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西神话看不同的执政理念与国际关系

从中西神话看不同的执政理念与国际关系
华 龙
目 录
一、宙斯与女娲和神农：精致利己与大公天下
二、“巴黎”与“欧洲” 的诅咒
三、华夏文明之根：《易》与黄帝
四、“罗马”：令人尴尬的血统
五、移花接木：“雅利安” 与“龙根” 劫持战的幕后玄机
六、鲧与普罗米修斯：相似的行为，天壤之别的命运
七、中西眼中的大禹和女娲：同一个神话，天差地别的诠释
八、龙的传人，神族的后裔
今天，中国企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走出国门，却时常碰壁，屡被绞杀。内外因种种，重要内因之一，是国人长期被“西方中心主义”催眠洗脑，导致今日难以透过表象去洞察西方社会真相及文化的本质。理解一个民族的真实心态与处世原则、衡量一种文化的真正发展高度，最佳途径之一，是通过这个文化的神话。神话传说中的英雄们构成一个特定民族对自己历史的诠释，诉说着该民族内心深处的真实向往、认同的价值取向。古希腊神话是这样，华夏古代神话也同样如此。
一、宙斯与女娲和神农：精致利己与大公天下
与华夏文明相比，古希腊神话和哲学思想中显著缺失的因素，是仁义、道德与智慧。在古希腊，这几大要素几乎不被提及，或被漠视。其神话中弥漫的，是神与人、神与神之间的血腥争斗、欺骗和杀戮。这些神话中的主角们普遍展示出的“英雄”特征，是不惜一切手段追求荣耀与强权，满足自己的私欲。
古希腊神话中最著名的，恐怕莫过于宙斯神及其他奥林匹斯诸神。宙斯就是每届奥运会都要象征性地祭奠崇拜的那个希腊主神。宙斯的家庭充满血腥争斗和互相残杀。宙斯的亲生父亲克洛诺斯是老一辈的主神，曾将自己的亲生父亲——天神乌拉诺斯残忍杀害，并将身体肢解成碎块、抛入大海。为了不让自己也沦落到同样下场，克洛诺斯就吞吃了自己所有的孩子，生下一个吞一个。及至宙斯降生时，克洛诺斯的妻子设计以石代子，结果宙斯连同早先被吞吃掉的婴儿诸神们一同被救出。在把父亲及其他老一辈诸神统统驱逐后，宙斯又与自己的手足们展开了一场血腥权力争斗，最终获胜并夺取了主神这个位置。

历史上，西方几乎历代君主与执政精英都仰慕的偶像亚历山大登上王位几乎就是宙斯的一个历史翻版。宙斯在奥林匹斯山顶安家并统治天下，这座“圣山”不仅成为他集权的象征，也成为西方文化中血腥征服的文化意识与历史传统的一个折射。
在神话中，宙斯有一个毫不含糊的性格特征：残酷暴躁、不惜一切手段、毫不留情惩罚那些冒犯自己者。宙斯的日常活动并不局限于统治天地，也包括干种种凡间俗事，比如与人间的男女调情、用各种手段诱惑他们，并会毫不犹豫地将任何不中自己意、冒犯自己者杀死。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希腊人对主神宙斯充满恐惧。这种恐惧正是古代奥林匹克体育盛会期间战争被中止的真正原因。在古希腊，体育竞赛期间，战争通常被中断，这个习俗与如今被打造编织的“和平说”毫无关联，而是因为奥林匹克赛会本来就是为了向宙斯神表示效忠臣服而举办的，没有任何希腊人胆敢冒犯这个宙斯神。换句话说，神与人之间的对立是西方文化传统的一大特征，在奥利匹克体育盛会期间停止战争是出于人对宙斯神的深深恐惧，是一个充满暴力、强权文化意识的折射。
“神”与“人”之间存在着鲜明的对立，这个特征，不仅在古希腊，也在犹太-基督教、两河流域的神话中普遍存在。与此形成强烈对比，华夏文明的神话总体上显示了“神”与“人”之间的和谐统一，体现了 “天人合一” 的自然规律及宇宙运行法则，这是华夏文明的核心。遵循这个宇宙法则，华夏古代神话强调的，是仁义的美德、无私的奉献、舍己为人的尊贵人格，是智慧与大公天下的理想与政治实践，其中的诸神与英雄们往往也是这样的典范。女娲就是这样一位华夏先帝。

