发表。
1812年12月29日，她从约克郡的舅舅家出嫁了。同一天，她的妹妹夏洛蒂·勃兰威尔也在遥远的彭赞斯举行了婚礼。我想，勃朗特太太再没回过康沃尔，但她给还在世的那些亲戚都留下了非常愉快的印象。他们称她为“心爱的姨妈，他们和全家人都尊敬的人，一个富有才华、十分和蔼可亲的人”，还说她“拥有从父亲身上遗传的出众才华，却温顺腼腆，而且她的虔诚也是真挚而不张扬的”。
勃朗特先生在迪斯伯里教区的哈茨黑德待了五年。他在那里结婚，他的两个孩子——玛丽亚和伊丽莎白——在那里出生。任职期满之后，他前往布拉德福德教区的桑顿就任。西区有一些大教区，从人口数量和教堂数量来看，接近于主教辖区。桑顿教堂是一座小型的主教教堂，有很多新教教徒的纪念碑，其中包括公认的李斯特［8］和他的朋友霍尔医生。这一带荒凉偏远，大片大片的荒芜之地被包围在石堤之中，绵延至克莱顿高地。一家生意兴盛的独立公司建起了高大的石头厂房，公司成员建起了坚实的方形教堂，而桑顿教堂就像是被它们丢在了身后，看起来古老而孤单。总之，这地方不像哈茨黑德那么令人愉悦，哈茨黑德视野辽阔，放眼望去是云雾笼罩、阳光斑驳的平原和远处山峦迭起的地平线。
1816年4月21日，夏洛蒂·勃朗特就在桑顿这里出生了。紧接着，帕特里克·勃兰威尔、艾米莉·简和安妮都陆续出生。最小的女儿出生以后，勃朗特太太的健康便每况愈下。在收入有限的情况下，供养这么多幼小的孩子，满足他们细小的需求，实属不易。相比之下，满足吃穿方面的需求倒是容易得多，可是照料、关爱、安抚、游乐、感同身受，这些几乎同等必需的东西却没那么容易满足。1820年2月25日，勃朗特先生移居霍沃思，那时六个孩子中最大的玛丽亚·勃朗特才六岁多。当时认识她的人都说她严肃、多思、文静，可以说看上去远远超出她的实际年龄。她的童年不是真正的童年；拥有伟大天赋的人极少有幸体会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他们的非凡才能在内心跃跃欲试，他们过的并不是天然的感性生活——德国人所谓的客观生活——而是更深层的理性生活——主观生活。
小玛丽亚·勃朗特外表娇小，似乎更加衬托出她那不可思议的机智早熟。在家务和带孩子的许多事情上，她准是妈妈的伙伴和帮手，因为勃朗特先生肯定是经常待在书房里的；而且他天生不太喜爱孩子，总觉得他们的频繁到来不仅会拖累妻子，也会干扰一家人的舒适。
正如我在第一章里说过的，霍沃思牧师住所是一所长方形的石头房子，面朝下方村庄所在的小山，前门正对着大约100码以外的教堂西门。在这块空地上，约20码进深的地方是一座长满草的花园，也不比房子宽多少。房子和花园的两边都是墓地。房子有两层高，每层有四个房间。勃朗特一家搬进来的时候，把一进门左边那间较大的客厅当成了全家的起居室，而右边的那间给勃朗特先生用作书房。书房后面是厨房；起居室后面可以说是一间铺着石板的储藏室。楼上是四间大小相近的卧室，在过道上方，或是在我们北方所说的“门厅”上方，还多出一个小房间。这是朝着前面的，楼梯正对着门口通上来。整所房子里都有老式的靠窗座椅，令人感到舒适；看得出来，这座牧师住所是在木料丰富的年代建造的，巨大的楼梯扶手、壁板和厚实的窗框都可以证明这一点。
楼上多出来的那个小房间给孩子们用了。虽说很小，但也不叫育儿室，的确，里面没有温暖舒适的壁炉。仆人们——深情而热心的姐妹俩，一说起这家人你准会感动得掉眼泪——把这间屋子叫作“儿童书房”。年龄最大的一个学生当时应该有七岁。
霍沃思的居民没有谁穷得不得了。不少人在邻近的毛纺厂上班；少数人是小工厂主和小制造商；还有一些店铺老板，出售些不起眼的日常用品。可是若要看医生、买文具和书籍、打官司、买衣服和美食，居民们就得去基斯利。这里有几所主日学校：首先是浸礼会教徒开办的学校，随后是卫斯理公会教徒，最后是英国国教会开办的学校。卫斯理的朋友，善良的格里姆肖先生建起了一座简陋的卫理公会小教堂，但它紧挨着通往荒原的那条大路；浸礼会教徒接着筹建了一个礼拜堂，区别就是距公路后退了几码远。卫理公会教徒此后认为应该再建一座更大的教堂，离公路更远一些。一直以来，勃朗特先生跟每个教派团体都保持着亲切友好的关系，但他全家同每一位村民个人都保持着一定距离，除非从一开始就有什么事需要直接接触。有些人还记得勃朗特先生和太太来到他们中间时的情景，说“他们把自己关得严严实实”。
