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夫·乔布斯传/作者：沃尔特·艾萨克森」上

Introduction 前言
How this book came to be 本书是如何诞生的
2004年的初夏，我接到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打来的电话。多年来，他对我还算友好，偶尔还会感情骤增一下，特别是当他希望即将推出的新产品能上《时代》杂志封面或者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专题报道的时候，而这两处恰好都是我曾工作过的地方。在我离开这两家媒体之后，就没有太多他的消息了。电话里我们谈论了一些关于我刚刚加入的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的情况，我邀请他来科罗拉多的校园演讲。他说他很乐意，但不想登台讲话，而是想和我散散步、聊聊天。
这番话听上去有点奇怪，因为当时我还不知道他喜欢在散步的过程中进行严肃的对话。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想让我写一本关于他的传记。我刚刚出版了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的传记，正在着手完成阿尔伯特•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的传记。因此我最初的反应是，他是不是把自己看做这些伟人的继承人了。当然这是半开玩笑的。我认为他还处在事业的波动期，等待他的还有诸多跌宕起伏，所以我拒绝了他的请求。现在还不是时候，我说，再等个十年二十年，等你退休了。
我认识他是在1984年，当时他来曼哈顿的时代–生活大厦（Time-Life Building）与编辑们共进午餐，顺带夸耀他的麦金塔电脑（Macintosh）。那个时候他的脾气就不太好，他攻击《时代》杂志的一名记者，因为对方报道的一个故事暴露了太多事实而让他觉得受到了伤害。但后来，通过与他的对话，我发现自己被他的强烈情感所吸引，就如同其他很多人多年来受到的吸引一样。自那以后，我们就一直保持联系，即便在他被迫离开苹果公司时也未中断。当他需要推销某样产品时，比如一台NeXT电脑或者一部皮克斯（Pixar）出品的电影，他的个人魅力就会突然间再次聚焦到我的身上，他会带我去曼哈顿下城的一家寿司餐厅，告诉我他正在兜售的东西是他制造出的最棒的产品。我喜欢这个家伙。
乔布斯重新执掌苹果公司之后，我们将他搬上了《时代》杂志的封面，此后不久，他就开始给我们正在做的20世纪最有影响力人物系列专题出谋划策。当时他已经展开了“非同凡想”（Think Different）的宣传活动，在他的电视广告片里出现的众多历史人物中，有一些也正是我们在考虑的，而乔布斯发现，评估人物的历史影响力很有意思。
在拒绝了帮他写传记的建议后，我还是时不时收到一些他的消息。有一次，我发电子邮件询问他，苹果公司的标识是不是如同我女儿告诉我的一样，是在向伟大的英国计算机先驱阿兰•图灵（Alan Turing）致敬。图灵破译了战争时期德国的电码，最后却食用浸过氰化物的苹果自杀了。乔布斯回复我说，他希望自己曾经考虑过这一点，但实际上并没有。从这件事起，我开始逐渐了解苹果公司的早期历史，并一点一点搜集这方面的资料，没准儿哪天我想写一本这方面的书呢。我的爱因斯坦传记出版后，有一次，在帕洛奥图的一个新书活动上，乔布斯把我拉到一边，再一次提出，以他为主题的书肯定很有意思。
他的坚持让我很为难。众所周知他非常注意保护自己的隐私，而我想他应该从来没有看过我写的书。也许将来的某个时候吧，我还是这么说。但是，到了2009年，他的妻子劳伦•鲍威尔（Laurene Powell）直言不讳地对我说：“如果你真的打算写一本关于史蒂夫的书，最好现在就开始。”他当时刚刚第二次因病休假。我向劳伦坦承，当乔布斯第一次提出这个想法时，我并不知道他病了。几乎没有人知道，她说。他是在接受癌症手术之前给我打的电话，直到今天他还将此事作为一个秘密，她这么解释道。
就在那个时候，我决定要写这本书了。让我惊喜的是，乔布斯欣然允诺，他不会干涉这本书的写作过程，甚至不会提前阅读它。“这是你的书，”他说，“我不会看的。”但那年秋天的晚些时候，他似乎对于合作有了犹豫，而我不知道的是，他被又一轮癌症并发症侵袭了。他不再回我的电话，我也把这个项目放到了一边。
之后，很出人意料的，他在2009年末新年前夜的傍晚给我打来了电话。他在帕洛奥图的家中，陪伴他的只有他的妹妹，作家莫娜•辛普森（Mona Simpson）。妻子劳伦和三个孩子去滑雪了，身体状况让他未能成行。他追思往事，跟我聊了一个多小时。他先是回忆自己12岁的时候曾经想要做一个频率计数器，当时他在电话簿上查到了惠普的创始人比尔•休利特（Bill Hewlett）的号码，并给他打电话，想要得到一些零部件。乔布斯说，他重新回到苹果公司的这12年，从创造新产品的角度来说，是他最高产的一个阶段。但他还有一个更重要的目标，他说，就是像休利特和戴维•帕卡德（David Packard）一样，建立一家充满了革命性创造力的公司，而且这家公司要比惠普更能经受岁月长河的涤荡。
“我小的时候，一直都以为自己是个适合人文学科的人，但我喜欢电子设备，”他说，“然后我看到了我的偶像之一，宝丽来创始人埃德温•兰德（Edwin Land）说的一些话，是关于既擅长人文又能驾驭科学的人的重要性的，于是我决定，我要成为这样的人。”这好像是他在向我暗示这本传记的主题（这一次，这个主题至少是合理的）。在我写的富兰克林以及爱因斯坦的传记中，最让我感兴趣的话题就是，一个具有强烈个性的人身上集合了人文和科学的天赋后所能产生的那种创造力，我相信这种创造力也是在21世纪建立创新型经济的关键因素。
我问乔布斯为什么希望我担任这本传记的作者。“我觉得你很擅长让别人开口说话。”他这么回答。这个答案有些出乎我的意料。我知道我必须采访很多人，这些人要么被他炒过鱿鱼，要么被他伤害过、遗弃过，抑或被他以其他方式激怒过，我以为我跟这些人交谈会让乔布斯不舒服。的确，当我的一些采访对象的言论传到乔布斯耳中时，他表现得有些愤怒。但几个月后，他开始鼓励人们跟我交流，这其中甚至包括他的敌人和前女友。他也没有对任何事情作出限制。“我做过很多并不值得自豪的事情，比如23岁时让我的女友怀了孕，以及我处理此事的方式，”他说，“但我没有什么不能对外袒露的。”
我总共与他进行了差不多40次会面。其中一些是很正式的谈话，在他位于帕洛奥图的住所的客厅里进行，还有一些是在长途散步或者驱车行进的过程中完成的，或者是通过电话。在我18个月的访问中，他与我越来越亲近，也越来越愿意向我吐露心声，但是有时候我还是可以感受到他身上那种被苹果的老同事们称为“现实扭曲力场”（reality distortion field）的力量。有时，这是我们每个人都会有的因疏忽引起的记忆错误，但有些时候，乔布斯则是在向我，也向自己，编织现实在他头脑中的印象。为了验证并充实他的故事，我采访了100多人，包括他的朋友、亲戚、对手、敌人以及同事。
他的妻子劳伦不仅促成了本书，而且希望我的写作不受约束或控制，也没有要求提前看到书的内容。事实上，她还鼓励我坦率地描述乔布斯的全部：他的优点以及他的缺点。她是我见过的最聪明也是最理性的人之一。“他的生活以及性格中，有一部分是非常糟糕的，这是事实，”她早先告诉我，“你不用为他掩饰。他很擅长讲故事，但他的故事本身也非常精彩，我希望看到整个故事都被如实地叙述。”
这项使命完成得怎样，我交给读者们判断。我确信会有一些人的记忆有别于书中所述，或者有人认为我陷入了他的扭曲力场之中。在我写一本关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的书时也有类似的经历，那本书在某种程度上为本书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我发现人们对于乔布斯有着十分强烈的肯定或否定的情感，罗生门效应十分明显。但我已尽自己所能公正地去平衡不同意见，并对信息来源做到透明。
这是一本关于一个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的书，关于他过山车一般的人生，关于他炽热强烈的个性。他对完美的狂热以及积极的追求彻底变革了六大产业：个人电脑、动画电影、音乐、移动电话、平板电脑和数字出版。你可能还会想到第七个产业：连锁商店。对于零售连锁产业他算不上彻底变革，但的确重新描绘了这个产业的画面。此外，他通过开发应用程序，为数字内容开辟了一个全新的市场，而不再像以前一样只能依赖网站。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不仅制造出革命性的产品，还在自己的第二次努力下成就了一家充满生命力的公司，这家公司继承了他的基因，集中了一群极富想象力的设计师和大胆创新的工程师，他们能够将他的设想发扬光大。
我希望这也能是一本关于创新的书。如今，美国正在寻找方法保持自身的创新优势，全世界都在努力建设创造性的数字时代经济，乔布斯成为了创造力、想象力以及持续创新的终极标志。他深知21世纪创造价值的最佳途径就是将创造力与科技结合起来，所以他创建了一家公司，在这里，想象力的跳跃与高超的工程学技术被结合到一起。他和他的同事们能够以全新的方式思考：他们开发的并非是针对目标人群的普通产品改进，而是消费者还没有意识到其需求的全新设备和服务。
他不是众人尽可效仿的模范老板，或是人类楷模。他就像被恶魔驱使一样，可以让身边的人狂怒和绝望。但他的个性、激情与他的产品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就好像苹果的硬件和软件一样，各为整体系统的一部分。因此，他的故事既有启发性，也有告诫意义，其中充满了创新、品质、领导力和价值观方面的经验。