在有关女娲的传说中，诸神争战破坏了“天”，女娲为补“天”、解救天下万物生灵，不辞辛苦，忘我献身地“销炼五彩石以补苍天”，最终不仅将自己化为最后一块补天石，而且功成不居，默默隐退：“不彰其功，不扬其声，隐真人之道，以从天地之固然。何则？道德上通，而智故消灭也。”(《淮南子·览冥训》)。
如同诸多华夏古代神话，女娲“销炼五彩石以补苍天”的故事隐含多层蕴意，在最高维度上，是对丹术这门生命科学、中华医学智慧瑰宝的秘密传授；在社会伦理层面上，这个神话故事传输的，是华夏民族崇尚的理想美德：大无畏的大仁、大义、无私奉献。女娲的故事同时也反映了另一华夏传统美德：谦虚。自古以来，“谦虚”就被华夏民族尊崇。伏羲传输的《易经》是华夏文明之根。“谦”卦在《易》中占据着一个特殊地位：在《易》的六十四卦中，唯有一卦六爻皆“吉”，这就是“谦”卦。这个特殊性也解释了为什么这一美德会在华夏社会拥有不同寻常的崇高地位。
女娲的美德与仁义之行也同样体现在华夏另一往圣先帝神农身上。“古者，民茹草饮水，采树木之实，食蠃蠬之肉。时多疾病毒伤之害，于是神农乃始教民播种五谷，相土地宜，燥湿肥墝高下，尝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令民知所辟就。当此之时，一日而遇七十毒。尧立孝慈仁爱，使民如子弟。”（《淮南子•修务训》） 神农以其舍身忘己、无私奉献的行动成为后世的楷模。为了向人类传授治病救人的医学知识，神农不顾剧毒对自己的生命威胁，遍尝百药。神农显示的，是华夏独特的仁、义、勇和无私忘我的尊贵理想。
神农数千年后的二十一世纪，当中国面临非典、新冠病毒的大疫突袭、民族生存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时，华夏往圣先贤们以自己的生命与无私奉献传输的中华医学及其民族精神都成为护国济民的法宝。其间不乏舍生忘死、无私奉献的华夏儿女。超越自我的大义、大勇来自大仁，这是华夏生生不息传承的独特的民族魂。

二、“巴黎”与“欧洲” 的诅咒
今天，至少在表面上，我们或许很少再见到鸦片战争、八国联军入侵时毫不掩饰的野蛮凶残之暴行，但在“民主与博爱”的温情面纱下遮盖的，是远比表面上可见的野蛮更险恶的用心与企图，对中国乃至世界带来的伤害与摧残也更深远而难以估量。而这一切也都源于同样的心态与文化。自古希腊起，贯穿西方统治精英心灵深处的永恒诉求与典型的行为方式，也在神话传说中的“特洛伊战争”中得到了充分体现。为了私人的恩怨、个人的荣耀与强权，不惜使用贿赂、欺骗的手段，制造混乱、诉诸暴力、制造战争，并肆无忌惮地霸占他人所有。在这方面，基督教西方家族中“大姐大”法国的首都“巴黎”这个城市、乃至“欧洲”这个地区名字的古希腊神话宗源，就完美折射着西方社会的文化心态与直到今天的行为方式。
“巴黎”（Paris）取自古希腊神话中特洛伊国王普里阿摩斯之子的名字，希腊语为“帕里斯”（Πáριç），翻译成中文就变成了“巴黎”。因有神谕预言他会毁灭自己的国家，巴黎自小即被父亲遗弃，成为一名牧羊人。

有关巴黎的著名神话故事之一，是“巴黎的裁判”（‘Judgment of Paris’）。故事说的是宙斯神在奥林匹斯山的居处举行了一场盛大宴席，庆祝佩琉斯与忒提斯的婚姻。几乎每一个神或半神都被邀请，但未请掌管纷争的女神厄里斯。厄里斯决意报复，便把一只金苹果抛进了宴席的宾客中，上面刻着“kallisti”一词，即“送给最美丽的女人”之意。于是参加宴席的诸女神争吵不休。宙斯神之妻赫拉与女神雅典娜、阿佛洛狄忒都认为这苹果是送给自己的，便请宙斯评判，在她们之间选定一位。宙斯深知不论他选定哪一位，必定会惹怒其她两位女神怨恨自己，于是就精明地把这得罪人的“选美”差事交给了巴黎，让他去判定谁是“最美的”女神。
为了让自己入选，三个女神都使尽全身解数，设法贿赂巴黎，让他挑选自己。赫拉答应将所有欧洲、亚洲的所属权给他；雅典娜许诺给他作战的技能，并拥有成为最伟大的勇士所需的智慧与能力；而阿佛洛狄忒则诱惑说，如自己被挑选，将会把地球上最美丽的女人——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之妻海伦带给巴黎。为了进一步引诱巴黎，阿佛洛狄忒又让自己的衣袍落地，裸露全身。于是巴黎选择了阿佛洛狄忒为最美的女神。
这也是为什么阿佛洛狄忒（罗马翻版“维纳斯”）被认为是“美神”及“爱神”的由来。“维纳斯”作为“美神”及“爱神”的地位与声誉，就是这样靠贿赂得来的。不仅如此，在得知自己是特洛伊国王之子后，巴黎离开了自己美丽忠贞的妻子，去特洛伊寻找他的那些显贵亲戚。在赢得一场打擂比赛后，巴黎被忘记了预言的国王认可，并被作为友好特使派往斯巴达，去缔结友好盟约。好客的斯巴达国王及妻子海伦盛情款待了巴黎，但这一切得到的回报是：趁国王外出之时，巴黎突袭了墨涅拉俄斯的家，不仅将海伦劫持，还将国王宫殿洗劫一空，将好客的主人家中的珍宝悉数盗回了特洛伊。