我相信，很多约克郡人都反对教区访问制度。想到任何人因职责所在都有权打听他们的情况，向他们提出建议或告诫，依他们那乖戾的独立精神，准会奋起反抗。古老的山地精神在他们内心挥之不去，可以套用一首打油诗来说，它就刻在距离霍沃思不出几英里的华里大教堂祭司席的一个座位下：“谁要是多管闲事，谁最好回家，给他的鹅穿鞋子去。”
我问了霍沃思附近一个区的一位居民，他去做礼拜的那个教堂的牧师怎么样。“是个少有的好牧师。”他说，“他管他自己的事，从不操心
勃朗特先生诚恳地去看望病人和所有请他前往的人，他还勤恳地照管着学校，他的女儿夏洛蒂也是如此。但是，由于他们本身十分珍重隐私，所以他们也许就过于小心，生怕侵犯别人的隐私。
从初到霍沃思起，他们外出散步时就总是走向牧师住所后面上坡方向的石楠丛生的荒原，而不是走向下坡方向的长长的村庄街道。勃朗特太太来到霍沃思几个月以后，体内就长了肿瘤，而且肿瘤不断增长。一位好心的老妇人过来照料她。这位老妇人告诉我，那时六个孩子常常出去散步，手拉着手走向绚烂多彩而人迹罕至的荒原，几个大孩子体贴周到地照顾着蹒跚学步的小家伙们。后来的岁月里，他们都无比热爱那片荒原。
他们严肃而沉默，超出了他们的实际年龄，很可能是因为家里有人患重病而郁郁寡欢。在我的信息提供人讲述的那个时期，勃朗特太太一直待在卧室里，再也没有活着出来。“你都不知道房子里有孩子，小家伙们都是那么安静乖巧，悄无声息。玛丽亚（玛丽亚只有七岁！）会把自己关在儿童书房看报纸，等她出来的时候就能给别人讲述一切——议会的辩论，还有各种我不知道的事情。她对弟弟妹妹很好，就像他们的妈妈一样。从没有过这么好的孩子们。以前我以为他们是无精打采，他们跟我见过的任何孩子都如此不同。他们都是乖巧的小家伙。艾米莉是最漂亮的一个。”
勃朗特太太还是我们以前看到的那个既耐心又开心的人。她身患重病，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但即使有也很少抱怨。状态好的时候，她就请护士把她从床上扶起，好看着护士清理炉栅，“因为在康沃尔就是像她那样清理炉栅的”。她全身心地爱着丈夫，丈夫也热情地回报她的感情，她从不麻烦别人在夜里服侍她。但是，据我的信息提供人说，这位母亲不怎么盼望多看看自己的孩子们，或许是因为知道他们不久就要失去母亲，现在看到他们也只会让她痛苦不堪。所以小家伙们就静静地黏在一起，因为他们的父亲总是忙着，在书房里、教区里，还要忙着照顾他们的母亲。孩子们自己吃饭，坐在“儿童书房”里看书或是窃窃私语，要不就手拉着手在山坡上漫步。
卢梭［9］和戴先生［10］的教育理念已经渗透到了许多阶层，得到了广泛的传播。我想，勃朗特先生一定是参考这两位理论家，形成了自己管教孩子的一些想法。我的一位姑妈曾受过戴先生的一位信徒的管教，勃朗特先生的管教法还不及那一半的野蛮和奇特。大概比我正在写的这个时期早二十五年的时候，这位先生和他的妻子把我这位姑妈作为养女带回家一起生活。他们是有钱人，心地也善良，可给她的食物和衣服却是斯巴达式最简陋的、最粗糙的。她是个健康快乐的孩子，不怎么在乎吃穿，可她感到真正严酷的待遇却是这样的。他们有一辆马车，她和家里最受宠爱的狗隔日轮流乘马车出去兜风；轮到谁留在家里，谁就要被放在一条毯子里抛来抛去——我姑妈最怕这件事。或许正是因为她害怕这项抛掷活动，所以他们才坚持这么做。打扮成的鬼怪已经让她见怪不怪，所以毯子练习就成了强化她神经的下一个方式。
众所周知，戴先生打消了迎娶塞布丽娜的主意，他一直以结婚为目的来教育这个姑娘，而悔婚的原因是，就在预定婚期的前几个星期里，她出门做客的时候，穿了一件薄纱袖子的衣服，犯下了举止轻浮的过错。不过，戴先生和我姑妈的亲戚都是仁慈之人，只不过被深刻地灌输了一种奇思怪想，以为经过系统的训练，就可以把人变得像最理想的野人那般大胆顽强和天真质朴，全然忘了他们的学生将来必然会历经文明生活的各种堕落和高尚，他们将从中体会到感情与习惯的可怕孤立。
勃朗特先生希望让自己的孩子能吃苦耐劳，并且漠不关心吃穿方面的乐趣。他在女儿们身上成功地做到了后者。
