绣花针与土耳其木偶：作为隐喻的风格

文 / 孙红卫 插图 / 文嘉
全文刊登于《新知》2016年第6期（总第18期）《红色专辑》

加缪之后，帕慕克制造了世界文学中又一件著名的谋杀案。与其8 年前《黑书》中那桩发生在当代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失踪案相比，这个案子则事发于更久远的400 年前的伊斯坦布尔、萨菲王朝鄂图曼苏丹统治时期。那也是欧洲如火如荼的文艺复兴时代。不难想象，故事中的那几位有着如画一般绚丽昵称的画师“橄榄”、“蝴蝶”、“鹳鸟”、“高雅”正在殚精竭虑为苏丹绘制巨作的同时，佛罗伦萨的大师提香正在威尼斯勾画爱神维纳斯，而莎士比亚正在遥远的不列颠创作他那将来会流传于世的戏剧。西方人已抵达了历史的门槛，将要跨入一个全新的时代，而东方还固守着旧有的秩序。然而，由于地理的毗邻，两个世界不可能相互绝缘地各自行进，各种势力与影响势必暗中传播，顺着多孔的边界线渗透至帝国的心脏，带来思想的扰动。在这历史的转捩时期，各种事件自然纷繁多样，而帕慕克选择着笔的地方是绘画艺术。
美国著名小说家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曾在《纽约客》一篇评论这部小说的文章中不无讽刺地写道，帕慕克将沉重的文化意义压载在细密画“窄窄的肩膀”上。正是东西之间的冲突，或者更准确地说“东西之间绘画理念的冲突”直接导致了书中的谋杀。
书中，苏丹陛下委派一位被称作“姨父”的画家带领画师绘制一本手抄绘本。姨父召回离别12 年之久的侄子“黑”，协助绘本的创作，后者则同时试图重新获得寡居的表妹谢库瑞的爱情。姨父本人的绘画思想已经受到威尼斯画派的影响，开始偏离经典的细密画理想，与守旧派画师的艺术理念与信仰产生了严重分歧。因此，画师高雅先生和姨父相继遇害。凶案发生之后，“黑”在“蝴蝶”、“鹳鸟”和“橄榄”这3 位细密画画家中查找凶手，根据绘画风格的蛛丝马迹，最终找出真凶。不过，此处的谋杀并不仅仅是柯南·道尔式的纯粹的杀人案，而更多的是发生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伟大传统之中，以谋杀写人，写人所栖居其中的世界——在此处，写的是被帕慕克称作“我的命运”的土耳其文化。尽管如此，拥有福尔摩斯式的细致入微的观察方式，从细小之处发掘出重大线索，或借用帕慕克在小说《黑书》中的说法，具备“以一根绣花针挖掘一口水井”的能力，自然有利于我们揭开这场谋杀的谜团。
“以针挖井”这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意象也出现在帕慕克的诺贝尔获奖演说之中，用来譬喻艺术创作近乎自虐的艰辛，而在《我的名字叫红》（Benim Adm Krmz）这部小说中，针的意象更是多次出现，既是雕龙刻凤的创作工具，又是不惜戕害肉身以求最高精神境界的手段。鹳鸟先生为了画“一匹世界上最漂亮的马”，在流传于世的插图中，“选定了一匹最优秀的马”，“拿一根针，轻巧地在图画的轮廓线上戳洞”，在下方垫一张白纸，“朝模版缓缓撒下适量的煤灰，然后轻轻摇晃，让煤灰顺利掉入洞孔。拿开模版。一点一点的煤灰把美丽马匹的整个形体准转印到了下方纸上”。然后，“以迅速而果断的笔触优雅地连起黑点”，“完成全世界最美丽的马”。被尖锐的羽毛针刺瞎双目的细密画大师谢赫·阿里则说道，“我记得最近11 年来所绘的手抄本中所有的优美，包括每一根线条、每一个笔触。