如此也就引发了另一个著名的神话故事——“特洛伊战争”及其著名的“特洛伊木马”战术——由这些海伦以往的追求者组成的军队对特洛伊发起了进攻。特洛伊战争就如此因为一场有关“选美”竞赛中的贿赂加上一场夺人之妻的私人恩怨而爆发了。
背信弃义、肆无忌惮地抢劫他人所有，这个行为方式与思维模式也贯穿着古希腊神话及西方历史发展进程。在当代国际博弈中，这些古希腊神话都成为现实版的教科书。有关“欧洲”起源的神话传说是另一个典型范例。许多人想当然地以为，“欧洲”自古即存在。实际上，直到中世纪，在今天被称为“欧洲”的地区，并没有“民族”或“国家”的概念，而是分布着一个个部落、封建领地，这些部落与领地基本上都是松散而相对隔绝，处于闭塞、贫穷、近乎文化荒漠的状态，缺乏民族根与文化渊源。所以，“欧洲”（欧罗巴）这个词最初基本上没有“民族”或“国家”之类的概念。
在中世纪的争战中，这些部落、领地的领主们开始建立“国家”。当时，因为没有什么可让他们感到自豪的历史文化传统或可追踪溯源的民族根，所以古希腊神话中出现的诸神、英雄人物的名字等就被广泛取来，作为这些新崛起的“民族”与“国家”的渊源。
“欧洲”/“欧罗巴”（‘Europa’）这个名字源自古希腊神话，是位于西亚的腓尼基一位公主的名字。欧罗巴的美丽让希腊主神宙斯心生邪念，趁欧罗巴在河边玩耍，宙斯化为一只白色公牛来到欧罗巴的身边，趁欧罗巴不备，将其绑架到腓尼基海岸以西的克里特岛，并生下米诺斯、拉达曼迪斯和萨尔珀冬。这个克里特岛也被定位成“欧洲”的一部分，其文明则成为“古希腊第一文明”。就这样，本属于亚洲的“欧罗巴”被“绑架”到了欧洲，中世纪才在教会的推动下逐渐形成一个政治、地理、文化上的概念。

腓尼基民族及文化，翻译过来，就是“凤/ 紫色”之意，这个神秘的民族与文明在远古是否与华夏文明有着密切关联，是相当值得探究的另一话题。这里可以说的是，把原属于亚洲的欧罗巴据为己有，“欧洲”由此诞生并获得了文化溯源的“第一桶金”。华夏命理学原则之一，是“姓名”通“性命”。大千世界，人名、物名、地名皆“刑名相符”，如影随形，如响随声，从一个名字可看其历史、未来及运程，见种知果，这是大自然运行的规律，也是深谙这些规律的华夏往圣先师们传授的“命理学”一部分。
自从中世纪“欧洲”诞生以来，它的历史发展就如同一面镜子，映射着它的名字起源，这是一部背信弃义、通过各种手段劫掠其他民族的文化与物质财富的掠夺史。对美洲及澳洲大陆原住民祖辈生息土地的剥夺与近乎种族灭绝的虐杀，对自然资源最富有的非洲大陆的盘剥与奴役，鸦片战争以来对中国所进行的一系列战争与战争赔款的索取……这一幕幕生灵涂炭的悲剧书写着“欧洲”殖民强权近现代的崛起与发迹史。
三、华夏文明之根：《易》与黄帝
与古希腊神话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华夏神话中的先帝们致力于百姓福利、天下和平繁荣的努力。一个典范就是黄帝。“畏天爱地亲民”（《经·立命》）——这是黄帝为后世君王们留下的执政原则。当他为自己选择治国经世的仿效榜样时，黄帝选择了“天”与“地”——超越时空的“天”道智慧与厚德载物的“大地”仁德。与古希腊的宙斯或亚历山大一样，黄帝也为自己的执政状况担忧，但宙斯、亚历山大等西方统治者们担忧的，是自己失去统治权，他们恐惧的，是自己的荣耀与权威不再。为了满足私欲，维护个人权力与荣耀，他们不惜一切手段，包括杀父弑君。而黄帝忧心的，是如何更好地治国理天下、如何致力于天下民众的福利。
就如道家记载的：“黄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养正命，娱耳目，供鼻口，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又十有五年，忧天下之不治，竭聪明，进智力，营百姓，焦然肌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黄帝乃喟然赞曰：朕之过淫矣。养一己其患如此，治万物其患如此。於是放万机舍宫寝，去直侍，彻钟悬，减厨膳，退而闲居大庭之馆，斋心服形，三月不亲政事。昼寝而梦，游于华胥氏之国。至人不以物累形，不以形累心，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忧喜无变于己，亦有何患？黄帝以此去万有之累，而将复乎一。故斋心服形，梦游华胥氏之国也。”（《列子·黄帝篇》）

君主是否值得成为君主、一个政府是否有存在的合理合法理由，必须以天道为准，必须遵循大自然法则，这是“自然法”的真正含义，也是华夏文明中“天命”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在这个大自然法则下，君主必须以天下利益为先，因为天道与天下的利益、百姓的利益不可分割并以之为准绳。这是华夏文明奠基者们为自己与后世设立的执政基准，因而才有盘庚对大臣们的著名告诫：“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尚书·盘庚下》），也有老子的 “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道德经·13》）。
儒家的“与民同乐”、天道、仁道治国平天下之道等理念，也同样如此。在这个文明理念下，执政者一旦背离了百姓与天下的利益，就等同于违背了天道与大自然的法则，也就失去了“天命”，失去了执政的合理合法性。由此引发的，则是“革命”。“革”是华夏文明之根《易经》中的一卦，这充分显示了华夏文明内在的自我更新的无限生命活力。在世界民族之林中，唯有华夏文明自古至今从未中断，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正是这种无限的生命活力。
同样，《易》所示“王道”的另一模式也是只有“霸权”概念的古希腊、古罗马以及此后至今的西方文化都缺失的。《易》的“比”卦中，“王用三驱”就是利用古时华夏君王的狩猎习俗，以示“治国平天下”的一个原则：网开一面。“网开一面”一方面是说做人称王要仁慈宽大，另一方面，以这个帝王狩猎习俗作为类比，《易》也在政治哲学这个层次上传授了一个治国平天下的原则，揭示了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并为基于这些原则的国际关系设定了基调：允许其他人或民族拥有自己的自由意志、民族自决，允许所有人通过自由意志来投奔一国或其君主，而不是靠强权征服去迫使他人俯首称臣。这是儒、道同源的华夏本原文明理想，无论是道家的“无为而治”，还是儒家强调的君主修身养性，一个共同点就是：一国之君必须首先要有真正的才能与仁义美德，这样天下才会不招自来。