莎士比亚的《亨利五世》——一个关于任性幼稚的哈尔王子成长为狂热又敏感、冷漠又感性、鼓舞人心又并不完美的君主的故事——开头就是一段呼唤：“啊！光芒万丈的缪斯女神，你登上了无比辉煌的幻想的天堂！”哈尔王子要做的很简单，只需要传承他那位国王父亲的事业。而对于史蒂夫•乔布斯来说，那光明的创新天堂之旅，始于他的两对父母，以及一个学习如何点石成金的山谷。
第一章 童年
Childhood 童年
Abandoned & Chosen 被遗弃和被选择
领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保罗•乔布斯从海岸警卫队退伍时，与他的队员们打了一个赌。他们到达旧金山，在这里，他们的舰船退役了，保罗打赌说他要在两周之内给自己找到一个妻子。他是个肌肉发达、有着文身的引擎机械师，6英尺高，长相酷似詹姆斯•迪恩（James Dean）。他约到了克拉拉•哈戈皮安（Clara Hagopian），一个出身亚美尼亚移民家庭的甜美风趣的女孩子。女孩看上的并不是他的容貌，而是他和他的朋友们可以使用一辆轿车，这是她当晚原计划的出行对象们做不到的。10天以后，1946年3月，保罗与克拉拉订婚，同时也赢得了他的赌注。事实证明这是一段幸福的婚姻，两人厮守了40多年，直至死亡将他们分开。
保罗•莱因霍尔德•乔布斯（Paul Reinhold Jobs）在威斯康星州日耳曼敦的一家奶牛场长大。尽管父亲是个酒鬼，有时候还会虐待他，但在保罗粗犷的外表下还是有着一颗温柔宁静的心。高中退学后，他穿梭于中西部地区，做着机械师的工作，直到19岁那年加入海岸警卫队——虽然他并不会游泳。他被安排在美国海军的梅格斯号运兵船（USS M.C. Meigs）上，战争中的大多数时间都在为巴顿将军向意大利运输部队。他作为一名机械师和锅炉工的天赋为他赢得了不少奖励，但他偶尔也会惹上一点儿小麻烦，所以军衔从来没有高过一等兵。
克拉拉出生在新泽西州，这里也是她的父母逃离土耳其控制下的亚美尼亚之后落脚的地方。在她童年时，全家搬到了旧金山的米申区。她有一个很少对外提及的秘密：她曾经结过婚，但她的丈夫在战争中身亡了。所以当她第一次和保罗约会时，心中已经准备好迎接崭新的生活了。
和许多从战争中走来的人一样，他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的刺激，所以当战争结束之后，他们渴望安定下来，生儿育女，过平静的生活。他们没有多少钱，所以搬到威斯康星州与保罗的父母一起居住了几年，然后又去了印第安纳州，在那里，保罗找到了一份工作——在国际收割机公司（International Harvester）做机械师。他喜欢修理汽车，业余时间他靠买下旧车，修好后再卖出去赚钱。最终，他辞去了工作，成了一名全职的二手车商人。
然而，克拉拉深爱着旧金山。1952年，她终于说服丈夫，全家搬回了旧金山。他们在日落区买下了一套公寓，地处金门公园南端，面朝太平洋。保罗在一家信贷公司找到了一份“回收人”的工作——撬开不能偿还贷款的车主的车锁，将车拖回，重新处置。有时候他也会买下这样的车，修好后出售，靠赚到的钱过着小康生活。
但他们的生活中却始终缺少一样东西。他们想要孩子，但克拉拉经历过一次宫外孕而丧失了生育能力。到1955年，在结婚9年后，他们开始寻求领养一个孩子。
与保罗•乔布斯一样，乔安妮•席贝尔（Joanne Schieble）也来自威斯康星乡村的一个德裔家庭。她的父亲，亚瑟•席贝尔（Arthur Schieble），移民美国后辗转来到了格林贝（Green Bay）的郊区。他和妻子在这里拥有一家水貂饲养场，还成功涉足了其他一些生意，从房地产到光刻。他很严厉，尤其是在对待女儿的恋爱问题上，他强烈反对女儿和初恋对象的交往，因为此人不是天主教徒。所以，当在威斯康星大学读研究生的乔安妮爱上了一个来自叙利亚的穆斯林助教，“约翰”阿卜杜勒法塔赫•钱德里（Abdulfattah“John”Jandali）时，他威胁要与她断绝关系，就一点儿也不让人惊讶了。
钱德里来自一个显赫的叙利亚家庭，是家里9个孩子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他的父亲拥有多家炼油厂和其他多种产业，在大马士革和霍姆斯也有大量财产，还一度控制了那一地区的小麦价格。和席贝尔家一样，钱德里家族十分重视教育，好几代以来，家庭成员都被送到伊斯坦布尔或者巴黎索邦大学就读。阿卜杜勒法塔赫•钱德里就曾被送到一所耶稣会寄宿学校，尽管他是个穆斯林。他在位于贝鲁特的美国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拿到了学士学位，然后来到了威斯康星大学，在政治学系攻读硕士并担任助教。
1954年的夏天，乔安妮和阿卜杜勒法塔赫一起去了叙利亚。他们在霍姆斯待了两个月，乔安妮从男友的家人那里学会了做叙利亚菜。他们回到威斯康星后，乔安妮发现自己怀孕了。当年他们都是23岁，但决定不结婚。乔安妮的父亲当时已经快死了，他威胁她说，如果她跟阿卜杜勒法塔赫结婚，他就跟她断绝父女关系。在他们那个小小的天主教社区，堕胎也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1955年初，乔安妮来到旧金山，被一名好心的医生收留，这位医生为未婚的准妈妈们提供庇护，帮她们接生，然后安排秘密的收养。
乔安妮立下了一条规定：领养她孩子的人必须是大学毕业生。所以医生将这个孩子安排给了一位律师和他的妻子。1955年2月24日这一天，乔安妮生下了一个男孩。而安排好的那对夫妇希望领养的是女孩，所以他们退出了。因此，这个男孩没能成为律师的儿子，而是成为了一个高中退学生的儿子，这个人对机械有着极高的热情，还有一个身为记账员的谦逊的妻子。保罗和克拉拉给孩子取名为史蒂文•保罗•乔布斯（Steven Paul Jobs）[1]。
但是，乔安妮关于孩子的养父母必须是大学毕业生的要求并没有改变。当她发现这对夫妇甚至连高中都没有念完时，她拒绝在领养文件上签字。僵局持续了数周，即便史蒂夫已经在乔布斯家安定下来了。最终，乔安妮放宽了要求：乔布斯夫妇必须承诺——在一份保证书上签字——设立专款，送这个孩子上大学。
乔安妮迟迟不愿在领养文件上签字还有一个原因。她的父亲快死了，而她计划在父亲死后与钱德里结婚。她还怀有一丝希望——一旦他们结婚，她就可以把儿子要回来。因为有时候想到儿子的事还是会很伤心，她准备日后向家人和盘托出。
结果，亚瑟•席贝尔死于1955年8月，是领养程序结束后的几个星期。那年的圣诞节刚过，乔安妮和阿卜杜勒法塔赫•钱德里就在格林贝的使徒圣菲利普天主教堂（St. Philip the Apostle Catholic Church）完婚了。第二年，钱德里拿到了国际政治学的博士学位，他们生了另一个孩子，女孩，名叫莫娜。1962年和钱德里离婚后，乔安妮过上了梦一般游荡的生活，这些都被她女儿——后来成为杰出小说家的莫娜•辛普森——描绘在她的凄美小说《在别处》（Anywhere But Here）中。因为史蒂夫的领养程序是非常私密的，所以直到20年后，他们才得以相认。
史蒂夫•乔布斯很早就知道了自己是被领养的。“我的父母在这件事情上对我很坦率。”他回忆道。他记得很清楚，六七岁的时候，他坐在自家屋前的草地上，向住在街对面的女孩讲述这件事情。“这是不是说明你的亲生父母不要你了？”女孩问。“天哪，我当时就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乔布斯这么说，“我跑回家，大声哭喊。我父母说：‘不是这样的，你要理解这件事情。’他们当时很严肃，直直地看着我的眼睛。他们说：‘我们是专门挑的你。’他们两人都这么说，并且放慢语速向我重复这句话。他们强调了这句话里的每一个字。”
被遗弃。被选择。很特别。这些概念成为了乔布斯的一部分，也影响了他对自己的看法。他最亲密的朋友们认为，一出生就被遗弃这个事实给他留下了几道伤疤。“我想，他想完全掌控自己制造的每一样东西的那种强烈欲望，就来源于他的性格以及刚出生就被抛弃这件事。”跟乔布斯共事了很多年的德尔•约克姆（Del Yocam）这么说。格雷格•卡尔霍恩（Greg Calhoun）看到了另一种影响，“他想控制外界环境，而且他把产品看做自己的一种延伸。”格雷格大学毕业后就与乔布斯关系密切。“史蒂夫跟我讲了很多他被亲生父母遗弃及其造成的伤害，”他说，“这件事形成了他独立的性格。他遵循着另外一套行为方式，这是因为他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与他的生长环境截然不同的世界。”
后来，乔布斯23岁时——这正是他的生父抛弃他时的年纪——乔布斯有了自己的孩子并抛弃了她。（最后他还是承担了作为一个父亲的责任。）孩子的母亲克里斯安•布伦南（Chrisann Brennan）说，被领养一事让乔布斯“满是伤痕”，这也解释了他后来的行为。“他曾经被遗弃过，但后来他也遗弃了别人。”克里斯安如是说。20世纪80年代与乔布斯一起在苹果公司密切合作过的安迪•赫茨菲尔德（Andy Hertzfeld），是少数几个与乔布斯和布伦南两者都保持紧密联系的人。“史蒂夫身上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他有时候会失控般变得残酷并伤害别人，”他说，“那还要追溯到他一出生便被遗弃这件事上。真正的潜在问题是，史蒂夫的生活中，永远有‘被遗弃’这样一个主题。”
乔布斯否认了这点。“有些人认为，因为我被父母抛弃过，所以我非常努力地工作以求出人头地，这样我父母就会后悔当初的决定，还有一些类似的言论，都太荒谬了，”他坚称，“知道自己是被领养的也许让我感觉更加独立，但我从未感觉自己被抛弃过。我一直都觉得自己很特别。我的父母让我觉得自己很特别。”之后，每当有人称保罗和克拉拉为乔布斯的“养父母”或者暗示他们不是他的“亲生父母”时，他就会异常愤怒。“他们百分之一千是我的父母。”他说。另一方面，当谈及他的亲生父母时，他显得很草率：“他们就是我的精子库和卵子库，这话并不过分，因为这就是事实，他们扮演的就是精子库的角色，仅此而已。”