总的来说，他那坚强、热情的爱尔兰性情依靠坚忍克己得到了压制；但是，尽管他在行为举止上具有处之泰然的冷静和端庄，他那爱尔兰脾气依旧存在；虽说他在生气或是不高兴的时候一言不发。勃朗特太太生性和蔼，凡事总往光明的一面去想，她会说：“他从没对我说过一句气话，我还不该感到欣慰吗？”
勃朗特先生是个健走的人，能在荒原上走出好多英里去，心中留意着风和天气的所有自然征兆，密切观察着出没于最荒凉的山峦间的所有野生动物。他见过老鹰俯下身来给雏鹰觅食；如今这些山坡上已经看不到老鹰了。
在当地或全国的政治问题上，他总是毫无畏惧地站在自己认为正确的一边。在卢德分子［11］时代，没有地方法官执法，西区的所有财产都处于可怕的危险之中，这时他就支持通过法律进行强制干预。他在工厂工人中便不受待见，于是他认为自己手无寸铁地孤身长走会有生命危险，由此他开始养成了一个至今还保持着的习惯，总是随身携带一把上膛的手枪。这把手枪就挨着他的手表放在梳妆台上，早晨跟手表一起带在身上，晚上再跟手表一起摘下来。
多年以后，他住在霍沃思期间，发生了一次罢工。那一带的工人觉得自己受到了老板的侵害，便拒绝工作。勃朗特先生认为他们遭受了不公正、不公平的待遇，于是动用自己的一切力量，协助他们“把狼从门口赶走”，免除他们的债务负担。霍沃思一带有几位较有影响力的居民都是工厂主，他们非常尖锐地向他提出抗议，但他坚信自己的行为是正确的，于是他坚持到底。
或许，他的看法往往既狂妄又错误，他的行为准则稀奇古怪，他的人生观存在片面性，近乎愤世嫉俗。但是，他所持的见解没有一个受到世俗动机的干扰或粉饰，他按照自己的行为准则办事，如果说他对人类整体的看法尚且夹杂着一丝厌世，他对待私人交往的个人行为举止却并不遵循这种看法。他的确带有很强烈、很激烈的偏见，还非常固执地坚持这些偏见；他的确悟性平平，看不到自己觉得完全知足的生活对别人而言也许就是悲惨不堪的。但我不会装作能够协调统一他性格中的方方面面，能够对它们做出解释，能够把它们整合为前后一致、明白易懂的整体。我现在介绍的这家人，他们扎下的根，深到我无法洞悉。我无法衡量他们，更无法评判他们。之所以例述这位父亲的古怪之处，是因为我认为，了解它们对于正确理解他女儿的一生是有必要的。
1821年9月，勃朗特太太去世，这些安静的孩子们的生活势必变得更加安静，更加孤寂。在后来的岁月里，夏洛蒂极力唤回自己对母亲的记忆，还能回想起她的两三幅画面。其中一个是：暮色时分，她同小儿子帕特里克·勃兰威尔在霍沃思牧师住所的客厅里一起玩。但是一个四五岁的孩子，有的也只是些支离破碎的回忆罢了。
由于消化器官的某种疾病，勃朗特先生在饮食方面必须十分谨慎。为了避免诱惑，可能也为了获得食物消化所需的清静，他在妻子去世以前就开始一个人吃饭——他始终保持着这个习惯。他不需要人陪伴，因此不论是在散步还是在日常生活中，他也不找人做伴。他居家时间的那种安静规律只是偶尔被打破，有时是教会执事来，或者有人为教区事务来找他；有时是邻区的牧师下山穿过荒原，再爬上山来到霍沃思牧师住所，在那里度过一个傍晚。不过，由于丈夫搬到这个教区以后不久勃朗特太太就去世了，再加上距离遥远，还得穿过荒凉的乡下，这些牧师朋友们的妻子并不会陪丈夫同来。就这样，勃朗特家的女儿们从童年成长到少女时期都被奇特地剥夺了她们这个年龄、性别和身份的女孩儿自然该有的一切社交活动。
可孩子们并不想要什么社交活动。他们也不习惯那些幼稚的童趣。他们彼此融为一体。我看，从没有一家人能比他们更加相亲相爱。玛丽亚看报纸，然后把上面的消息讲给几个妹妹听，奇怪的是她们都会感兴趣。但我怀疑他们并没有什么“儿童读物”，他们如饥似渴的心灵就像查尔斯·兰姆［12］说的“自由自在地驰骋在英国文学那片水草丰盛的牧场上”。家里的仆人们似乎对小勃朗特们非凡过人的聪颖印象十分深刻。他们的父亲就这个话题给我写了封信说：“仆人们常说她们从没见过（像夏洛蒂）这么聪明的小孩儿，她们在她面前说话做事都得注意。不过，她和仆人们一直相处得十分和睦。”