四、“罗马”：令人尴尬的血统
无论是执政者，还是社会中的普通个人，“德”在华夏民族传统中占据着极为特殊的根基地位。反观西方，缺少“德”的修养也尤为显著。不仅作为主神的宙斯如此，其中的诸多“英雄”也同样如此。玩弄贿赂游戏、背信弃义的“巴黎”就是这样一个典范。
“巴黎”是基督教西方“大姐大”、法国的首都。一千多年间，巴黎一直位居基督教西方世界文化、政治、军事、密教政治等权力中心地位，依据命理学，以“巴黎”取名，也让这个城市以及以这个城市为中心的一切，都携带着与古希腊神话中那个特洛伊王子“巴黎”同样的能量。基督教西方的另一权力中心——“罗马”这个名字的神话起源，也同样如此。罗马城的奠基者被追溯到神话中的特洛伊王子埃涅阿斯。这个埃涅阿斯是“美神”与“爱神”维纳斯的儿子，美神维纳斯就是希腊神话中的阿佛洛狄忒女神在罗马神话中的翻版。刚才我们看到，阿佛洛狄忒女神的“美神”及“爱神”之称最初是如何通过美色贿赂得来的，并如此引发一场战争。
如此一位女神之子，也被拿来，定位成罗马人的祖先，并被贴上“拉丁人”的标签，甚至由此为罗马帝国的第一个统治王朝（朱里亚-克劳狄王朝）提供了一个“历史佐证”：自己是特洛伊及罗马的英雄、是神的正宗嫡系后代、是罗马的奠基者，因此有合理合法的统治权。在神话故事里，特洛伊城被“特洛伊木马”计谋攻陷后，埃涅阿斯逃出特洛伊，并在逃亡的路上被告知，自己的命运是要找到那后来成为“意大利”的土地，在那里，他的子孙们会强盛，并统治整个世界。

如此，原本来自位于今天土耳其特洛伊的罗马人，也被欧洲（包括后来的美国）历代精英作为一个共同的文化甚至种族意义上的祖宗，许多精英至今都携带着一个挥之不去的情结：绞尽脑汁，极力要为自己确立一个合理合法的“正宗”名分。这个名分就是要具有所谓的“特洛伊纯种血统”、可追溯到古代的“正宗血缘嫡系后代”，这样他们就可与“光荣的罗马人”一样，象古罗马帝国那样统治所有疆域。
埃涅阿斯如此也一直被欧洲、乃至整个西方尊崇，统治精英们纷纷以自己是其“嫡系后裔”而自豪。这也是为什么“基督教欧洲”的首个强权法兰克不仅把特洛伊末代国王普里阿摩斯定位成自己的“首任国王”，还以其儿子“巴黎”的名字命名自己的首都，作为自己民族“优越”的佐证，并对那些“不识相”的异见者毫不留情地予以惩罚。18世纪的法国学者尼古拉斯·弗莱雷（Nicolas Fréret）(1688-1749) 就是这样一位“不识抬举”者。弗莱雷何罪之有？
18世纪的欧洲，当时正刮着一股中国风。此前数个世纪，“耶稣会”等传教士、马可·波罗及其父亲与叔父等“探险者”／“旅行商人”组成的基督教“特殊使者”、“便衣武士团”一波又一波地现身东方大地，在不声不响中进行了秘而不宣的“技术攫取”大战——利用中国人的善良与毫无戒备，从中国大规模地攫取遥遥领先世界的一系列领域的先进科学知识、哲学思想、工程技术、工农业机械模型等等。及至18世纪，已涌现出一批仰慕中国的知识与社会精英。他们把中国这个“比欧洲任何一个地方都远远富有的国家”（《国富论》，亚当·斯密）视为柏拉图笔下“理想国”的现实版，希望欧洲能仿效中国。其中，弗莱雷当属对中国古代史最有研究的。弗莱雷曾试图用中国的知识解决有关历史与哲学的一系列问题。
1733年，弗莱雷发表了《论中国年代纪的古老性和可靠性》（“De l"Antiquité et de la certitude de la Chronologie chinoise”），论证了中国历史的古老性与历史纪年的可靠性。不过这倒不是他“有罪”的直接原因。弗莱雷究竟为什么被关进了巴士底狱？因为他提出“法兰克民族不是来自特洛伊”、而是“属于日耳曼部落的一支”。弗莱雷虽学习法律，但对神话、历史等都更具浓厚兴趣，并通过潜心考究，提出了这个“大逆不道”的论点。如此，他被以“诽谤王室”的罪名告发，继而被抓捕、关进巴士底狱。