硅谷
保罗和克拉拉夫妇为他们的儿子创造的童年，从很多方面来说，都是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典型模式。乔布斯两岁那年，他们领养了一个女儿，取名为帕蒂，3年后他们搬到了郊区的一栋房子里。保罗担任“回收人”的CIT信贷公司将他调到了帕洛奥图的办事处，但他承受不起那里高昂的生活费用，所以他们选择了在南边的山景城落脚，那里的生活开销相对低廉。
保罗•乔布斯想把自己对机械和汽车的热爱传递给儿子。“史蒂夫，从现在开始这就是你的工作台了。”他边说边在车库里的桌子上划出一块。乔布斯还记得父亲对手工技艺的专注曾让自己印象深刻。“我觉得爸爸的设计感很好，”他说，“因为他什么都会做。要是家里缺个柜子，他就会做一个。给家里搭栅栏的时候，他给我一把锤子，这样我就能跟他一起干活儿了。”
50年后，当年的栅栏依然包围着山景城那处房子与院落。乔布斯向我展示的时候，轻抚着栅栏的木板，回想起了父亲深深植入他脑中的一课。老乔布斯说，把柜子和栅栏的背面制作好也十分重要，尽管这些地方人们是看不到的。“他喜欢追求完美，即使别人看不到的地方他也会很关心。”
父亲继续着翻新、出售二手车的事业，并在车库里贴满了他喜爱的汽车的图片。他会向儿子介绍车辆设计的细节——线条、排气孔、铬合金以及座椅的装饰。每天下班后，他就换上工作服，窝在车库里，史蒂夫也常常跟着他。“我原本想让他掌握一点儿机械方面的技能，但他不愿意把手弄脏，”保罗后来回忆说，“他从没有真正喜欢过机械方面的东西。”
在引擎盖下修修补补根本吸引不了乔布斯。“我对修汽车没什么兴趣。但我特别喜欢跟爸爸待在一起。”即使随着年龄的增长，他越来越意识到自己是被领养的，他还是越来越喜欢跟爸爸黏在一起。乔布斯差不多8岁的时候，有一天他发现了一张父亲在海岸警卫队时的照片。“他在轮机舱里，上身赤裸，看上去很像詹姆斯•迪恩。对一个孩子来说，那一刻只能用‘哇，天哪’来形容了。哇，天哪！我的父母也曾经年轻过，而且长相也很不错。”
通过汽车，父亲让史蒂夫第一次接触到了电子设备。“他对电子设备并没有很深的了解，但他经常在汽车以及其他修理对象上跟电子设备打交道。他为我展示了电子设备的基本原理，我觉得很有趣。”更有趣的是去废品堆里寻找零部件的过程。“每个周末，我们都会进行一次废品站之旅。我们会寻找发电机，或者化油器，还有各种各样的元件。”他还记得看着父亲在柜台前谈价格。“他很擅长讨价还价，因为他比卖家更清楚零件的合理价格。”这一点对于实现他父母当初领养他时许下的承诺很有帮助。“我上大学的钱是这么来的：我父亲会花50美元买下一辆已经开不动的福特猎鹰（Ford Falcon）或者其他什么破车，花几个星期修好它，然后以250美元的价格卖出去——而且他不会去报税。”
乔布斯家的房子位于迪亚布洛大道286号，和他们周围的房子一样，都是由房地产开发商约瑟夫•埃奇勒（Joseph Eichler）建造的，他的公司于1950~1974年间，在加州的各个地区兴建了超过11 000座房屋。受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适合美国普通百姓的简单现代之家”这一设想的启发，埃奇勒建造了廉价房屋，这些房屋的特点是：落地的玻璃墙、开放式的平面设计、无遮蔽的梁柱构造、混凝土地面以及大量的滑动玻璃门。“埃奇勒做得很好，”乔布斯有一次和我在附近散步时说，“他造的房子整洁漂亮，价格低廉，质量优秀。他们把干净的设计和简洁的品位带给了低收入人群。房子本身有很棒的小特色，比如地板下安装了热辐射供暖设施。我们小的时候，铺上地毯，躺在上面，温暖舒适。”
乔布斯说，他对埃奇勒建造的房屋的欣赏，激发了他为大众制造设计精良的产品的热情。“我喜欢把很棒的设计和简便的功能融入产品中，而且不会太贵。”他一边向我指出这些房屋的干净典雅之处，一边说道，“这是苹果公司最初的设想，我们在制造第一台Mac电脑时就尝试这么做，并在iPod上实现了这个设想。”
乔布斯家的对面曾经住着一个成功的房地产经纪人。“他也不是很聪明，”乔布斯回忆说，“但看起来他好像赚了不少钱。于是我爸爸就想：‘我也能干这一行啊。’我记得他拼命努力，去上夜校，通过了执照考试，进入了房地产业。紧接着，房地产市场崩溃了。”结果，乔布斯一家经济拮据了差不多一年时间，当时史蒂夫还在上小学。他妈妈在生产科学仪器的瓦里安联合公司（Varian Associates）找到了一份记账员的工作，他们家也给房子办理了第二份抵押贷款。有一天，他的四年级老师问他：“关于这个世界，你有什么不明白的？”乔布斯回答说：“我不明白为什么我爸爸一夜之间就破产了。”虽然如此，乔布斯还是很为父亲感到骄傲，因为他从来没有学会那种卑躬屈膝的态度和圆滑诡诈的作风，尽管这些特质能让他成为一个业绩更好的经纪人。“想卖出房子，你就必须巴结别人，爸爸不擅长这个，他本性也不是这样的人。
这一点我很钦佩他。”保罗•乔布斯做回了老本行——机械师。
他的父亲宁静又温和，这些特质后来得到了乔布斯的赞扬而不是仿效。他还是一个坚决果断的人。
住在我们隔壁的是一个在西屋电气公司研究光伏电池的工程师。他还没有结婚，属于“垮掉的一代”那种类型的人。他有一个女朋友，她有时候会给我做保姆。我的父母都要工作，所以放学后我就去他们家待几个小时。他会喝醉酒，然后还会打她。有天晚上她吓得魂不附体地跑到我们家来，那男人也醉醺醺地跟过来了，我爸爸拦住他说：“她是在这儿，但你不准进来。”他就站在那儿。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我们以为万事都是平静祥和的，但这个家伙就属于那种生活一团糟的工程师。
这个地区与遍布美国的千千万万个绿树浓荫的地区不同的一点是，即便是个一无所长的人也想成为工程师。“我们搬到这里时，每个角落都能看到杏子和李子果园，”乔布斯回忆说，“但因为军事投资的关系，整个地区开始急速发展起来。”乔布斯受到硅谷历史的浸淫，渴望自己也能施展拳脚。宝丽来的埃德温•兰德后来告诉他，艾森豪威尔曾要求自己帮助制造U-2侦察机上的照相机，来监视苏联的威胁。胶卷被装在小罐子里，然后送到森尼韦尔的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埃姆斯研究中心（NASA Ames Research Center），这里离乔布斯家不远。“我第一次见到计算机终端，就是我爸爸带我去埃姆斯中心的时候，”他说，“我觉得自己彻底爱上它了。”
其他的国防项目承包商也于20世纪50年代陆续在周边地区落地生根。1956年，生产潜射弹道导弹的洛克希德公司导弹与空间部门（The Lockheed Missiles and Space Division）在NASA中心隔壁成立；4年后乔布斯一家搬到这里时，该部门已经雇用了20 000名员工。几百米之外就是西屋电气公司，其生产的设备是用来为导弹系统制造电子管和变压器的。“拥有尖端科技的军事公司云集于此，”他回忆道，“这太不可思议、太高科技了，生活在这里真让人觉得兴奋。”
国防工业的复苏，引发了一场依托科技的经济急速发展。这场发展的根基还要回溯到1938年，当时戴维•帕卡德和他的新婚妻子搬进了帕洛奥图的一座公寓，很快他的朋友比尔•休利特也在这座公寓的一个小屋里安顿了下来。房子有一间车库——这间车库后来成为了硅谷的标志之一——在这里，他们敲敲打打，制造出了自己的第一件产品：一台音频振荡器。到20世纪50年代，惠普已经成为一家制造技术仪器的快速成长的公司。
幸运的是，附近有一个地方为那些企业规模已经超出车库的创业者们提供了更大的发展空间。斯坦福大学的工程系主任弗雷德里克•特曼（Frederick Terman）在学校拥有的土地上开辟了一座占地700英亩的工业园区，提供给那些可以将学生们的创意商业化的私人企业。第一家租户便是瓦里安联合公司，也就是克拉拉•乔布斯工作的地方。“特曼的伟大计划对技术产业在此地发展壮大的推动作用，是其他任何事情都无法比拟的。”乔布斯说。在乔布斯10岁那年，惠普公司已经拥有9 000名雇员，并且成为每一个渴望稳定收入的工程师都梦寐以求的一流企业。
在硅谷的发展中，最重要的一项技术显然是半导体。在新泽西的贝尔实验室期间与人共同发明了晶体管的威廉•肖克利（William Shockley），也搬到了山景城，他在1956年创办了一家公司，用硅代替当时普遍使用的也较为昂贵的锗来制造晶体管。但随后肖克利变得越来越乖僻，他放弃了硅晶体管项目，这也导致了他麾下的8名工程师——最著名的有罗伯特•诺伊斯（Robert Noyce）和戈登•摩尔（Gordon Moore）——离他而去并创办了仙童半导体公司（Fairchild Semiconductor）。该公司发展到了12 000人的规模，但是1968年，诺伊斯在一场争夺CEO（首席执行官）宝座的权力斗争中失败后，公司分裂了。诺伊斯带走了戈登•摩尔，创办了集成电路公司（Integrated Electronics Corporation），他们巧妙地将公司简称为“英特尔”（Intel）。
他们的第三名员工是安德鲁•格鲁夫（Andrew Grove），他在20世纪80年代通过将业务重心从存储器芯片转移到微处理器上而使公司发展壮大。仅仅几年的时间，这一地区就出现了超过50家生产半导体的公司。
半导体产业的爆炸式发展与摩尔发现的著名现象有关，他在1965年绘制的一张图表显示，集成电路每个芯片所能容纳的晶体管数目大约每两年就会翻一番，性能也会提升一倍，而且这一趋势还会继续。这一发现在1971年得到了再一次证实，当时英特尔公司成功地将一个完整的中央处理器蚀刻到了一块芯片上——制成了英特尔4004——他们称之为“微处理器”。摩尔定律直至今日依然基本准确，它对产品性价比的可靠预测让包括史蒂夫•乔布斯和比尔•盖茨在内的两代年轻企业家可以对自己的未来产品作出成本推测。