这些仆人还健在，她们住在布拉德福德，都已经是上了年纪的老妇人了。她们对夏洛蒂还保留着一份忠实而深情的回忆，说她从“还是个小不点儿的时候”起，就一直那么善良，她一定要派人把家里不用的旧摇篮从牧师住所送到一个仆人的父母家，给那位仆人的小婴儿妹妹用上，否则她就无法安心。她们讲述了夏洛蒂·勃朗特做过的种种好事和善举，从她小时候一直讲到她生命里的最后几个星期；勃朗特先生这最后一个孩子去世时，多年前离开的一位仆人还专程从布拉德福德赶到霍沃思看望他，向他致以衷心的慰问。我可以再补充一则逸事，来证明放在本卷最前面的勃朗特小姐的肖像是多么逼真。有位好心参与编纂这本回忆录的绅士，拿着刚出版不久的第一卷，来到这位老仆人家，就为了让她看看这幅肖像。她一瞥见扉画就惊呼道：“这就是她。”还对她丈夫喊道：“快来，约翰，你看！
”她女儿也同样感到惊讶，画得竟如此相像。敬爱勃朗特一家的人也许并不多，可凡是爱上他们的人，都会长久而深情地爱着他们。
我还是回到父亲的那封信上来。他说：
夏洛蒂和她的弟弟姐妹们还只是孩子的时候，刚学会读书写字就开始自编自演一些小剧，其中，我女儿夏洛蒂心目中的英雄威灵顿公爵一定要当胜者；关于他和波拿巴［13］、汉尼拔［14］、恺撒［15］的功勋孰胜孰败，在这个问题上，他们之间常常发生争执。每当争论越发热烈，达到白热化的地步时，由于他们的母亲已经过世，有时只好由我出面仲裁，根据我的最佳判断来平息争论。通常，在处理这些问题的过程中，我经常认为自己发现了才华显露的迹象，这是我以前在他们的同龄人身上很少或者从未见过的……我现在想起一件事，不妨说一说。在我的孩子们很小的时候，据我记得，最大的大概十岁，最小的大概四岁，那时我就觉得他们懂的东西比我已经发现的还要多，为了让他们不那么羞于言表，我觉得要是能用什么把他们的脸遮起来，应该就能达到我的目的。家里正好有个面具，我便让他们挨个儿站起来，在面具的掩护下大胆发言。
我从最小的孩子开始（安妮，后来的阿克顿·贝尔），我问她，像她那样的孩子最想得到什么？她回答说：“年纪和经验。”我问下
父亲为了弄清楚孩子们隐藏的性格，采用的方法怪异而简单，再加上这些问答的语气和特点，都反映出勃朗特一家所处的环境产生的这种稀奇古怪的教育。他们不认识其他孩子。他们只在客厅里无意间听过神职人员谈话的一些只言片语，或者在厨房里听到别人议论一些村里和当地的趣闻，除此以外，他们并不知道其他的思维方式。他们各有各的鲜明个性。
他们对公众人物，还有报纸上议论的当地及国内外的政治问题都十分感兴趣。早在玛丽亚·勃朗特还没去世的时候，在她只有十一岁时，她父亲就说能与她一起谈论重要的时事新闻，而且就像同成年人谈话一样无拘无束，轻松愉快。
寄宿学校生活
勃朗特太太去世约一年以后，我在前面提起过她的一个姐姐从彭赞斯过来了，照管妹夫的家务事，也照看他的孩子们。我相信，勃兰威尔小姐是一位善良、尽心的女性，很有个性；但是，由于她几乎一辈子都生活在同一个地方，难免会有些狭隘的观念。她抱有强烈的偏见，不久就开始讨厌约克郡这个地方。在彭赞斯，我们北方称为温室花朵的那些植物遍地生长，即使在冬天也不用任何遮蔽，而暖和的气候也允许乐意外出的居民经常在户外生活；可在这里，不论鲜花还是蔬菜都没法旺盛生长，就连找一棵中等大小的树都得四处搜寻一番。从此就成为她住所的这个地方，绵延上去很远都是一片阴冷而空旷的荒原，上面的积雪久久不化。秋冬的夜里，来自四面八方的风常常就像是在这里碰头，然后一同怒吼，绕着房子呼啸肆虐，仿佛野兽在拼命寻找一个入口闯进里面。对于一个早已年过四十的女人来说，从彭赞斯搬到这里来住，着实是一次巨大的改变。
她怀念乡村小镇上周而复始的那些愉快的走亲访友，怀念自儿时起就认识的朋友，其中有些人早在成为她的朋友之前还是她父母的朋友。她不喜欢这地方的许多习俗，尤其讨厌霍沃思牧师住所里，从过道和客厅的石板地上泛起的那种阴冷潮气。我相信，楼梯也是石头的，这并不奇怪，因为采石场就在附近，而树木却得去很远的地方找。我听说，勃兰威尔小姐害怕自己着凉感冒，因而总是穿着木套鞋在家里走来走去，咔嗒咔嗒地上楼下楼。出于相同的原因，她晚年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是在自己的卧室里度过的，吃饭也大多如此。孩子们尊敬她，对她也因敬重而生出一种亲情，但我认为他们从没有敞开心扉地爱过她。对任何一个像她那般年纪的人来说，要像她那样彻底变换环境和住处，的确是一项严峻的考验，因而她的美德也更显伟大。
