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将领传奇—全能型将领、打仗、政治、外交全精的河北保定商震

商震字启予，虽然祖籍浙江绍兴，1888年9月21日生于河北保定。祖父担任过保定府的文案一职（就是绍兴的特产—“绍兴师爷”），也算是有文化的底层家庭出身。商震5岁的时候父亲去世，是在舅舅的资助下才得以勉强完成基础的学业。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商震就近考入保定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洋文班，在这革命的熔炉里，商震结识了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者。一年以后，商震的行为被学校发现了，校方以“煽动革命”的罪名开除了商震。值得一提的是，商震在洋文班开启自己一生的洋文学习，商震的能力六边形开始慢慢形成。
于是，这一伙被学校开除的青年结队赶到沈阳，先协助蒋慕谭创办沈阳商业技术学校，不久后又去了辽阳，与陈干（爱国将领，被人陷害，死前血写“莫须有”三个字自证清白）办起了八旗小学堂。在这期间，他一边从事教学，一边宣传革命，随后被扣上"诋斥官府"的罪名，立即逮捕。商震的朋友对商震进行营救，获救出狱后，商震东渡日本留学，不久后加入中国同盟会。
宣统元年（1909），商震奉同盟会的指示，回到长春秘密从事反清活动，商震的同盟会身份暴露后，潜逃到辽宁锦州当兵。
宣统二年（1910）从军，商震在锦州加入了朱庆澜麾下的奉天清军第一标当学兵。商震所属学兵营的队长是彭家珍（刺杀满清宗社党首领良弼而牺牲），彭家珍经过一段时间的观察，他很赏识商震，于是保举他进入东三省陆军讲武堂深造。商震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里面不仅系统的学习了新式军事知识和技术，也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外语和文化知识水平。商震的六边形的能力逐渐开始成型。
商震在东三省陆军讲武堂认识了张绍曾（新军第二十镇统制、东北同盟会领袖之一），还参加了冯玉祥、施从云等人创办的"武学研究会"。武昌起义爆发后，商震潜回辽阳发动革命起义，因事不机密，走漏风声，导致无功而返。
1912年初，商震被公推为关外民军总司令，率领关外的民军300余人，经过水路在烟台登陆，登陆后，商震转任烟台民军司令。没过几天，南北议和达成，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职，时年24岁的商震被袁世凯授予陆军部"高级顾问"，开始在北平城里养老。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商震参与其中而获罪，被陆建章为处长的"京畿军政执法处"扣押。经过陆建章的亲戚—冯玉祥的力保后获得自由后，急于寻求出路的商震于是改投陆建章的麾下，随后在1914年以陕北镇守使署参谋长的身份跟着陆建章去剿灭“白朗起义”，1915年，陆建章当了“陕西王”，商震在陆建章麾下任陕西陆军第一混成旅步兵第一团团长。
1916年初，陕西各界发动“倒陆运动”，陆建章被陈树藩赶走（因为陈树藩绑架了陆建章的儿子陆承武）。隶属陆建章麾下的商震走投无路，只能带着手下从驻地绥德渡过黄河，投奔“山西王”阎锡山，任山西陆军第四混成团团长，还给商震补充了杨爱源的一个营兵力。商震开始了在晋军里面的“客将”的生涯。