芯片产业赋予该地区一个全新的名字。从1971年1月起，每周发行的专业类报纸《电子新闻》（Electronic News）的专栏作家唐•赫夫勒（Don Hoefler），开始了一组系列报道，标题为“美国硅谷”。这一绵延40英里的圣克拉拉谷，从南旧金山穿过帕洛奥图，一直延伸到圣何塞，贯穿其中的是该地区的商业主干道“国王大道”（El Camino Real），这条道路曾经连接着加州的21所教会，而现在，这条繁忙的道路所连接的企业和新兴公司每年吸引着全美1/3的风险投资。“成长于此，我受到了这里独特历史的启发，”乔布斯说，“这让我很想成为其中的一分子。”
像大多数孩子一样，他开始受身边大人们的热情影响。“住在我周围的父亲们大都研究的是很酷的东西，比如太阳能光伏电池和雷达，”乔布斯回忆道，“我对这些东西充满了惊奇，经常向他们问这问那。”这些邻居中最重要的一个人，拉里•朗（Larry Lang），跟乔布斯家隔了7户人家。“他是我心中惠普工程师的标准形象：超级无线电爱好者、铁杆电子迷，他会带东西给我玩。”当我们走到朗的老房子时，乔布斯指着车道说：“他把一个碳精话筒、一块蓄电池和一个扬声器放在车道上。他让我对着话筒说话，声音就通过扬声器放大出来了。”乔布斯的父亲曾经告诉过他，话筒一定要有电子放大器才能工作。“所以我跑回家，告诉爸爸他错了。”
“不对，肯定需要放大器。”父亲的口气很肯定。当史蒂夫提出异议时，父亲说他疯了。“没有放大器是不可能工作的，这其中是有诀窍的。”
“我不停地对我爸爸说不是那样的，让他亲眼去看看，最终他跟我一起走到邻居家，看到了。他说：‘我还是赶紧走人吧。’”
这件事在乔布斯的心中印象深刻，因为这是他第一次意识到父亲不是万事通。然后，他发现了一件让他更加不安的事情：自己比父母还要聪明。他一直很仰慕父亲的智慧和才能。“他没有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我以前一直认为他特别聪明。他不怎么看书，却会做很多事情。机械方面的东西他几乎样样精通。”然而碳精话筒这件事，乔布斯说，让他的想法开始动摇，他意识到自己实际上比父母更聪明、更敏捷。“这种想法出现在脑海中，对我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时刻。当我意识到自己比父母更聪明时，我为自己有这样的念头而感到异常羞愧。我永远忘不了那一瞬间。”他后来告诉朋友，这个发现，再加上自己是被领养的这个事实，让他觉得自己有些孤立——与世隔绝一般——脱离了父母，也脱离了世界。
此后不久，他又意识到了另一件事情。他不仅发现自己比父母聪明，还发现其实父母是知道这一点的。保罗和克拉拉是一对很慈爱的父母，他们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来适应这个非常聪明也非常任性的儿子。他们愿意竭尽全力去适应他，给他特别的对待。很快，史蒂夫也发现了这点。“父母都很了解我。他们意识到我的不同寻常之后就有了很强的责任感。他们想尽办法让我学到更多东西，送我去好学校。他们愿意满足我的需求。”
所以在他长大的过程中，伴随他的不仅仅是曾经被遗弃的感觉，还有一种自己不同于常人的感觉。在他心中，后者在他的个性形成中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
学校
在乔布斯上小学之前，母亲就已经教他阅读了。但这反而造成了一些麻烦。“在学校的最初几年我觉得很无聊，所以我就不断惹麻烦。”很快大家就发现，不论是从天性还是他接受的教育上，乔布斯都不是一个愿意服从权威的孩子。“我遭遇的是自己从未遇到过的另一种形式的权威，而且我不喜欢它。他们几乎都要制服我了。差一点儿他们就把我身上所有的好奇心都赶走了。”
他就读的学校，蒙塔•洛马小学，在他家四条街之外，是由一群20世纪50年代的低矮建筑组成的。他靠玩恶作剧来打发自己的无聊。“我有个叫里克•费伦蒂诺（Rick Ferrentino）的好朋友，我们会惹上各种各样的麻烦，”他回忆说，“比如我们会制作小海报，上面写着‘带宠物上学日’。那太疯狂了，到处都能看到狗撵猫。老师们都气疯了。”还有一次，他们设法让别的孩子说出了自己自行车锁的密码。“然后我们跑出去把所有的锁都调换了位置，没人能骑走自己的车。他们直到那天晚上才解决了问题。”到他三年级的时候，恶作剧开始有了一点儿危险的成分。“有一次，我们在老师瑟曼夫人（Mrs. Thurman）的椅子下面点燃了炸药。她吓得都抽搐了。”
不出意料，乔布斯在读完三年级之前被送回家两三次。不过父亲当时已经把他当做特殊的孩子来对待了，他以平静但有力的态度向学校阐明，他希望学校也能这么对待自己的孩子。“听着，这不是他的错，”乔布斯回忆当时父亲是这么对老师说的，“如果你提不起他的兴趣，那是你的错。”乔布斯的记忆中，父母从来没有因为他在学校犯错而惩罚过他。“我父亲的父亲是个酒鬼，还会用皮带抽他，但是我连一巴掌都没有挨过。”他又补充说，他的父母“都知道责任在学校，学校没有激发我的学习兴趣，而是让我去背一些没用的东西”。他开始展现出性格中的多面性，敏感又偶尔迟钝，易怒而又超然，这也是他以后生活中的状态。
等到他即将进入四年级的时候，校方认为最好将乔布斯和费伦蒂诺放到不同的班级里。教高级课程的是一名干劲十足的女教师伊莫金•希尔（Imogene Hill），人称“泰迪”，用乔布斯的话说，她成为了“我生命中的圣人之一”。在观察了乔布斯几个星期后，她意识到对付他最好的方法就是收买他。“有一天放学后，她给了我一本练习簿，上面都是数学题，她说要我带回家把题目解出来。我心想：‘你是不是疯了？’这时她拿出一只超大的棒棒糖，在我看来地球也不过这么大吧。她说，你把题目做完之后，如果大多数都做对了，我就把这个给你，再送你5美元。我用了不到两天就做完交给她了。”几个月之后，他不想再要奖励了。“我只想学习和让她高兴。”
她会帮他弄到一些小工具，让他可以做些打磨镜头、制作相机之类的事情。“我从她身上学到的东西比从其他任何老师那儿学到的都要多，如果没有她的话，我一定会坐牢的。”这再一次印证了乔布斯是个特殊的孩子。“在我们班，她只关心我一个人。她在我身上看到了一些东西。”
她看到的不仅是乔布斯的智慧。多年后，她很喜欢展示当年的班级在“夏威夷日”拍的一张照片。那天乔布斯出现的时候没有按要求穿夏威夷衫，但在照片中，他穿着一件夏威夷衫坐在前排中央。原来，他成功说服另一个孩子把自己的衣服脱下来给了他。
四年级快结束时，希尔夫人给乔布斯作了测试。“我的得分是初中二年级水平。”他回忆说。不光是他自己和他的父母，连老师们也发现了，他在智力上真的是非常特别，学校允许他连跳两级，直接升入七年级。这也是可以让他挑战自我并受到激励最简单的方法了。他的父母明智地决定让他只跳一级。
这样一种过渡有些突然。这个有点儿社交障碍的不合群的孩子发现自己身处一群比自己大一岁的人中间。更糟糕的是，他读六年级的地方是另一所学校：克里滕登中学。这所学校地处一个充斥着少数族裔帮派的社区，离原来的蒙塔•洛马小学不过八条街之隔，但在很多方面却像另一个世界。“打架几乎天天发生，厕所里的敲诈也是如此，”硅谷记者迈克尔•S•马隆（Michael S. Malone）这样写道，“学生们经常把刀带到学校来展现自己的男子气概。”乔布斯到这里的时候，一群学生刚因为轮奸而被监禁，隔壁学校因为在一场摔跤比赛中打败了克里滕登而导致己方的校车被毁。
乔布斯经常被欺负，到七年级上到一半的时候，他给父母下达了最后通牒。“我坚持要他们送我去别的学校。”他回忆说。这在经济上对他的父母来说是个艰难的挑战。当时他们家勉强能够收支平衡。但那样的时刻，毫无疑问，父母最终一定会满足他的意愿。“他们一开始反对，我就告诉他们，如果要我回到克里滕登的话，我就再也不上学了。所以他们就调查了一下最好的学校在哪里，然后倾尽所有，在一个更好的地区花21 000美元买下了一座房子。”
这趟搬家仅仅是向南移了3英里，来到了南洛斯阿尔托斯（South Los Altos）一处由杏树果园改造成的毫无特色的居民区。他们的新家位于克莱斯特路2066号，是一栋平房，有三间卧室，以及一个面朝马路、带卷帘门、设施齐全的车库。在车库里，保罗•乔布斯可以修汽车，而他儿子可以玩他的电子设备。这栋房子的另一个意义重大之处就是它正好处在库比蒂诺–森尼韦尔学区内，这是硅谷最安全也是最好的学区之一。“我搬来这儿时，这些角落里都还是杏树，”我们走过他家的老屋前，乔布斯指给我看。“住在那里的那个家伙教我怎么做一名有机作物园丁，以及如何制作堆肥。他不管种植什么东西都要追求完美。我一生中再没吃过比那儿更好的食物了。也就是从那时候起，我喜欢上了有机水果和蔬菜。”
尽管乔布斯的父母对于宗教信仰并不是十分狂热，但他们还是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受一点儿宗教教育，所以大多数的星期天他们都会带他去路德教堂（the Lutheran Church）。这一活动在他13岁那年结束了。乔布斯一家订阅了《生活》杂志，1968年该杂志在封面上刊登了一张令人震惊的照片，照片上是比亚法拉的一对饥饿的儿童。乔布斯把杂志带到教堂，质问牧师：“如果我举起我的手指头，上帝在我举之前就知道我要举哪一根吗？”
牧师回答说：“是的，上帝无所不知。”
乔布斯于是拿出那期《生活》杂志的封面，问道：“那么，上帝知道这些吗？他知道这些孩子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吗？”
“史蒂夫，我知道你不明白，但是，是的，上帝知道这一切。”
乔布斯宣布，他再也不想崇敬这样一位上帝，他也再没有去过教堂。不过，他倒是花了好几年时间研究并尝试实践佛教禅宗的教义。几十年后，他反思自己的精神感受时说，宗教应该更多地强调精神体验，而不是一味遵守教条。“当基督教太过基于信仰，而忽略了以耶稣的方式生活或者从耶稣的角度看世界时，它的精髓就消失了，”他告诉我，“我觉得不同的宗教就好比通往同一栋房子的不同的门。有时候我觉得这栋房子存在，有时候我又觉得它不存在。这是最神秘的。”