而我的手也能够在我看不见的情况下凭记忆再画一遍。伟大的陛下，我可以为您画出绝世经典。因为我的眼睛不再受世间的污秽所扰，我将能以记忆中最纯净的模样，描绘出安拉的一切美丽。”他信守自己的诺言，“凭借记忆，为白羊王朝的统治者画出了一本最辉煌的书本。”这恰是因为，如细密画大师毕萨德的老师米瑞克所言，“唯有从失明细密画家的记忆中，才能看清安拉眼中的世界”。衰老的细密画家“在记忆与失明的黑暗中眼前浮现出安拉所见的世界时，能够让他的手自然地描绘出精致的图画”。
任何画家画出的都是记忆中的马，也即是柏拉图式的马的理念。所以真正的大师孜孜以求的并不是感官的直接体验，不是肉眼凡胎所观察并摹写的现实世界（例如威尼斯画派或法兰克画家透视法的写实再现），而是神圣的、大写的真实，这种真实才是更为本质、稳定的实在。这就是为什么在这本书的同名章节“我的名字叫红”中，讨论“红色”这个颜色的是两位目盲的大师。对于大师们而言，不存在法兰克人用来摹画普通剑伤的各种浓淡的红色，“只有软弱无知而犹疑的细密画家，才会用不同的红色调来描绘一件红色长衫。”事实上，“只有一种红色，我们也只相信这种红色”。若信从这样的理念，则失明与否并不重要，个人的风格与独创也并不重要。书中凶手杀人的动机就是要维持这种秩序。这与法兰克人带来的充满个人风格的绘画产生了剧烈的冲突。《我的名字叫红》这部小说最显白的主题其实就是一种红色与多种红色的冲突——究竟是相信只有一种万古不变的理想的红色，还是相信有着“五十度”不同色调的红色？
是否如老去的大师们所信仰的那样，把“一位细密画家活跃的工作生涯，看作是为了最终幸福的失明与失明者的记忆做好准备”？
然而，与此同时，一个谋杀者会留下蛛丝马迹，一个作家也会有自己专有的风格，在字里行间隐匿自己的签名。在这部小说中，风格是一个庞大的隐喻。这个隐喻层次丰富，内涵深厚，包裹了书中种种显白与隐晦的主题。谋杀者拙劣的作案手段、细密画巨匠精湛的描绘手法、法兰克画师逼真的透视技法、小说家本人的创作笔法甚至个体生命的存在方式，都隐匿于风格的背后，寓于风格与签名。这不仅仅是纯粹美学方面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还牵涉到神学与存在论方面的问题。对于细密画传统而言，签名和风格是最大的傲慢，不异于绝对的异端与亵渎，掩饰了对造物主最极端的不敬。这种聚焦人、以人的视角观察世界的绘画方式实际上是对神的统治的最大的反叛，见证了西方“我思”精神的诞生。甚至一个贩夫走卒都可以在绘画中得到永生。在遇害前，姨父感慨道，“唯有通过法兰克风格才能让一个人的面孔永垂不朽。
而且，不单单是威尼斯的居民迷上这个概念，整个法兰克地区所有的裁缝、屠夫、士兵、神父和杂货小贩都一样……就算是一个对绘画一窍不通、愚蠢可怜的裁缝，也会想拥有这么一幅肖像，为借由看见自己独特的弯鼻，他会相信自己不是一个平凡的傻瓜，而是一个特别的、独一无二的人。”一个大写的“我”悄然觉醒，质疑神赋予的谦卑的位置与永生的承诺，转而专注于当下，专注于这个世界。以个人主义为表征的现代时期到来了。这无疑是一次地动山摇的知识范式的改变，将一切旧有的秩序与传统震出一道道裂隙。神的世界无可挽留地分崩离析，一个新的时代即将开始。这种剧变带来的是一种悬而未决的沉重感与可怖的焦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