五、移花接木：“雅利安” 与“龙根” 劫持战的幕后玄机
弗莱雷被捕事件也在无意中让我们瞥见了基督教西方的一个秘密：数个世纪以来，通过在精神、文化、知识结构的话语权垄断，“西方中心主义”助力西方强权构建了全球无形殖民帝国。捅破这个帝国的“民主自由”等肥皂泡，静心考究西方社会发展，就会看到一个文化主线：垄断特权才是西方精英阶层的持久迷恋，而确保这种特权永不被挑战或质疑，就必须建立一个“神传”的“正宗嫡系”地位。
这就解释了一个西方文化现象：正是在欧洲殖民进入高潮阶段，历史与考古作为两门独立学科诞生，并与殖民进程手拉手地崛起、发展；至今，这两门学科都被划为西方必须牢牢掌握话语权的敏感知识领域。在构建一个全球无形殖民帝国中，牢牢掌握神话与历史溯源的话语权至关重要。这也是为什么德意志在其民族崛起中，为甩掉一千多年戴上身上的“日耳曼民族＝野蛮民族”的历史标签，同样要竭力为自己寻找一个更“辉煌”的身份与祖宗：上古某个先进文明遗留下的“正宗嫡系后代”。
于是，奋起的德意志不仅把自己与古希腊进行了一番“寻根”攀亲，而且还进一步为自己找到了更古老高贵的祖宗，即所谓的“雅利安”（Aryan）。为证明这个“古老而正宗的家谱”，希特勒下的纳粹德国更是先后多次派遣“探险队”秘密进入西藏、南美等地区，考察当地人的文化、种族身份，以寻找自己的“上古文明祖先”。

但“雅利安”，究竟何许人也？“雅利安”也同样是把他人所有移花接木、据为己有的概念。“雅利安”（Aryan）一词本来源自伊朗-印度古文明语言及民族语系，它基本有两层含义，一种是地理上的，直译起来，就是今天伊朗土地上居住的住民；另一层含义是精神层面的，在印度佛教等经书中就使用这个用词，指那些修炼到一定高度的大师。然而，这个用词却成了日耳曼民族为自己寻根寻到的“高贵的祖宗”，用以证明日耳曼并不是“野蛮民族”，而是“优越”于那些“源于特洛伊”的罗马人、拉丁人。19世纪以来在西方对“人类文明史”进行大规模重构与编织中，德国人的这番“寻根”操作不仅把欧洲文化中心从此前被欧洲人普遍认可的罗马移至希腊、从而催生了现代“希腊教”的崛起，也对今天许多中国人“言必称希腊”的“希腊教”情结施加了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上天入地下海也要为自己寻得一个“古老而正宗”的神祖宗，以证明自己有不可挑战的统治权，这是欧美为中心的整个西方社会、尤其是某些精英群体挥之不去的情结。在这种情结下，他们可以堂而皇之地把本属于其他民族的文化与“身份证”移花接木地据为己有、并进而包装推销成自己的专利所有。
这种行事手段、这种无根无宗的心理不安全感、这种不惜一切手段追求绝对垄断权的痴迷，渗透至骨髓，蔓延至每一个细胞，不仅刚才提及的法国、德国、意大利如此，英国及其衍生的盎格鲁·撒克逊精英们也同样如此——不仅绞尽脑汁地将自己的王室统治权之“根”攀亲追溯到“上帝之子”，甚至近几十年以来还在悄无声息中进行所谓的“龙朝”寻根，试图取代华夏“龙的传人”这个民族身份认同，某些欧洲王室成员甚至极为低调地组成了一个所谓的“龙朝继承者”联盟，声称自己是源自古埃及“神族”龙朝的嫡系后裔，有“优越”的、“非凡人”的血统，因而有合理合法的世界统治权。

所谓的古埃及“龙朝”，不过是西方某些最上层精英圈携手劫持华夏文明这个巨大工程的一个片段而已。一方面向中国展开种种淡化“龙凤”文化含金量的秘密文化战，假称“龙”与“凤”在中国文化中只是意味着“吉祥”，没有什么更深层的含义；一方面自己暗中紧锣密鼓劫持“龙根家谱”，将欧洲几个统治王朝打造成所谓的“神族龙朝”之“嫡系后裔”，是被视为“王术、尊贵的科学、常青藤哲学”的丹术这门神传智慧的“传人”。
这是一场卷入欧美诸多最内圈精英、经历了数十年的“龙根”秘密劫持战，在中国人自己毫无知觉中静悄悄地进行着，并被一系列“历史修正”的研究者、畅销书的作者们一路配合着。至于“新共和国”美国——建国时，其“国父”们费尽心机使用众多的古罗马等古文明象征符号，以此来满足自己一种焦虑的“寻根”归属感。从首都华盛顿的规划及国会山的取名（来自古罗马的“Capitol Hill”），至美国大国印上来自古罗马的符号标志，从把古罗马帝国鹰作为美国的国家与民族象征，至罗马数字的使用……总之，在这个“自由乐土”的首都，罗马帝国的身影无处不在。
在这一点上，俄罗斯也毫不例外，如共产党苏联被成功瓦解后上台的叶利钦，在作为俄罗斯国家总统后首要做的事之一，就是把国家的徽标改为象征罗马帝国的鹰。为什么俄罗斯也如此？答案很简单：因为在共产党短暂的几十年执政之前的漫长历史时期，俄国沙皇也是欧洲王室大家庭的一部分，也同样把自己定位成古罗马帝国的“正宗嫡系后代”。罗马鹰的回归，象征着新的俄罗斯正式回归基督教西方的怀抱，回归罗马大家族，也要分享“正宗”子孙后代统治全球的一份大餐。
在21世纪的国际舞台上，中西两种不同政治理念形成强烈对照。一方面是西方国家的外交、军事、经济等政策都秉承西方神话中显示的传统文化与政治理念，为一己之私不惜绞杀他国、损害全天下的利益，甚至不惜一切手段灭绝任何与自己不同者。这些做法并不是某一个政府首脑、某一届政府、某一个党派的独特政策，而是深深植根于这种文化思维意识的历史传统。不了解西方文化中这种深深影响其精英阶层的心态与思维意识、决定其行动的动机，就不会看清扑朔迷离的世界风云背后的真相，也难免出现种种战略失误。有些战略失误是致命的，关乎一个国家的盛衰沉浮、一个民族的生死存亡。