乔布斯的父亲当时在光谱物理公司（Spectra-Physics）工作，该公司坐落在旁边的圣克拉拉，为电子设备和医疗产品生产激光器件。作为一名机械师，他为工程师们设计的产品制作样机。他的儿子被那种对完美的追求所深深吸引。“激光仪器要求极其精准的调校，”乔布斯说，“真正尖端的激光仪器，比如飞机上使用的或者用于医疗的，都非常精密。工程师们会对我爸爸说，‘这就是我们想要的，我们还想要用一整块金属板一体成型来保证膨胀系数的一致。’然后爸爸就要想办法怎么实现。”大多数样机都是从零开始制作的，这就意味着保罗•乔布斯必须定制各种工具和模具。他的儿子被此深深吸引，却很少去车间看看。“要是他能教我用铣床和车床的话，一定会很有意思的，但遗憾的是，我从没去过他的车间，因为我对电子的东西更感兴趣。”
一年夏天，保罗•乔布斯带着史蒂夫去威斯康星州参观他们家的奶牛场。乡村生活对史蒂夫毫无吸引力，但有一幅画面却深深刻在了他心上。他看到了一只小牛犊的出生，让他惊讶的是，这只小动物才落地几分钟就挣扎着站起来开始走路。“这不是它通过学习获得的技能，而是与生俱来的，”他回忆说，“人类的婴儿就没有这种能力。我觉得这很了不起，虽然别人都不这么想。”他用软硬件的术语来形容这个现象：“就好像是设计好的一样，动物身体里的某些东西和它大脑里的某些东西在它出生后立刻开始协同作用，而不需要它去学习。”
到了九年级，乔布斯去了家园高中（Homestead High），这所学校的校园有些杂乱，由几栋两层楼的砖砌建筑构成，建筑都被刷成了粉色，当时有2 000名学生。“学校是由一个著名的监狱建筑师设计的，”乔布斯回忆说，“他们想把学校建得坚不可摧。”乔布斯那时候爱上了走路，他每天都独自走过15条街去上学。
他没什么同龄的朋友，却认识几个沉浸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反主流文化浪潮中的高年级学生。那时候，极客和嬉皮士的世界开始显现出一些重叠。“我的朋友们都很聪明，”他说，“我对数学、科学和电子学感兴趣，他们也是，而且大家都喜欢迷幻药和反主流文化。”
那时候，他的恶作剧一般都会用到电子设备。有一次，他在家中连接了几个扬声器。扬声器也可以用做麦克风，他在自己的衣柜里建了一个控制室，这样就可以偷听其他房间的声音了。有天晚上，他正戴着耳机偷听父母房间的声音，父亲逮到了他，愤怒地要求他拆除整套系统。很多晚上他都会造访他以前的工程师邻居拉里•朗的车库。朗最终把那只令乔布斯魂牵梦萦的碳精麦克风送给了他，还让他迷上了希斯工具盒（Heath kits）——当时广受欢迎的用来制作无线电设备或其他电子装备，但需要自己组装的工具套装。“希斯工具盒里面有各种各样用不同颜色编号的插件板和零部件，还有解释其使用原理的操作手册。”乔布斯回忆，“它让你意识到你能组装并搞懂任何东西。你做完几个无线电装置后，就会在目录里看到电视机，你会说，这个我也能做，即便你并不会真的去做。
我很幸运，因为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的父亲，还有希斯工具盒都让我相信，我能做出任何东西。”
朗还让乔布斯加入了惠普探索者俱乐部，这是个每周一次的聚会，每周二晚在公司餐厅进行，有大概15个学生参加。“他们会从实验室里请来一个工程师，给我们讲讲他正在研究的东西，”乔布斯回忆，“我爸爸会开车送我去。我感觉那儿就是我的天堂。惠普当时是发光二极管（LED）行业的先锋，所以我们就会讨论发光二极管的一些问题。”因为当时父亲为一家激光公司工作，所以乔布斯对发光二极管特别感兴趣。有一天晚上，聚会结束之后，他拦住了惠普的一名激光工程师，获得了参观他们全息摄影实验室的机会。但最让他印象深刻的还是见到了当时惠普正在开发的小型计算机。“我在那里第一次见到了台式计算机，它被称为9100A，是一台被神化了的计算器，但也确实是第一台台式计算机。它身形巨大，大概有40磅重，但它真的很美，我爱上了它。”
探索者俱乐部的孩子们被鼓励做一些项目，乔布斯决定做一台频率计数器，这是用来测量一个电子信号中每秒钟的脉冲数量的。他需要一些惠普制造的零件，所以他拿起电话打给了惠普的CEO：“那个时候，所有的电话号码都是登记在册的，所以我在电话簿上寻找住在帕洛奥图的比尔•休利特，然后打到了他家。他接了电话并和我聊了20分钟，之后他给了我那些零件，也给了我一份工作，就在他们制造频率计数器的工厂。”乔布斯高中第一年的暑假就在那里工作。“我爸爸早上开车送我去，晚上再把我接回家。”
他的工作主要就是在一条流水线上“安装基本元件”。一部分工友对这个爱出风头的孩子有些不满，因为他是通过给CEO打电话才得到了这份工作的。“我记得我告诉一个监督员：‘我喜欢这玩意儿，我喜欢这玩意儿。’然后我问他最喜欢做什么，他回答说：‘我喜欢鬼混，我喜欢鬼混。’”乔布斯与在楼上工作的工程师们相处甚欢。“每天早上10点，他们那儿都会供应甜甜圈和咖啡。我会跑上楼跟他们混在一起。”
乔布斯喜欢工作。他曾经送过报纸——下雨的时候父亲会开车送他；在他高中第二年的时候，周末和暑假他都在一家巨大的电子器材商店哈尔泰克（Haltek）做仓库管理员。如同他父亲那个堆满汽车零件的废品站一样，这家到处都是电子设备的商店也是拾荒者的天堂。这家商店延伸了一整个街区，那些新的、旧的、回收的、过剩的部件塞满了架子，未经分类就扔进了箱子，还有的就堆在户外的院子里。“在仓库后面靠近海湾的地方，他们用栅栏围起了一块区域，里面放着北极星潜艇的内部元件，都是从潜艇上扒下来当做废品卖掉的，”他回忆说，“所有的操纵装置和按钮都在。它们都是军绿色或灰色的，但是开关和螺栓盖是琥珀色和红色的。那些开关都是老式的大型手柄式开关，当你打开开关的时候，那种感觉太棒了，就好像你要炸了芝加哥一样。”
在店里堆满了厚厚目录的木制柜台前，人们会为了开关、电阻、电容和最新的存储芯片讨价还价。乔布斯的父亲以前也曾为汽车部件做过这样的事情，因为他比店员还清楚零件的价格，所以每次都能还价成功。乔布斯在这点上学习了父亲。他热衷于谈判并从中获得实惠，这也让他对电子零件有了更充分的了解。他会去电子产品的跳蚤市场，比如圣何塞交换大会，为了一块带有值钱芯片的电路板跟人讨价还价，然后把那些芯片卖给哈尔泰克商店的经理。
15岁那年，在父亲的帮助下，乔布斯拥有了自己的第一辆汽车。那是一辆双拼色的纳什大都会轿车（Nash Metropolitan），他父亲为之配备了一台英国MG公司生产的发动机。乔布斯并不怎么喜欢这辆车，但他不想让父亲知道，更不想错过拥有自己汽车的机会。“现在回想起来，纳什大都会看起来是最酷的车了，”他后来说，“但当时它是全世界最烂的车。不过，不管怎么样它也是一辆车，这就很好了。”不到一年，他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攒够了钱，可以换一辆带阿巴斯（Abarth）发动机的红色菲亚特850轿跑车了。“我爸爸帮我买车并检查了车况。把挣的钱攒起来去买东西的那种满足感太让人兴奋了。”
也是在那一年夏天，在他结束高二即将升入高三的时候，乔布斯开始抽大麻。“那年夏天我第一次抽大麻，当时我15岁，之后就经常抽了。”有一次他父亲在他的菲亚特车上发现了一些大麻。“这是什么？”他问。乔布斯平静地回答说：“大麻。”这是他一生中为数不多的一次直面父亲的愤怒。“那是我唯一一次真的和爸爸发生争执。”他说。但他父亲又一次屈从于他的意愿。“他要我保证以后再也不抽大麻了，但我不愿意保证。”实际上，到了高中第四年，他已经同时使用迷幻药和大麻了，并且还在探索睡眠剥夺的致幻效果。“我开始加大吸食大麻的剂量。我们偶尔也会用迷幻药，通常是在旷野中或是在车里。”
高中的最后两年，乔布斯的心智也快速发展，他发现自己既沉浸在极客的电子世界中，又喜欢文学和创造性的尝试。“我开始听很多音乐，阅读科技以外的书，例如莎士比亚、柏拉图的作品。我爱看《李尔王》。”他最爱的还包括《白鲸》和迪兰•托马斯（Dylan Thomas）的诗作。我问他为什么喜欢李尔王和阿哈船长，这两个是文学作品中最固执、最执著的角色，但他没有回答我，我也没有再提。“我高中第四年的时候上的大学英语预修课非常棒，老师是个长得很像欧内斯特•海明威的人。他会带我们一大帮人去优山美地（Yosemite）国家公园踏雪。”
乔布斯听的一门课日后成为了硅谷传奇的一部分，这就是约翰•麦科勒姆（John McCollum）教授的电子学。麦科勒姆以前是海军飞行员，他像个杂耍艺人般，通过各种小把戏来激起学生的兴趣，比如让特斯拉线圈产生电火花。他会把自己储藏室的钥匙借给他宠爱的学生，这个小储藏室堆满了晶体管之类的零部件。他有一种奇普先生（Mr. Chips）般的魔力，可以给学生解释清楚电子学原理，并把原理联系到实际应用中，例如怎样将电阻和电容串联和并联，然后用这些知识来制作放大器或者无线电设备。
麦科勒姆的教室在校园边缘一座厂房模样的建筑里，紧邻着停车场。“就在这儿，”乔布斯凝视着教室的窗户说，“隔壁就是以前的汽车修理课教室。”这样一种空间上的并列关系也突出了他们这一代与父辈那一代在兴趣上发生的转变。“麦科勒姆先生觉得电子学就是新的汽车维修。”
麦科勒姆信奉军事化的戒律以及对权威的尊重，乔布斯则不然。他已经不再隐藏自己对权威的厌恶，他的态度结合了怪异而顽固的激情和超然的叛逆。“他经常一个人在角落里做自己的事情，压根不想跟我或者班上的其他人有任何交流。”麦科勒姆后来说。他从来没有放心地把储藏室的钥匙给过乔布斯。有一次乔布斯需要一样市面上找不到的零件，他就给制造商——底特律的伯勒斯公司（Burroughs）——打了一个对方付费电话，告诉他们自己正在设计一个新产品，想要测试一下那个部件。几天之后，这个部件通过航空包裹寄到了乔布斯手上。当麦科勒姆问他从哪儿弄来的时候，乔布斯带着一种旁若无人的骄傲讲述了事情的经过——他是怎样打对方付费电话并且编故事的。“我很愤怒，”麦科勒姆说，“我不希望我的学生做这样的事情。”乔布斯的反应则是：“我没钱打电话，而那家公司很有钱。