除了缝纫和夏洛蒂后来很擅长的家务活以外，我不知道勃兰威尔小姐是否还教过她的外甥女们什么其他东西。他们日常的功课是讲给父亲听的，而且他们一直习惯于自己去学习大量五花八门的知识。不过，大概就在一年前，英格兰北部为牧师的女儿开设了一所学校。学校位于考恩桥，那地方是利兹和肯德尔之间的公共马车道上的一个小村庄，每天都有公共马车，其中一站就在基斯利，因而从霍沃思去那里交通便利。依据1842年的报告中给出的入学规定，每个学生每年的费用如下所示。我相信，自从1823年建校以来就没有涨过价：
第11条规定：服装费、住宿费、餐费和学费为每年14镑；学生入学时预付一半金额；另交1镑入学费，用于书籍的使用等。教学内容包含历史、地理、地球仪的使用、语法、写作和算术，以及各种针线活和高级家务活——比如细麻布上浆、熨烫，等等。如需学习才艺，学校设有音乐和绘画课程，每年每科加收3镑学费。
第3条规定要求牧师朋友们从每个学生的前途出发，说明希望她学习的方向。
第4条规定说明了每个女孩儿要随身带去的衣物和洗漱用品。最后是这样说的：“学生应穿同样的衣服。戴普通的乡间草帽；夏季，星期日穿白裙，其他日子穿土布裙；冬季，穿紫色夹棉裙，戴紫色布披风。”为统一着装，她们需带上3镑，不用再带裙子、大衣、女帽、披肩和饰边。每个学生应带到学校的总额就成了：预付半年费用7镑，入学书费1镑，入学服装费1镑。
第8条规定：“所有信件和包裹应接受管理者的检查。”但这是
其他规定里没什么值得一提的，勃朗特先生打定主意送他女儿们去考恩桥学校的时候，手里肯定拿到了一份入学规定。1824年7月，他便把玛丽亚和伊丽莎白送进了学校。
现在，我的话题写到了一个我自认为很难处理的部分，因为各方面的有关证据如此矛盾，看起来简直不可能找出真相。勃朗特小姐不止一次对我说过，她真不该在《简·爱》里写洛伍德那部分，要是早知道人们会一眼认出那地方是考恩桥，她就不会那样写了，虽说她对那所机构的描述字字属实，都是她当时了解的真实情况。她还说，她认为在小说中没必要像在法庭上那样，不偏不倚地陈述每个细节；也没必要去追究动机和体谅人的过错。她要是能平心静气地分析那所机构管理者的所作所为，可能就会这么做了。我相信，她自己也会很高兴能有机会，来纠正她的生动描绘给公众心里留下的过于强烈的印象，尽管她直到最后也许还是倾向于为了事实本身而坚信事实——为了绝对真相而坚信自己对真相的见解，因为她终生都在身心上遭受着那里发生的事情的后果。
这本书前几版的有些评论以为，夏洛蒂·勃朗特在考恩桥逗留期间的绝大部分情况是我从她本人那里得知的。其实那个地方我只听她说过一次，那是在我认识她的第二天。当时，有个小孩儿在吃饭时不大愿意吃完他的那片面包，她便俯下身对他低声说，她在他那个年龄的时候要是能有一片面包，真要谢天谢地了。当我们问她——尽管我不确定我自己是否说话了——她提到的是什么情况，她回答得有所保留而且犹豫不决，显然是在避开这个话题，她觉得这个话题会让人过多地谈论她的那本书。她说起考恩桥的燕麦饼（威斯特摩兰郡称作拍面包）与约克郡的那种发酵燕麦饼不一样，她小时候不喜欢吃。在场有个人便提起了骚塞［1］在《备忘录》里写的那个真实的故事《可怕的登特编织者［2］》，里面有个人小时候也不爱吃那种饼。她微微一笑，说不只是食物的不同：食物本身还被厨师的肮脏马虎糟蹋了，所以她们姐妹才极其厌恶她们的伙食。
她说，当医生说那些肉不行的时候，她感到轻松而高兴，还说她看到医生都把肉吐了。我从她那里听过的细节就只有这些。她极力避谈细节，我想我们之间从未提到过卡勒斯·威尔逊先生的名字。
我毫不怀疑我的信息提供人总体上的准确性——他们向我提供并且郑重地复述了下文中的细节——但是，关于这个话题，我在上面所讲的内容差不多就是我从勃朗特小姐那里听来的全部情况了，只有这样说对她才是公正的。