六、鲧与普罗米修斯：相似的行为，天壤之别的命运
与西方精英们对“正宗嫡系”的痴迷相反，在华夏漫长的历史时期，一个显著的文明特征，是德才兼备选拔人才的传统，如尧禅让于舜，没有选择自己的儿子，而是选中出身卑微但品德高尚的舜来即位。捅破一切“民主”的神话肥皂破，这在西方是难以想象、也是至今闻所未闻的政治实践。舜帝本人同样代表了华夏民族尊崇的美德：他从未对多次试图残害自己的继母、同父异母兄弟进行报复，而是始终不渝地以孝、以爱对待他们。这种宽宏中的大勇、这种报怨以德的仁义，是华夏民族衡量一个君王是否称职的重要尺度之一。因而，尧帝才不仅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舜，还命令自己的九个儿子成为舜的辅佐。而舜也继承了尧帝的禅让传统，同样越过了自己的儿子，最终让位于大禹。
大禹在华夏文明史上名垂千史，留下了永恒的印记，不仅作为这个神传文明中最后一个半神半人、或者说由神向人类文明过渡后第一个朝代夏朝的开启者，也更因为他的奉公献身精神与卓越的业绩：通过智慧与无私忘我、大公天下的仁义，大禹成功治水，拯救了人类。当大洪水到来时，为控制洪水，大禹之父鲧私自从“天上”取来可以自我更新、被人类视为奇迹的自生神土，但鲧的行动及其试图以“堵”为主的治水方法因违反自然规律而失败，最终导致他被惩罚处死。有人说，这有点像古希腊神话中普罗米修斯为人类盗火而遭受惩罚的命运。从某种角度看确实是有点像。但这两个有点相似的故事也同样显示完全不同的文化思维与行事原则。

在古希腊神话中，宙斯对普罗米修斯盗火给人类的惩罚，是用锁链把他拴缚在岩石上，让他每天都经受被兀鹰啄食生吞肝脏的无限痛苦，而且是日复一日、永久持续下去，普罗米修斯必须接受一个残酷命运：永久地忍受生不如死之痛。不仅如此，这一切并不足以平息宙斯的报复心与愤怒，他接着又创造了一种方法来惩罚整个地球人，他的这个办法就是在地球上创造一个“可怕而糟糕”的生灵，而这个“可怕而糟糕”的生灵就是女人。宙斯因普罗米修斯盗火而对他、对人类进行永久性惩罚的故事，也真实反映了西方传统文化中另一个典型特征：强烈而狭隘的复仇心、独裁暴虐。
与这一切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大禹治水”的故事中，鲧所受的惩罚仅仅止于他本人，他的儿子大禹诞生后，甚至被允许继承父业。在十三年的治水工程中，大禹的足迹遍及每一角落，勘测地理，却三过家门而不进，最终以“疏导”的方式，成功完成了父亲未能完成的治水大业，为百姓带来福利。
华夏文明的往圣先帝们就是这样不仅以自己的行动为中国此后社会“以德才取人”的贤能文化传统、政治理念与传统实践建立了楷模，同时为历代执政者树立了榜样，供他们去衡量自己是否称职。此后的中国历代王朝执政者，无论他们来自哪一个民族，无论他们以何种方式上台执政，也无论他们的个人实际行动如何、采取什么名义的政制，不变的是，他们几乎无一不是有意无意地回首仰望这些圣王们，以此来衡量、反省自己的行动。
七、中西眼中的大禹和女娲：同一个神话，天差地别的诠释
在华夏数千年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为华夏文明奠基的这些往圣先帝的无私奉公，他们的自我牺牲、他们对普通百姓疾苦与福利的深切关注与不懈努力，都成为华夏民族贯穿政治、文化、社会生活方方面面的标志化印记，并深深烙刻在民族的思维意识中。这种思维意识是衡量一个高度发达文明的终极标志，是任何对华夏民族历史及其文明进行的妖魔化都难以抹除的永恒印记。自古希腊开始，西方文化普遍缺失、无法理解这样一种文明意识，甚至在需要时不惜黑白颠倒手法，对之极力歪曲并妖魔化。在这方面，我们可从中西双方对华夏的同一个神话故事、同一个主人公的不同侧重讲述中，得以充分领悟。两种完全相反的文化与思维心态，也导致两种截然不同的理解与诠释。
先看《大禹治水》的故事。在中国自古至今的历代历史学、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等讲述中，几乎毫无例外共同强调的，都是大禹的的献身、大公天下、无私忘我、善于疏导、因地制宜运用科学知识的智慧等等。然而，在诸多翻译成欧洲语言的大禹故事中，着重强调的，都是大禹如何“力大无比”，甚至把他的治水成功归功于他拥有“超人般强壮的力量”。外在的强力、强权正是古希腊至今的西方社会所强调并崇尚的，也是它们能够理解的唯一语言。