”
麦科勒姆的课程是三年，但乔布斯只上了一年。在一个项目中，他制造了一台带有光感器的装置，光感器遇到光后就会开启电路。任何一个学过科学课的高中生都能做出这样的装置。他更感兴趣的是研究激光——他从父亲那儿学到的东西。乔布斯和几个朋友一起，通过使用安装在扬声器上的镜面反射激光，实现了用于各种派对的音乐灯光表演。
[1] 即史蒂夫· 乔布斯。
第二章 奇特的一对
Odd Couple 奇特的一对
The two Steves 两个史蒂夫
沃兹
还在麦科勒姆班上的时候，乔布斯碰巧与一个本校的毕业生成了朋友，此人就是斯蒂芬•沃兹尼亚克（Stephen Wozniak）[1]。沃兹尼亚克一直是老师最喜欢的学生，并因为在班上展现出的杰出才能而成为全校的传奇人物。他的弟弟曾经和乔布斯一起参加过游泳队，而他本人比乔布斯大了将近5岁，对电子学的了解也远超乔布斯。但从情商以及社交方面的能力来说，他依然是个高中生极客。
和乔布斯一样，沃兹尼亚克也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很多。但两人学到的东西是不同的。乔布斯的父亲是个高中辍学生，他在修理汽车的过程中学会了如何通过买卖零部件赚取可观的利润；而人称“杰里”的沃兹尼亚克的父亲弗朗西斯•沃兹尼亚克（Francis Wozniak），是加州理工学院工程系的杰出毕业生，还是校橄榄球队的四分卫，他十分崇尚工程学并且瞧不起那些从事商业、市场或销售的人。他后来成为了洛克希德公司的火箭专家，设计导弹制导系统。“我记得他告诉我，工程学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史蒂夫•沃兹尼亚克后来回忆说，“工程学将社会带入了一个新的层级。”
沃兹尼亚克最早的记忆之一，就是在一个周末去了父亲工作的地方，看到了一些电子部件，父亲“把我跟这些部件一起摆在桌上，这样我就可以拿着玩了”。父亲试着让显示器上的一条波形保持平直，以证明自己设计的电路能够正常工作，而沃兹在一旁看得入了迷。“我能看到，爸爸做的任何事情都是重要的，而且他做得很棒。”那个时候的沃兹就会问父亲各种问题，都是关于屋子里随处可见的电阻和晶体管的，父亲就会拿出一块黑板，给他解释这些部件是干什么的。“他会从原子和电子开始讲起，给我解释电阻是干什么的。我上小学二年级的时候他就给我解释电阻是怎么工作的了，不是用方程式，而是用很具体形象的方式。”
沃兹的父亲还教给了他其他一些东西：绝不撒谎，这深深扎根于他那单纯、不善社交的个性之中。“我父亲信奉诚实，极端的诚实。那是他教我的最重要的事情，我从没有撒过谎，到今天也是这样。”（仅有的例外就是他恶作剧的时候。）除此之外，这位父亲还给儿子灌输了对于极大野心的厌恶，这一点沃兹与乔布斯不同。他们结交40年以后，2010年，在一场苹果公司的产品发布活动上，沃兹回顾了他们之间的这种差异。“我爸爸跟我说，你总是想做一个中庸的人。”他说，“我不想成为一个像史蒂夫那样的高端人物。我爸爸是个工程师，那也是我想做的。我太腼腆了，永远不可能成为像史蒂夫那样的商业领袖。”
到了四年级，沃兹尼亚克成为了他自称为“电子小孩”的那一类人。对他来说，盯着一只晶体管要比跟一个姑娘眉来眼去来得容易。他就以矮矮胖胖、有点儿驼背的形象示众，大多数时间他都埋头于电路板中。在乔布斯还在为了一个连他父亲都解释不清的碳精话筒而迷惑的年纪，沃兹尼亚克已经在使用晶体管搭建对讲系统了，这个系统带有放大器、继电器、灯和蜂鸣器，连接了相邻的6座房子中孩子们的卧室。乔布斯还在玩希斯工具盒的时候，沃兹尼亚克已经在组装来自世界上最先进的无线电制造商哈里克拉夫特（Hallicrafters）的发射器和接收器了，他还和父亲一起获得了业余无线电执照。
沃兹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家阅读父亲的电子学期刊，他着迷于关于新式计算机的那些故事，比如强大的埃尼阿克（ENIAC）。在接触到布尔代数之后，他惊奇地发现其实计算机系统一点儿也不复杂，而是非常简单。八年级的时候，他基于二进制理论造出了一台计算器，把100只晶体管、200只二极管、200只电阻装在了10块电路板上。在当地一项由空军举办的赛事上，尽管参赛者中还有十二年级的学生，但这台计算器还是赢得了最高奖。
与沃兹同龄的男孩已开始跟女孩约会、参加各种派对，而他觉得这些都比设计电路更为复杂，他显得更加不合群了。“之前我还挺受欢迎的，但突然间我就被孤立了，”他回忆说，“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人跟我说话。”他找到了一个发泄的办法：搞些幼稚的恶作剧。高中四年级的时候，他做了一个电子节拍器——音乐教室里用来打拍子的、会发出“滴答”声的装置——然后他意识到“滴答”声听上去很像是炸弹定时器的声音。于是他把一些大块电池的标签撕掉，把它们绑在一起，然后放进了学校的储物柜里。他设定好装置，一旦柜门被打开，“滴答”频率就会变高。那天晚些时候，他被叫到了校长办公室。他还以为是因为他又一次获得了学校的最高数学奖。然而，等待他的是警察。校长布吕德先生（Mr. Bryld）在装置刚被发现时就被叫到了现场，他一把抓起那个玩意儿，紧贴胸口，抱着它勇敢地跑到了操场，然后把上面的电线拆掉。
沃兹强忍着，但还是控制不住笑了出来。那天他真的被送到了青少年拘留中心，在那儿过了一夜。沃兹认为那是一次难忘的经历。他在里面教其他犯人把通到天花板上风扇的电线接到铁窗上，这样一旦有人碰到就会被电击一下。
对沃兹来说，被电击就好像是获得荣誉奖章一样。作为一名硬件工程师让他很自豪，但这也意味着触电是家常便饭。他曾经发明过一种轮盘赌游戏：四个人把拇指按在槽里，球落下之后，其中的一个会被电到。“搞硬件的人才愿意玩这个游戏，搞软件的都太胆小了。”他这么强调。
到了高中四年级，他在喜万年公司（Sylvania）得到了一份兼职工作，人生中第一次有机会在计算机前工作。他从书上自学了FORTRAN语言，并阅读了当时大多数电子系统的使用说明，从数字设备公司（Digital Equipment）的PDP-8开始。之后，他研究了最新的微芯片的规格，开始使用这些最新的元器件重新设计计算机。他为自己定的挑战是：使用最少的元器件来实现。“我关上房门，在自己的房间里独自完成了这项工作。”他回忆说。每天晚上，他都会努力在前一天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自己的设计。到高中四年级结束时，他已经成为这方面的专家了。“我设计的计算机，使用的芯片数量只有市面上产品中芯片数量的一半，但我的设计还停留在图纸上。”他从没有跟他的朋友提到过这些。毕竟，大多数17岁的孩子都在忙着干其他事情。
高中第四年感恩节的周末，沃兹拜访了科罗拉多大学。学校放假了，但他找到了一个工程系的学生，那个人带着他参观了实验室。沃兹尼亚克请求父亲送他去那里读书，尽管州外学生的学费并不是他们轻易拿得出的。他们达成了一个协议：沃兹可以去科罗拉多大学读一年，但一年之后必须转回离家较近的迪安扎（De Anza）社区学院。1969年秋天抵达科罗拉多之后，沃兹将大把的时间用在了恶作剧上（包括印发大量写着“去你妈的尼克松”的传单），以至于未能通过一些课程的考试，被学校留校察看。此外，他编写了一个程序，不停地计算斐波那契数列，占用了大量的计算机运行时间，学校威胁要他承担费用。为了不让父母知道这些事，他转学到了迪安扎。
在迪安扎愉快地度过了一年后，沃兹尼亚克决定休学去赚钱。他在一家为交通部门生产计算机的公司里找到了工作，一名同事还给了他丰厚的馈赠：将一些多余的芯片提供给沃兹，让他将一直停留在图纸上的计算机变成现实。沃兹尼亚克决定使用尽可能少的芯片，一方面作为对自己的挑战，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不想利用同事的慷慨。
沃兹的大多数工作都是在附近一个朋友家的车库中完成的，此人就是当时还在家园高中读书的比尔•费尔南德斯（Bill Fernandez）。为了让工作顺利完成，他们喝了很多克雷格蒙特奶油苏打水，然后骑着自行车去森尼韦尔的西夫韦超市退还瓶子，换到钱后再买更多汽水。“正是因为这个我们才把它叫做奶油苏打水电脑。”沃兹尼亚克说。这其实是一台可以做乘法的计算器，通过一系列开关将数字输入，然后用小灯显示的二进制码呈现结果。
1970年秋天，奶油苏打水电脑完工后，费尔南德斯告诉沃兹尼亚克，他应该见见家园高中的一个人。“他叫史蒂夫，跟你一样喜欢恶作剧，也跟你一样喜欢电子学。”这应该是继32年前休利特走进帕卡德的车库之后，硅谷历史上意义最重大的一次车库会面。“史蒂夫和我就在比尔家门前的人行道上坐了很久，分享彼此的故事——大多是关于我们搞的恶作剧，还有各自做过的电子设计，”沃兹回忆说，“我们有如此多的共同点。一般来说，我很难向别人解释清楚我做的设计，但史蒂夫一下子就听明白了。我喜欢他。他瘦巴巴的，但是充满了活力。”乔布斯也印象深刻。“沃兹是我见过的第一个比我还懂电子学的人，”他从专业的角度这么说，“我立刻就喜欢上他了。我比自己的真实年龄要显得更成熟，而沃兹正相反，我们拉平了。沃兹非常聪明，但情商方面却像是我这个年龄的人。
”
除了对计算机的兴趣，两人还都热爱音乐。“那时候是音乐的鼎盛时期，”乔布斯回忆说，“就好像贝多芬和莫扎特还活着一样。真的。人们回顾那个时期时真的会这么想。沃兹和我深深沉醉其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沃兹让乔布斯迷上了鲍勃•迪伦（Bob Dylan）。“我们一直追随着圣克鲁兹一个叫斯蒂芬•皮克林（Stephen Pickering）的家伙，他会放出迪伦的行踪动向，”乔布斯说，“迪伦会录下自己所有的音乐会，但他身边的一些人不是很谨慎，所以这些磁带很快就到处都是了。盗版也到处都是。而这个皮克林收集了他所有的磁带。”