住在柯比朗斯代尔附近的一位牧师，威廉·卡勒斯·威尔逊大人，是创办这所学校的发起人。他是个精力充沛的人，为了实现自己的目标不遗余力。他看到，对于收入有限的牧师而言，为自己的子女提供教育是一项极其艰难的任务；于是他想出一个计划，每年募捐一定数额，补足要想提供一份扎实而充足的英国教育所必需的数目，这样的教育光靠家长每年支付14镑肯定是不够的。确实，家长们支付的费用仅仅用于住宿和膳食的开销，学费要靠捐款提供。学校共任命十二名理事，威尔逊先生不仅是理事，他还担任司库兼秘书。事实上，他自己担负了大多数的业务工作，这个责任妥妥地落在了他的身上，因为他住得比其他任何一位感兴趣的人都离学校更近。所以，他那谨慎的性格和他的判断力就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考恩桥学校的成败。多年以来，学校的运营一直是他生活的重要目标和兴趣所在。
然而，他显然并不熟悉良好管理的基本要素——寻找完全称职的人在各部门任职，让他们各司其职，根据结果评判他们，避免无休止地干预个中细节。
威尔逊先生持之以恒、孜孜不倦地管理着学校，做了那么多好事；可在他年老多病的时候，那些曾经归咎于他的错误还要被揪出来让他难堪，再加上勃朗特小姐天才之作的渲染，他遭遇了格外强烈的指责，为此，我禁不住感到难过。他对学校的成功怀有深厚的兴趣，对此我们不必心存任何疑问。在我写作时，我面前放着他在1850年辞去秘书一职时说过的最后几句话：“由于身体欠佳，只好收回那只眼睛，无论如何，它曾经乐于怀着诚恳和关切的兴趣守望着学校。”他还补充道：“因此他辞职，并希望感谢上帝愿意通过他这个媒介来实现的一切（他深深地感到并哀叹自己的体弱无用）。”
考恩桥是一个村舍聚集的地方，有六七所小屋簇拥在一座桥的两头，桥上是从利兹到肯德尔的公路，桥下是一条名为莱克的小河。这条公路现在差不多已经没人走了，但是以前的确是人来人往的。那时，来自西区制造业发达地区的买主们频繁北上，向威斯特摩兰郡和坎伯兰郡的农民购买羊毛，也许考恩桥这个小村庄在当时看起来要比现在繁荣多了。这个村子位置不错，就在莱克山降至平原的地方，溪流沿岸长着赤杨树、柳树和榛树丛。水流不时被灰色的碎岩石打乱，河床布满又大又圆的白色鹅卵石，湍急的水流把它们冲到两侧，免得被挡住去路，有几个地方的石子被冲得都快垒成墙了。在这条又小又浅、波光粼粼、奔涌向前的莱克河边上，是大片的牧场，长满高地上常见的那种纤细的矮草；虽然考恩桥坐落在平原上，但在你从莱克河到达卢那峡谷之前，这里的平原会有多处地势缓缓下降。
去年夏天我去那里的时候，四周的空气清新扑鼻，弥漫着百里香的气味，我简直不明白那所学校怎么会这么不利健康。但是如今人人都知道，选择容纳多人居住的建筑场地远比选择私人住所的场地更要慎重小心，因为人们密集聚居在一起就容易引发疾病，不论是传染病还是其他疾病。
当初被用作一部分校舍的那所房子如今还在。那是一所弓形窗户的长条形村舍，现在分成了两处住所。它面向莱克河而立，两者之间是一块空地，进深七十码左右，曾经是学校的花园。这所房子原先是皮卡德家的故居，他们家有两代人在那里住过。他们把房子卖给了学校使用，学校又盖起一座新楼，与老房子成直角位置。这一新建部分专门用作教室和宿舍等；学校迁至卡斯特顿以后，它成了接通河流的线轴加工厂，利用赤杨木生产木制卷轴，考恩桥周边的土地上生长着茂盛的赤杨木。这个工厂现在已经毁掉了。这所校舍在我写的那个时期正用作教师的房间、餐厅和厨房，还有一些较小的卧室。走进这所建筑时，我发现最接近公路的一部分已经改造成一家简陋的酒馆，当时正在招租，全然一副荒废之地的邋遢样子，令人难以判断，假如收拾利落，破损的窗玻璃换好，粗抹灰（如今已经开裂褪色）补好刷白，它会是什么样子。
另一头是一所屋子，还是一百年前的那种低矮天花板和石头地板，窗户很难打开，也开不大，楼上通往卧室的过道狭窄而曲折。总之，房子里的气味久久不散，潮湿也难以去除。但是，三十年前很少有人懂得卫生问题，况且，要在公路附近找一所房间充裕的房子，还不能离教育计划的发起人威尔逊先生的住处太远，那可是件大事。当时迫切需要这样一所机构，众多收入微薄的牧师欢呼着期待它的到来，等学校准备就绪，他们就急忙去给自己的孩子报名。毫无疑问，威尔逊先生很高兴看到人们这样迫不及待地期望他的想法实现，他用手头不到一百镑的资金开起了学校，关于学生的人数，不同人说法不一。创始人的儿子W.W.卡勒斯·威尔逊先生说学生有七十人，而创始人的女婿谢泼德先生说只有十六名学生。