1917年7月，张勋复辟，段祺瑞“马厂誓师”，阎锡山自然想试试商震的实力，商震被委为讨逆军西路第五纵队司令，奉命协作攻去北平城。商震表现的十分出彩，阎锡山也很满意商震的实力，于是商震回山西后，阎锡山刚好在扩军，商震因为优异的表现升任晋军混成旅旅长，不久后，商震带着阎锡山“四分之一家当”的晋军部队难得的走出山西，南下支援“湖南督军”傅良佐，结果，此战商震一败涂地，之身逃往汉口收容旧部。湖北督军王占元得知商震就在汉口，于是有意延揽商震到自己麾下，阎锡山得知情况后赶紧派自己的副官长李德懋（晚清时期武术家，辛亥革命大同领导人，八法拳创拳祖师。）去劝说商震不要投奔王占元，商震返回太原。阎锡山跟商震表示胜败乃兵家常事并设专宴给商震接风洗尘，并保留了晋军第一混成旅的编制，让商震收拢旧部。
1920年3月，出于扩大军工生产的需要，阎锡山将原来的"山西陆军修械所"(建于1914年，以修理枪支炮械为主)与"铜元局"(1917年前后设立)合并，组成"山西军人工艺实习厂"。商震在阎锡山的重用下兼任这个厂的总办，他还是第一混成旅旅长兼晋南剿匪副司令。
1924年冬，阎锡山为要出兵石家庄阻击吴佩孚北上，故意虚张声势，将原有的十个团改编为十个旅，搭成一个空架子。商震任晋南第一师师长，在辽县击败了樊钟秀（也是个神奇的军阀，本系列讲过他）的部队，商震击败樊钟秀这一仗，从新树立了商震能打仗的形象。
商震治军严肃，特别重视军纪、军容，平日以身作则，不嗜烟酒，讲求军人仪表，要求麾下将士所穿衣服长短合度，武装皮带束在腰间，盛夏酷暑也不卸下来，凡穿马靴必带马刺，以张军人威毅。商震虽然身居军营，但是每日自习英语甚勤，通过大量英文书报的阅读，思想上崇尚西方文化与科学精神，他的六边形能力逐渐加强。
1925年夏，北京政变以后迅速发展起来的冯玉祥的国民军，他们为了进一步扩大地盘，图谋向山西发展，山西被国民第一、第二、第三军包围的水泄不通，面临严重的威胁，阎锡山开始采取联直奉，反冯的立场，于是战事连续发生。
1926年春，商震率领麾下的第一师出兵，以抓孔庚为借口，攻占顺德，随后北上保定，收编了国民第四军魏益三，凭一己之力打通了京汉线北段。
1926年9月初，商震任绥远都统兼第一师师长。9月17日，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宣布"与国民党结合为一，实行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之后，国民军旧部纷纷重归于冯玉祥大旗之下，绥远形势变得严峻起来。商震上书阎锡山建议：让出绥远，保住陕西。阎锡山咬咬牙同意了商震的上书，除了留下一师两旅驻扎绥远外，其余在绥远的部队陆续撤回山西境内。
1927年，商震随阎锡山加入国民革命军行列，任北方第一军军长兼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
1928年初，商震任第三集团军前敌总指挥、左路总指挥，驻军在自己老家保定。在奉军退回关外后，商震出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兼河北“剿匪”司令，开始主政河北。商震的六边形能力再一次的生出新的技能。
在河北省主席任上，商震先是把原绥远军事政治学校迁到北平黄寺，然后易名为河北军事政治学校，高薪聘请学有专长者任教，又大张旗鼓的扩大招生，随后在南苑成立了一个教导师，培训军队中的骨干力量，还公开开办了党务训练所和训政学院，为以后的干部储备做准备。同时，他还通过张学良秘密购买了一批枪械。这些行为在阎锡山看来就是：河北人商震要在河北的地界上做“河北王”了。

1929年8月10日，阎锡山发了一个调令，让商震改任山西省政府主席兼民政厅厅长。商震在河北苦心经营一年有余，对河北的政治、军事、经济均有较大影响并且给河北的政治、军事、经济打下了一定的基础，阎锡山这份突如其来的调动，商震只能听命。商震回到山西后，他虽然贵为山西省主席，但是，有职无权的困境就困扰着他，他所要做的只有"盖盖图章陪陪客"，因为在山西，阎锡山就是主宰，谁当省主席都是摆设。
1930年，中原大战爆发，商震任第五军团总指挥兼第二十二军军长，中原大战结束后，阎锡山出走大连之前，让徐永昌、杨爱源以晋绥警备司令部正、副司令，负责山西的善后事宜，阎锡山提都没提商震这个河北人，晋军政变后，商震任第三十二军军长。
商震在山西待不下去了，于是商震假装破罐破摔，利用省主席的权利一次性撤换了山西的25个县长，这25个县长都是阎锡山任命的。这样一来，山西的舆论哗然，于是在文瀛湖畔，山西军政两界群起声讨商震。商震不能见容于山西军政界的局面由此形成。于是早有独立之意的商震借口奉蒋介石的中央之命，要他出兵拦截举兵进攻东北军张学良的石友三的部队，商震带着自己的旧部两个旅及军校学员共9000余人，出娘子关，回到河北，正式脱离阎锡山。
商震脱离晋系后，在蒋介石、张学良的支持下，商震继续担任第三十二军军长，但是有钱有枪的商震迅速将所部扩编为三个师，两万余人 。
1933年初，商震任华北第二军团总指挥，率部在长城沿线布防，抗击日军。3月4日，日军第十四混成旅团第二十八联队一部窜入冷口，到达姚家庄附近，并占建昌营。商震令第三十二军第一三九师附骑兵一部由滦河西岸经松树营、爪村兼程前进，驱逐建昌营及冷口之敌，同时令第五十七军派骑兵一部于抚宁、卢龙、台头营等处遥为呼应。3月21日，敌机10余架猛轰建昌营及冷口各阵地，继之发起进攻，战斗一直持续至23日夜，守军伤亡颇重。商震带着第一四一、第一四二两师长及炮兵指挥官亲赴第一线，激励前线士兵。
4月9日晨，日军分兵三路，发起全面进攻。10日，敌突破樱桃园、白梨山鞍部阵地，界岭口方面亦请求增援。商震令第八十四师率部增援冷口，并令驻古冶之第一四三师之1团向建昌营推进。商震急令第一三九师于10日晚分兵三路向敌反攻，各部均受敌火力所阻，伤亡奇重，未能奏效。11日，敌沿长城向东席卷而来，而我增援部队远未到达，商震遂命守军撤至冷口以南预备阵地。撤退中，遭日军飞机轰炸，遂成溃军。商震只好改令部队撤至滦河右岸。
1935年4月3日，商震授陆军二级上将，6月兼天津警备司令兼代天津市市长、津沽保安司令，1935年6月,蒋介石接受了屈辱的《何梅协定》，依照日方的要求，河北省政府主席于学忠(张学良麾下大将)去职，于是商震再次出任河北省主席兼河北省保安司令。
1936年1月，商震转任河南省主席兼豫北绥靖分区司令及河南省保安司令。