再比如《女娲补天》。有关女娲补天的故事有多个典籍记载，如《列子·汤问》、《淮南子·览冥训》等。在这些记载中，女娲面临的是“四极废，九州裂，天不兼覆，地不周载，火焰炎而不灭，水浩洋而不息。猛兽食颛民，鸷鸟攫老弱”，如此才“炼五彩石以补天，断鳖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积芦灰以止淫水”。在华夏文明传承中，这个故事被用来传授不同层次的智慧，如道家用以传授丹术生命科学、协助人类进化，儒家等民间传说借之传输华夏的传统政治理想与社会道德：无私无畏、舍身忘己。
总之，无论是哪个渠道，在这些叙述中，共同强调的是女娲的智慧和勇气、女娲的谦虚与爱民。女娲为解救天下万物生灵，不辞辛苦，忘我献身，最终将自己化为最后一块补天石、为天下众生创造了安定的生活环境。在历史的长河中，女娲传说中揭示的这些高尚理想与传统不断滋养、孕育着华夏民族兼善天下、济世利民的情怀，铸造着华夏仁义尊贵的民族魂。
然而，这个故事在被翻译成英文等欧洲语言时，女娲简直变成了暴力、残虐的象征，因为这些翻译着重强调这个故事中看似颇具“暴力性”的两句话：“断鳌足以立四极，杀黑龙以济冀州。”这两句话也成了西方妖魔化中国文化、华夏文明“在本质上具有暴力属性”的“佐证”之一。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偷窃者的心中，人人都是盗贼，暴力者的眼中也只能有暴力。一个崇尚暴力与强权武力、把“赢者通吃”作为“理所当然”的社会文化，自然无法理解一个和谐宇宙、高度发达文明的思维意识，更不必说付诸实践了。这一差别也反映在历史上历代王朝及当代的国际关系中。

现代人往往喜好提及“长城”这个华夏民族的象征，但很少有人会想到，这绵延数千里的长城所展示的，不仅仅是华夏民族卓越、令人惊叹的工程技术、坚韧的性格，长城更是华夏民族“和平”传统的一个见证：即使在自己文明最强盛的时刻，也宁可防御于内，不攻击于外。在华夏民族漫长的、在一系列领域都遥遥领先世界的最强盛时期，她并没有因自己在科技、经济、军事上的强大而置世界于自己的掌心中，没有试图以强权霸凌弱小，反而显示了西方诸强从未有过的克制，以礼相待他者，并多以各种安抚政策使小国在与自己交往中获利受益。
究竟什么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力量”？对于华夏民族来说，真正的力量从不会降格到单纯野蛮的外在暴力强权，而在于对力量的克制使用，华夏文明强调的，是这种无形而强大的内在力量，即由《易》之“坤”卦所示的，它是一种在仁义中含蓄透露出的尊贵与尊严。或如《易》之“大壮”卦所传授的：真正伟大的力量要始终与天道、仁义这些根本原则保持内在的统一。能否遵循这个天道是衡量一个文明成熟与否、一个民族进化高低的尺度。华夏民族的这些神话传说不仅是传承“天之道”，也是为华夏民族的历史使命做准备：以其大公无私与团结统一的文明特性，最终引导地球人类进化到一个更高的文明层次上。
《易》是华夏文明之根，蕴藏着贯穿宇宙万物的运行规则，华夏的民族传统与理想也折射着《易》的全息智慧。如在政治理念这个层面上，《易》的“益”等数卦都反复强调一个执政经世的原则——如何依循天道为天下众生带来福利：真正的治理在于服务。

与华夏文明形成鲜明对照，西方更注重强调“强者”掌握的外在野蛮暴力与强权。在这样一种文化的传统理念下，“伟大”这个概念是与胜利、荣耀、权力相连的，力量=权力，即“power”。纵观自古至今的整个西方文化史，它基本上一直怀抱这样一种文化意识并将之付诸实践：一块糕必须自己越大越好，最终目的是要垄断通吃。华夏文明中有天道、仁道、王道、霸道之别，而西方没有这种区分的概念，只有霸道这唯一途径。不了解这种文化差异，一味相信对方会接受“互利互惠”，并在此基础上制定国策，作为中国当代对外国际关系的主导战略，无异于农夫救蛇。
“互利互惠”这个原则对于中国人来说太自然不过，但西方却几乎无人相信，还会反驳说，“国强必霸”，甚至指责中国在搞虚伪欺骗。这也并不完全是西方对中国的妖魔化文化宣传战，因为连苏联/俄罗斯也同样相信“强必霸”的“自然逻辑”。原因很简单：包括苏联/俄国在内的西方，它的历史就是一部“强必霸”的历史。
亚历山大自古至今一直被西方崇拜为古希腊、乃至西方“最伟大的英雄与偶像”。亚历山大短暂的一生，是对人类文明与珍贵文化遗产的肆意摧毁，是对绝对权力与名誉的执拗追求，是毫无仁义之道的弑君、杀父、虐弟、夺权、屠友的残暴。这样一个人被尊为“最伟大的英雄与偶像”，完好体现了这种文化的精神内核与价值取向。剥离层层温存面纱，捅破一个个神话肥皂泡，当代西方就是这样一个文化的嫡系后代。外交，不仅仅是个政治、经济与军事的问题，它更是一个无形的文明考量。只有了解这种文化差异，才会抛弃任何幻想，直面一个冷峻的现实：高喊“自由”的西方永远不会允许中国人拥有独立发展的自由选择，华夏民族的复兴大业也绝对不会“和平”完成。这是一场战争，而战争从来就没有、也永远不会有“双赢”！