威尔逊先生很可能觉得，整个计划的责任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家长交的钱勉强够食宿，人们也不会慷慨地给一项尚未试行的计划捐款，校内的一切安排都必须十分节俭。他决心经常亲自检查来执行节俭办事，或许他做到了不必要的程度，偶尔还插手一些小事，有时就会适得其反，让人感到恼火。然而，后勤方面虽然节约，但似乎还没有什么吝啬之处。肉、面粉、牛奶等都是承包采购的，但是质量很好。我看过手写的伙食规定，伙食既不差也不缺乏营养，总体上也不乏多样性。早餐是燕麦粥，需要午餐的人可以吃一块燕麦饼，正餐是烤牛肉或煮牛肉，还有羊肉、土豆派，以及不同品种的家常布丁。五点，年纪小的学生有面包和牛奶，年纪大些的学生可以吃一片面包（只有这一顿会限制食物），她们睡得晚，晚些时候还要再吃一顿相同的餐食。
威尔逊先生亲自规定饮食，他非常关切食物的好品质。但厨师粗心大意、不讲卫生、大手大脚，由于他深得威尔逊先生的信任，长期以来谁也不敢对他抱怨一句。有些孩子觉得，燕麦粥就算做法得当也不好吃，也就没有营养。在考恩桥学校，端来的燕麦粥往往不仅是煮焦了，而且里面还能看到些令人作呕的其他碎东西。本应在做菜前先用盐仔细腌制的牛肉，常常因疏忽而腐坏。在我说的这位厨师在职期间，与勃朗特姐妹是同学的几个女孩儿告诉我，给她们做饭的烤箱里散发出变质脂肪的臭味，像是从早到晚一直弥漫在整个校舍里。制作布丁时也是同样的粗心大意。有一道规定的布丁是用米煮成的，搭配糖蜜汁儿来吃，可它往往无法食用。因为煮米水取自雨水桶，里面都是房顶上积落的灰尘，灰尘随雨水滴流至陈旧的木桶中，木桶本身也给最初的雨水增添了一丝风味。牛奶也常常“发馊”，这是乡下对腐败变质的说法，这种发馊比发酸还要糟糕得多，它意味着并非因为天气炎热，而是因为奶锅不干净才变质的。
每逢星期六，大家要吃一道派或者土豆和肉的混合食物，是用一周以来剩下的所有边角料做成的。从肮脏凌乱的食品柜里取出的碎肉片儿，绝不可能让人胃口大开。我相信，这顿饭是考恩桥学校早期岁月里最让人厌恶不过的一餐。想象得出，对孩子们来说，这样的食物有多么令人反感，她们的胃口很小，平时吃的食物或许要简单得多，但都做得精致而干净，也就既美味诱人又卫生可口。尽管年幼的勃朗特姐妹都饿坏了，也有很多顿不吃饭。她们初到学校时就不怎么健壮，那时刚从麻疹和百日咳的并发症中康复不久。其实我都怀疑她们还没怎么康复，因为1824年7月，校方还曾进行过一些磋商，讨论能否接收玛丽亚和伊丽莎白入学。勃朗特先生在那年9月又来过一次，带着夏洛蒂和艾米莉入学。
老师们居然没有告诉威尔逊先生食物的烹制情况，这看上去很奇怪；但我们必须记住，威尔逊一家认识厨师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而老师们却是为了一项完全不同的工作——教育工作——才召集到一起的。她们被明确告知，教育才是她们的岗位，采购和管理伙食是威尔逊先生和厨师的职责。老师们当然不愿意就这个问题在他面前说三道四。
所有的女孩儿还得经受另一个健康考验。她们每星期日都要去坦斯特尔教堂听威尔逊先生讲道。从考恩桥到坦斯特尔教堂的路程超过两英里，顺着没遮没挡的乡间地势蜿蜒起伏，夏天在这里散步倒是感到神清气爽，可冬天却是严寒刺骨，尤其是对勃朗特小姐妹那样娇弱的孩子来说。她们胃口不好，吃不下给她们准备的食物，她们总是处于一种半饥饿状态，结果血液循环也十分缓慢。教堂里没有取暖的条件。它矗立在田野之中，湿气必定会聚集在墙壁四周，从窗户里钻进来。女孩儿们随身带着自己的冷饭，趁两次礼拜之间，到入口上方那个从以前的走廊改出来的房间里去吃。这一天的安排，对身体纤弱的孩子来说特别难受，尤其是那些精神欠佳、渴望回家的孩子，可怜的玛丽亚·勃朗特肯定就是这样，她的病情一直加重，百日咳的后遗症——咳嗽的老毛病一直没好。
她的头脑远比她的任何一个玩伴和伙伴聪明，正因如此，在她们中间她会感到孤独；然而她也有些令人头疼的缺点，致使她的老师们一直不怎么喜欢她，其中一位老师讨厌她到了冷酷无情的地步，她就是《简·爱》里描绘的“斯卡查德小姐”，我就手下留情不透露她的真实姓名了。我几乎不必说，在夏洛蒂重塑人物的精妙之笔下，海伦·伯恩斯简直就是玛丽亚·勃朗特的翻版。直到我们最近一次见面的时候，夏洛蒂的心还充满了徒然的愤慨之情，因为她那温柔、耐心、奄奄一息的姐姐遭受了这个女人的困扰和虐待。《简·爱》里的那一部分，字字都是那对师生之间发生的几个场景的真实再现。通过描写海伦·伯恩斯遭遇的那股力量，同期的学生一下子就知道了是谁写的这本书。在此之前，她们就已经看出，描写坦普尔小姐的美好、高贵和仁慈，也是为了致敬一位老师的美德，但凡认识这位老师的人都很尊敬她；