搜寻迪伦的录音带很快就变成了两人的合作项目。“我们两个会游走于圣何塞和伯克利地区，到处寻找迪伦的盗版磁带并收集它们，”沃兹说，“我们会购买迪伦歌词的小册子，然后熬夜解读这些歌词。迪伦的话可以触动我们心中的创造性思维。”乔布斯说：“我有超过100个小时的磁带，包括他1965年和1966年巡回演出的每一场演唱会。”也是在这些演唱会上，迪伦尝试了电子乐。乔布斯和沃兹两人都购买了高端的TEAC牌双卷盘录音设备。“我把我的调成低速挡，把好几场演唱会录到一盘带子上。”沃兹尼亚克说。乔布斯的痴迷与他不相上下。“我没有买大的扬声器，而是买了一副很棒的耳机，我会躺在床上听上好几个小时。”
乔布斯在家园高中的时候曾经组织过一个俱乐部，进行音乐灯光表演，也搞些恶作剧（他们曾经把一个刷了金色漆的马桶坐垫粘到了一个花盆上）。他们的俱乐部叫做“巴克鱼苗”（Buck Fry Club）[2]，借以取笑校长的名字。当时已经毕业的沃兹尼亚克和朋友艾伦•鲍姆（Allen Baum）也在乔布斯高中三年级结束的时候加入了他的校内圈子，欢送即将毕业的四年级学生。40年后，当乔布斯再一次回到校园时，他在当年那场恶作剧发生的地方停了下来，指给我看：“看见那个阳台了吗？我们就是在那儿挂的标语，也是在那儿锁定了我们的友谊。”在鲍姆家的后院里，他们拿出一张已经扎染成学校标志性绿白相间颜色的大号床单，在上面画了一只巨大的竖起中指的手。鲍姆慈爱的犹太母亲甚至帮他们一起画，还告诉他们怎么处理色彩渐变和阴影部分，好让整个画面看上去更加真实。
“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她窃笑着说。他们设计了一个由绳子和滑轮组成的装置，这样一来，在毕业生们行进到阳台下方时，床单会缓缓落下，他们还在上面签上了巨大的字母“SWAB JOB”，这是取自三个人名字中的字母，意思是“沃兹尼亚克–鲍姆–乔布斯联合出品”。这场恶作剧成了学校的传奇，也让乔布斯再一次被停学处分。
在另一场恶作剧中，使用到了沃兹尼亚克发明的一个可以发射电视信号的便携装置。他会带着这个装置走进一个大家都在看电视的房间，比如说宿舍，然后悄悄按下按钮，电视画面就会受到静电干扰而变得模糊。有人站起来猛敲电视机的时候，沃兹就松开按钮，于是画面就会恢复正常。一旦那些毫不怀疑的观众们开始顺着他的意愿不断起身，他就会提高难度。他会让画面一直模糊着，直到有人去碰一下天线。最终他会让一群观众以为扶着天线的同时还必须单脚着地或者手放在电视机顶部。多年以后，在一场主题演讲上，乔布斯也遇到了视频无法播放的麻烦，他放下演讲稿，讲述了当年和沃兹一起玩这个装置时的快乐。“沃兹会把它装在口袋里，然后走进一间宿舍，那里有一群人在看《星际迷航》，他就开始在电视机上捣乱，这时就会有人站起来去修，他脚刚抬起来沃兹就会让电视恢复正常，脚落地之后沃兹又再次让电视画面变模糊。
”乔布斯站在台上作出扭曲的姿势，笑着说：“不出五分钟，就会有人被气成我现在这个样子。”
蓝盒子
恶作剧与电子技术的终极结合——也是促成苹果公司成立的疯狂表演——在一个周日的下午启动了，当时沃兹尼亚克看到了母亲给他留在厨房桌子上的《君子》（Esquire）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当时是1971年的9月，他正准备第二天出发去伯克利，他的第三所大学。那篇文章——罗恩•罗森鲍姆（Ron Rosenbaum）写的《小蓝盒的秘密》——描绘了黑客和电话飞客是如何通过模拟AT&T（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网络上接通线路的特定音频免费拨打长途电话的。“这篇长文刚读到一半的时候，我就给我最好的朋友乔布斯打电话，然后读了一部分给他听。”沃兹尼亚克回忆说。他知道，那时候已经开始读高中四年级的乔布斯一定也会非常兴奋。
文中有一个关键人物：约翰•德雷珀（John Draper），他是一名黑客，外号“咔嚓船长”[3]，这是因为，他发现早餐麦片附赠的哨子发出的声音与电话网络中用以传输呼叫的开关发出的音频是一样的，都是2 600赫兹。这样就可以骗过系统，允许长途电话接通，而不产生额外的费用。文章中还提到，其他一些可以作为内部线路控制的单音频信号的信息，可以在《贝尔系统技术期刊》中找到。而AT&T公司立刻要求各地图书馆将这本期刊下架。
那个周日的下午，乔布斯接到沃兹的电话后，立刻意识到他们必须马上找到那本技术期刊。“几分钟之后沃兹就来接我，我们去了斯坦福大学线性加速器中心的图书馆，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乔布斯回忆道。那天是周日，图书馆关门了，但他们穿过一扇很少上锁的门进到了里面。“我记得我们在书架上猛翻，最后是沃兹找到了那本期刊，上面有所有的频率。那种感觉简直就是‘天哪！’我们翻开它，所有信息都有。我们一直对自己说：‘这是真的，天哪！这是真的！’所有信息都写得清清楚楚——音调，频率。”
那天晚上，沃兹尼亚克在森尼韦尔电子商店关门之前跑了过去，买到了制造模拟声音发生器需要的零部件。乔布斯之前在惠普探索者俱乐部的时候就做过一个频率计数器，他们用这个计数器来调校他们需要的声音。只要一拨号，他们就能复制并录下文章中指定的声音。到了午夜，他们准备好测试了。很不幸，他们使用的振荡器不够稳定，无法准确复制能够骗过系统的声音。“我们使用史蒂夫的频率计数器可以发现振荡器的不稳定性，”沃兹尼亚克说，“但就是没办法让它工作。我第二天一早就要去伯克利了，所以我们决定，等我到那儿之后，就着手制造一个数字版的蓝盒子。”
从未有人做过数字版的蓝盒子，但沃兹生来就是迎接挑战的。他从电器连锁店Radio Shack买来二极管和晶体管，在同宿舍一个拥有完美音准感的学生的帮助下，在感恩节之前就完成了制作。“这是我设计过的最让我自豪的电路，”他说，“直到今天我仍然觉得难以置信。”
一天晚上，沃兹尼亚克从伯克利驱车前往乔布斯家中测试蓝盒子。他们想打给沃兹在洛杉矶的叔叔，但是弄错了电话号码。不过这无关紧要，因为这套装置终于可以使用了。“嗨！我们正在免费给你打电话！我们正在免费给你打电话！”沃兹尼亚克大喊着。电话那头儿的人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也有点儿不耐烦。乔布斯插话了：“我们正在加利福尼亚给你打电话！在加利福尼亚给你打电话！用一只蓝盒子给你打电话！”这番话很可能让对方更加困惑了，因为他也在加利福尼亚。
起初蓝盒子只是用来找乐子或者搞恶作剧的。最著名的一次，他们打给梵蒂冈，沃兹尼亚克假装是亨利•基辛格，想要跟教皇通话。“我正在莫斯科参加峰会，我需要跟教皇通话。”沃兹回忆当时自己说的话。他被告知当地时间是早上五点半，教皇还在睡觉。当他再次打过去的时候，接电话的是一名充当翻译的主教。但对方并没有真的让教皇接电话。“他们意识到沃兹是冒牌的，”乔布斯回忆说，“我们当时在一个公用电话亭。”
也就是那时候，发生了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也确立了今后他们合作关系的模式：乔布斯认为蓝盒子不该再停留在业余爱好阶段了。他们可以制作然后销售。“我把剩下的元件都集中起来，比如说盒子、电源和数字键盘，然后想出了定价方式。”乔布斯说，这也预示了他日后在创立苹果公司过程中将扮演的角色。成品的大小差不多有两副扑克牌那么大，所有的零部件价值40美元，乔布斯决定以150美元的价格出售。
追随着诸如“咔嚓船长”这样的飞客的脚步，两人也给自己起了别名。沃兹尼亚克成了“伯克利蓝”，乔布斯叫做“奥拉夫•图巴克”（Olaf Tobark）。他们会敲响各个宿舍的门，寻找感兴趣的人，然后把蓝盒子连上电话和扬声器进行演示。潜在的买家在一旁看着，他们就会现场演示给诸如伦敦的丽兹酒店这样的地方打电话，或者是拨打澳大利亚的“打电话听笑话”服务电话。“我们做了大概100个蓝盒子，几乎全卖出去了。”乔布斯回忆说。
这样的快乐和利润在森尼韦尔的一家比萨店里结束了。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正准备带着刚做完的一台蓝盒子开车去伯克利。乔布斯需要用钱，急需出售这台机器，所以他就向邻桌的几个人推销。那帮人很感兴趣，乔布斯就走到电话亭，往芝加哥打了一个电话作演示。他们说要到车里去拿钱。“于是沃兹和我就走向那辆车，我手上拿着蓝盒子，那家伙走进车里，手伸到座位底下，拔出了一把枪。”乔布斯回忆道。他从没有如此靠近过一把枪，被吓坏了。“他拿枪指着我的肚子说：‘把它拿过来，兄弟。’我的神经一下子绷紧了。车门就在那儿，我想是不是可以猛关上车门砸他的腿，然后我们趁机逃跑，但很有可能他会朝我们开枪。所以我慢慢地、非常小心地把蓝盒子递给了他。”这种抢劫真的太奇怪了。抢走蓝盒子的家伙给了乔布斯一个电话号码，说如果蓝盒子有用的话，以后会想办法把钱付给他。
当乔布斯照着号码打过去的时候，还真的找到了那个家伙，他不会用蓝盒子。乔布斯巧妙地说服此人在一个公共场合跟他和沃兹见面。但最终他们还是胆怯了，决定再也不跟那个持枪的男人打交道，即便那样做有可能拿回那150美元。
这次恶作剧为他们日后更精彩的创举铺平了道路。“如果不是因为蓝盒子，就不会有苹果公司，”乔布斯后来回想说，“这一点我百分百确定。沃兹和我学会了怎样合作，我们也获得了信心，相信自己可以解决技术问题并且真的把一些发明投入生产。”他们创造的仅用一小块电路板的装置，竟可以控制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基础设施。“你无法想象那给了我们多少信心。”沃兹也有同样的感触。“出售它们也许不是个好主意，但这让我们看到，我的工程技术和他的远见卓识结合起来，我们可以做出怎样的一番事业。”他说。蓝盒子的这段奇妙经历为两人之间即将诞生的合作关系建立了一个模板：沃兹尼亚克就是个文雅的天才，创造出一项很酷的发明，然后就算送给别人他也很高兴；而乔布斯会想出怎样让这个发明方便易用的方法，然后把它包装起来，推向市场，赚上一笔。