1936年2月，中国共产党组织了中国工农红军抗日先锋队，从陕北东渡黄河，准备开赴河北抗日前线，发表了《东征宣言》。蒋介石命商震带着他的三十二军进入山西剿共。商震对南京政府“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不满，也不愿将自己的实力消耗在对红军作战上。于是他连夜到南京面向蒋介石申述自己跟阎锡山不合，自己无法跟阎锡山以及山西的任何军队合作，自己拒绝从命。蒋介石对商震的说辞也表示理解，于是任命商震为庐山军官训练团教育长，朝令夕改的蒋介石又改任商震为第一战区第二十集团军总司令兼三十二军军长，由他率部到河北晋县、藁城一带布防，准备对日军作战。9月中旬，商震奉命率本部军马前去保卫石家庄。
1938年7月，商震兼任第九战区副司令长官，1939年初，商震调任洞庭湖警备司令。
1940年初，商震奉命去衡阳担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但是第六战区都是蒋介石的嫡系，商震指挥不动这些部队，商震也很无奈。在这期间跟随商震多年的老部下周思诚，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下，毅然奔赴延安。商震听说后说:"人各有志，走就走吧。"，并未派兵前去围追堵截，5月，商震奉调去重庆任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兼外事局局长，商震的六边形能力里的外交能力开始展现。
1941年，商震担任印缅军事考察团团长，回国后，考察团编写了长达30万字的《中国缅印马军事考察团报告书》。这份报告书连同前述计划，无论对形势的分析、敌情的判断，还是应对的作战部署，都是基本正确的。自此，名将商震脱下戎装，穿上西装，弃武从文，开始自己的外交生涯，在外交领域，商震平时的奠定的英语基础在外交领域让他如鱼得水。
1943年11月，商震以高级随员身份随蒋介石参加开罗会议，同年8月，商震作为中方代表参加了中、美、英三国战后和平机构会议。
1944年8月，商震又奉命和顾维钧、魏道明两位大使一同出席了同盟国筹备设立联合国的敦巴顿橡树园中、美、英会议。
1946年下半年，首任驻日代表团团长朱世明因在东京私生活失检而被撤职调回国内，商震在1947年初被派去日本继任“同盟国对日委员会”中国代表团团长。
1947至1949年，商震任同盟国对日管理委员会中国代表兼驻日代表团团长，为审判日本战犯做了大量工作。

在东京审判之前，商震提出了引渡日本侵略中国的华中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第59军司令官谷寿夫、731部队长石井四郎、首任侵华日军总司令西尾寿造、第二任侵华日军总司令畑俊六的要求。同时要求立即逮捕并引渡第三任侵华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逮捕并引渡侵华日军第六方面军总司令冈部直三郎、驻华北日军总司令多田骏、第23军司令官酒井隆等。麦克阿瑟提出了由美国单独审判的提议，对此，商震和梅汝璈坚决反对。他们联合苏联、英国、法国等国代表团写了致同盟国战争犯罪调查委员会和远东委员会的报告，其中反对美国独吞抗战胜利果实的霸权主义的提法出自商震之口，受到一致称赞。
商震坚持原则的做法引起各国驻日官员的高度赞扬，却引起麦克阿瑟的强烈不满。美国爹生气了，蒋介石在1949年2月下令把商震调回国内，任命商震为中央军委参谋长，驻日军事代表团团长职务由喻哲行代理；任命梅汝璈为司法行政部长，他在日本的职务由向哲浚代理。万万没想到，商震不理蒋介石这一套了，1949年3月，商震辞职不干了，留在日本经商。
1974年和1975年商震曾两次回国观光，受到朱德、叶剑英的接见和宴请，其中1975年回保定参观访问。
1978年5月15日，商震病逝东京，享年90岁，逝世后，其骨灰被安葬在八宝山革命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