而当书中抨击斯卡查德小姐时，她们也在《简·爱》的作者身上认出了一位不知不觉中为受苦者报仇的妹妹。
她们的一个同学给我讲了以下的情景，别的更为糟糕的情况我就不写了：玛丽亚睡觉的宿舍是一个长长的房间，两边各有一排窄小的学生床；这间宿舍的尽头有个小卧室，住着斯卡查德小姐。玛丽亚的床最靠近这间卧室的门。一天早晨，她病得很重，身体一侧都长出了水疱（疮肿没有痊愈），可怜的玛丽亚听到起床铃响了，就呻吟着说自己病得很厉害，非常严重，她希望能卧床休息；有些女孩儿劝她继续躺着，说她们会去跟管理人坦普尔小姐说明情况。但是斯卡查德小姐就在跟前，她们去找善良体贴的坦普尔小姐来干涉之前，先得面对斯卡查德小姐的愤怒；因此这个生病的孩子只得开始穿衣，她冻得浑身发抖，在床上慢慢地往她又瘦又苍白的双腿上穿上黑色的毛线长袜（我的信息提供人讲话的时候，仿佛当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不曾消失的愤怒令她满面通红）。就在那时，斯卡查德小姐走出她的房间，不容这个生病和受惊的女孩儿解释一句，便抓住她长了水疱那一侧的胳膊，使劲把她拽下了床，拽到地板中央，不停地辱骂她，说她的习惯肮脏邋遢。
然后就把她留在那儿，自己走了。我的信息提供人说，玛丽亚没说什么，只是恳求那些愤怒不已的女孩儿冷静下来；而她缓慢地、哆嗦着，停顿了好几次之后，终于走到了楼下，还因迟到而受到惩罚。
任何人都能想象得出，此情此景会在夏洛蒂心中激起多少怨恨。我只是奇怪，玛丽亚和伊丽莎白去世以后，夏洛蒂怎么没有抗议父亲要把她和艾米莉送回考恩桥学校的决定。但是，孩子们往往意识不到，她们单纯的揭露有时能起到作用，可以改变朋友们对她们身边的人所持有的看法。此外，夏洛蒂那真诚而活跃的头脑，在不同寻常的幼小年纪便已看到教育的巨大作用，教育能为她提供她有能力、有毅力去运用的工具，而且她也意识到，考恩桥的教育从很多方面来看，都是她父亲能给予她的最好的教育了。
玛丽亚·勃朗特去世以前，在1825年春季，暴发了《简·爱》里说的那场低热病。病症刚一出现，威尔逊先生就大为惊慌。他去找了一位慈母心肠的女人，她与学校有点儿关系——我想她是给学校洗衣服的——他请她来看看孩子们到底怎么了。她收拾妥当，随他一起乘马车前往。她一进教室，就看到十二个到十五个女孩儿四处躺着，有的头疼得把头贴在桌子上，有的就躺在地上。女孩儿们个个都抬不起眼睛，脸色通红，面无表情，疲倦不堪，四肢疼痛。她说有种特殊的气味，让她认出她们患的是“热病”，她告诉了威尔逊先生，还说自己不能留在那儿，怕把病传染给自己的孩子们。可他半是命令半是恳求地让她留下来看护学生，直到他最后登上自己的马车离开时，她还在请求说自己必须回家去，没人能替她照料家事。然而，当她被这样无礼地硬留下来之后，她也就决心尽力而为了，结果证明她是个非常能干的护士，尽管她自己说，那真是一段令人沮丧的时光。
威尔逊先生按照最好的质量和最慷慨的方式提供了医生指令的所有东西，病人由巴蒂医生照顾，他是柯比的一位非常高明的外科医生，从学校成立之初就负责医务管理，后来他成了威尔逊先生的妹夫。除了夏洛蒂·勃朗特以外，我还听到两个见证人说过，巴蒂医生强烈谴责饭菜做得有问题，他当着众人的面把食物吐掉了。公平地说，他自己并不记得这回事，他也没说热病本身令人恐慌或者情况危急。约有四十个女孩儿患了此病，但是她们当中没有一个死在考恩桥，虽然有个女孩儿患病之后健康每况愈下，死在了自己家里。勃朗特姐妹没有一个患上热病。可是，让其他学生得上斑疹伤寒从而有损健康的那些原因，同样无疑也在影响着她们的体质，只是比较缓慢而已。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就是食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