八、龙的传人，神族的后裔
在基督教中，耶稣被现代信徒们深信为“上帝之子”，人无以能比。《圣经》故事中耶稣甘愿为人类受难这一自我牺牲之举普遍被基督教西方视为佐证之一，证明“耶稣不是凡人，而是上帝的唯一儿子”、“基督教因此优越于其他传统、是唯一真正的宗教”等信条。这个逻辑就是基于这样一种思维意识：人有原罪，“无私主义”不是人性，而是神性，是“上帝的唯一儿子”的特征与标志。从这个角度讲，基督教之所以在某些文化中需要传播，也正是因为这些文化中缺失大公天下、自我牺牲这种较高一层的文明要素；所以，要让社会进化，就首先需要一个与其思维水准相当的教化途径，以“上帝之子”的名义、以英雄般的楷模示范效应，来督促、影响整个文化向英雄（“神之子”）看齐。
在华夏等东方文明理念中，人由“天”赋予人性、由“道”赋予德行，因而从本质上，人人内心中都有“自我牺牲”这个人性中最高的属性，它基于“万物归宗”的直觉，而不仅仅是理性的探讨，也无须宗教的说教，它植根于人灵魂深处对万物相互联系、不分你我他的自我意识与感知。在某些特殊的时刻，面临危难，人性中这种平常被埋藏的神性被唤醒，如光一样穿透茫茫黑夜。
华夏的往圣先帝们以自己亲身实践的楷模传输了文明精髓的尊贵美德，为后世留下了民族传统的的深深烙印。历经数千年的民族魂锤炼，这一切铸造了华夏民族一个十分显著的民族特征：无私忘我、大公天下。这个民族传统烙印如此深刻，数个世纪以来，历经无数历史磨难、来自各方的妖魔化宣传、一次又一次文明同化、种族灭绝的图谋，都难以抹除它的真实存在。历史的流沙虽不时地无情遮盖着它，却难以切割那生生不息的龙之血脉。它也无处不渗透于华夏文明与民族的思维意识中，渗透于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二战后，美国军情机构投入了无底洞般的庞大资金，用于新一代无形战的各种科技与手段，其中对脑意识控制领域的紧锣密鼓研究可以说是受到朝鲜战争的极大刺激。

在冰寒入骨的江河里，衣着单薄的志愿军战士们冻僵的手根本无法扣动扳机，双腿难以迈动，也明明知道前方等待自己的或许就是敌人的枪林弹雨，是死亡，但依然义无反顾地一排排地向前挺进，视死如归，前仆后继。这一切对那些曾亲眼目睹这一切的美军的震撼，足以构成他们的终生噩梦。他们根本无法明白，为什么这些中国人不怕死，这又是什么样的民族、什么样的军人！美国人最终得出了一个让他们“释怀”的结论：这些人肯定不是普通正常的人，中国人一定已经发现了什么高科技用于控制人的大脑意识，才会让这些士兵如此无所畏惧、视死如归。的确，西方，无法理解鸭绿江畔那铁血义师为什么会视死如归，更无法明白那浩然正气如何贯通着神族龙脉的民族魂。
在和平时期又何尝不是如此。
这民族魂会在华夏民族面临的每一个关键时刻都顿时化身成千姿百态的你我他在百年不遇的洪灾面前，它是昼夜抢险、酣睡在冰冷泥水中的年轻战士们，是他们用自己疲惫的躯体与血淋淋的双手筑起了一道道防线，保护着身后的父老乡亲；
在汶川大地震中，它是含泪舍弃等待救援的小家亲人、决然奔赴岗位守望大家安危的普通“公仆”，是毫不迟疑地张开双臂用自己的躯体与生命呵护着年幼孩子们的老师、父母们，是不顾艰险来自中国四面八方的自愿者们；
重庆山火中，它是短短不及六天时间扑灭山火的人类奇迹中展示的舍生忘死、一呼百应的众志成城；
在非典与新冠大疫中，它是那些毅然告别年迈父母或年幼孩子、写下遗书请命上岗的医护人员，是24小时间鲜有休憩、戴着尿不湿、睡在地板上的白衣天使……
人的尊贵从未如此惊天地、人的可敬也从未如此泣鬼神！
有人说这一切是神传文明的标志，有人称这是神族后代的印记，有人阐述这一切揭示了华夏文明来自高维宇宙的神圣起源。别人怎么说都不重要，值得铭记的，是这片圣土上每一个值得先辈骄傲、后世仰望的华夏儿女，他们对那源远流长尊贵美德的永恒追寻与切身实践的不懈努力。华夏圣土从不缺英雄壮士。每一名华夏子孙都是神族的后裔，每一个人的基因内都烙刻着神圣的印记，在21世纪的今天，当华夏乃至整个人类世界面临丛林法则肆虐、民族的生死存亡处于前所未有的危急时刻，也都命中注定肩负着救己、救人、救世界的神圣使命。愿每一位华夏子孙牢记自己的龙族身份，不辱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