[1] 即史蒂夫· 沃兹尼亚克，也称沃兹。
[2] “Buck Fry”将两个单词第一个字母互换，就成了“Fuck Bry”，这是英语恶作剧的常用伎俩。
[3] 即Captain Crunch，也是著名麦片品牌。
第三章 出离
The Dropout 出离
Turn on, tune in…顿悟，修行……
克里斯安•布伦南
1972年春天，乔布斯高中即将毕业时，开始与一位叫做克里斯安•布伦南的女孩儿交往。这个嬉皮士风格的女孩超凡脱俗，虽与乔布斯同龄，但比他低一年级。她有一头浅褐色的秀发，绿眼睛，高颧骨，有些柔弱，十分迷人。她承受着父母婚姻破裂带来的痛苦，变得十分脆弱。“我们一起制作一部动画片，然后开始交往，她成了我第一任正式女友。”乔布斯回忆说。布伦南后来说：“史蒂夫很疯狂，这也正是他吸引我的地方。”
乔布斯的疯狂是以一种有教养的方式体现的。他开始了伴随他一生的强制性饮食实践——仅仅食用水果和蔬菜——所以他又瘦又结实，就像惠比特犬一样。他学会了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别人，他喜欢在长时间的沉默中断断续续地加入语速极快的讲话。这样一种激情和冷漠的奇怪组合，再加上他那一头及肩长发和稀疏的胡茬儿，让他看上去就像个疯癫的萨满巫师。他时而展现超凡魅力，时而让人毛骨悚然。“他不断变化形象，看起来有点儿半疯，”布伦南回忆说，“他经常焦虑不安，好像有无尽的黑暗包围着他。”
乔布斯当时已经开始服用迷幻药了，在森尼韦尔郊外的一处麦田里，他让布伦南也加入了其中。“感觉很好，”他回忆说，“那段时间我听了很多巴赫的音乐。就在一瞬间，整个麦田似乎都在演奏巴赫。那是我到那时为止人生中最美妙的感触。我觉得自己就是交响乐的指挥，巴赫也好像出现在了麦田里。”
1972年夏天，乔布斯毕业之后，他和布伦南搬到了洛斯阿尔托斯一座山上的小屋里。“我要去小屋里和克里斯安同居了。”有一天他如此向父母宣告。他父亲怒不可遏。“不准去，”他说，“除非我死了。”他们最近刚刚因为大麻的事情争吵过，但这一次小乔布斯还是非常顽固。他说了声再见就走出了家门。
那年夏天，布伦南用了很多时间画画。她非常有才华，画了一幅小丑的画送给乔布斯，他一直把它挂在墙上。乔布斯平时就写写诗，玩玩吉他。他有时候会对布伦南非常冷血和粗鲁，但有时候又十分迷人，可以轻易说服别人接受自己的意愿。“他很开明，又很残酷，”她回忆说，“真是奇怪的组合。”
暑假期间，有一次乔布斯的红色菲亚特着火了，他差点儿因此丧命。当时他正行驶在圣克鲁兹山区的天际线大道上，与他同行的是一个高中朋友，蒂姆•布朗（Tim Brown）。布朗朝后看了一眼，发现引擎在往外冒火花，于是他镇定地对乔布斯说：“靠边停车，你的车着火了。”乔布斯照做了。他父亲尽管与他发生了争执，还是驱车来到山区，把菲亚特拖回了家。
为了想办法赚钱买一辆新车，乔布斯让沃兹尼亚克开车带他去了迪安扎学院，到那里的公告板上寻找招工启事。他们发现，圣何塞的西门购物中心（Westgate Shopping Center）正在招募大学生，要他们穿上戏服逗小孩子玩。为了3美元一小时的报酬，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以及布伦南穿上厚厚的全套戏服，戴上帽子，扮演梦游仙境的爱丽丝、疯帽子和白兔子。真诚又亲切的沃兹尼亚克觉得这一切十分有趣。“我说：‘我想做这个，这是我的机会，因为我喜欢小孩子。’我从惠普请了假。我想史蒂夫觉得这是个烂工作，但我把它当做一次愉快的经历。”乔布斯确实做得很痛苦：“太热了，那些服装又很重，只要在里面待上一会儿我就会产生揍那些小孩儿的冲动。”“耐心”这个词，从来就与乔布斯沾不上边儿。
里德学院
17年前，乔布斯的父母领养他的时候曾经作过保证：他一定会上大学。所以他们一直努力工作，为他的大学专款省吃俭用，等到乔布斯高中毕业时，这笔专款虽不多，但也足够他上大学的费用了。但越来越任性的乔布斯把这件事变得很艰难。一开始，他根本就不想读大学。“如果我没有读大学的话，我应该会直接去纽约。”他回忆说，一边思考着如果当年选择了那条道路，自己的世界——也许是我们所有人的世界——会有怎样的不同。当他的父母坚持要他上大学时，他以一种被动而富有侵略性的态度进行了回应。他不考虑州立大学，比如当时沃兹就读的伯克利，尽管州立大学的学费更加亲民。他也不想去斯坦福，尽管就在家旁边，而且可能会给他提供奖学金。“去念斯坦福的人，他们已经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了，”他说，“他们一点儿艺术性都没有。我想要上的是更富有艺术性的、更有趣的学校。
”
他坚持唯一的一个选项是里德学院，位于俄勒冈州波特兰市的一所私立文理学院，也是全美最贵的大学之一。他在伯克利看望沃兹的时候接到了父亲的电话，被告知里德学院的录取通知书到了，同时父亲还试图劝说史蒂夫不要去那里，母亲也劝他。他们说，里德的学费太高了，根本不是他们所能承受的。但他们的儿子下了最后通牒：如果他不能去里德学院的话，那么他就哪儿都不去。如往常一样，父母又一次妥协了。
里德的在校生只有1 000人，规模只有家园高中的一半。学校以自由精神及嬉皮士生活方式著称，与这样一种生活方式并存的是学校严格的学术标准及核心课程。5年前，迷幻启蒙运动领袖蒂莫西•利里（Timothy Leary）在他的“精神探索联盟”高校之旅中，曾经盘腿坐在里德学院的草地上，大声呼喊：“就如同过去所有我们在其中寻找神性的伟大宗教一样……那些古老的目标都隐喻着现在——打开心扉、自问心源、脱离尘世（Turn on, tune in, drop out）。”许多里德学院的学生把这三条告诫奉为座右铭，学校在20世纪70年代的退学率超过了1/3。
1972年，乔布斯要开学了，他的父母开车带他来到了波特兰。但他又做出了叛逆的举动：拒绝父母送他进校园。事实上，他甚至连“再见”和“谢谢”都没有说。后来他回想这件事的时候，充满了愧疚：
这是一生中真正让我觉得羞愧的一件事。我当时不够体贴，伤害了他们的感情。我不该那么做的。他们为了能让我去那儿读书竭尽全力，但我就是不愿意他们在我身边。我不想让任何人知道我有父母。我就想像个搭火车四处流浪的孤儿一样，突然出现在校园，没有根，没有与外界的联系，也没有背景故事。
1972年下半年，乔布斯来到里德学院的时候，美国的校园生活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美国对越南的战争，以及随之而来的征兵热潮，都在逐渐平息。校园中的政治激进主义渐渐消退，许多宿舍的卧谈会主题都已换成对自我实现的兴趣。乔布斯深受一系列关于精神和启蒙的书籍影响，尤其是《此时此地》（Be Here Now），这是一本介绍冥想及致幻剂的美妙之处的书，作者是拉姆•达斯导师（Baba Ram Dass），本名叫理查德•阿尔珀特（Richard Alpert）。“这本书意义深远，”乔布斯说，“它改造了我和很多朋友。”
这帮朋友里和乔布斯最亲密的是一个留着稀疏胡子的大一新生：丹尼尔•科特基（Daniel Kottke），他是在抵达里德学院一周后见到乔布斯的，和乔布斯一样喜欢佛教禅宗、迪伦和迷幻药。来自纽约一个富人区的科特基聪明又温和，对佛教的兴趣让他那花童一般的行为举止显得更加柔和。精神上的探索让他不再追求物质享受，尽管如此，他还是对乔布斯的录音机印象深刻。“史蒂夫有一台TEAC牌双卷盘录音设备，还有大量迪伦的录音带，”科特基回忆说，“他真的很酷，又科技感十足。”
乔布斯开始经常和科特基及他的女友伊丽莎白•霍姆斯（Elizabeth Holmes）混在一起，尽管第一次见面时他就羞辱了伊丽莎白，他不停追问要多少钱才能让她跟另一个男人上床。他们会一起搭便车去海边玩，参加宿舍里关于生命意义的说唱，去当地的哈雷•克里希纳寺庙参加爱心活动（love festivals），还会去禅宗中心吃免费的素食。“这些很有意思，”科特基说，“也极具哲学层面的意义，对于禅宗我们是非常严肃的。”
乔布斯开始去图书馆，并跟科特基分享其他关于禅宗的书，包括铃木俊隆（Shunryu Suzuki）的《禅者的初心》（Zen Mind, Beginner"s Mind），帕拉宏撒•尤迦南达（Paramahansa Yogananda）的《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Autobiography of a Yogi），理查德•莫里斯•比克（Richard Maurice Bucke）的《宇宙的意识》（Cosmic Consciousness），以及丘扬创巴（Chgyam Trungpa）的《突破精神唯物主义》（Cutting Through Spiritual Materialism）。他们在霍姆斯房间屋顶阁楼的狭小空间里开辟了一间冥想室，在里面布置了印度花布、一块手纺纱棉毯、蜡烛、熏香还有冥想坐垫。“天花板上有一扇小门，是通向阁楼的，那里空间很大，”他说，“我们有时候在那里服用迷幻药，但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在里面冥想而已。
”
乔布斯对东方精神，尤其是佛教禅宗的信奉，并不是心血来潮或年轻人的一时冲动。他投入了他特有的那种激情，这些东西也在他的性格中根深蒂固。“史蒂夫是个十足的禅宗信徒，”科特基说，“禅宗对他的影响非常深。这一点你可以从他极简主义的美学观点和执著的个性上看出来。”佛教对直觉的强调也深深影响了乔布斯。“我开始意识到，基于直觉的理解和意识，比抽象思维和逻辑分析更为重要。”他后来说。然而，他的激情让他很难实现真正的涅；内在的平静、内心的平和或者说为人的圆润这些禅修者的特质，并未在他身上有所显现。
他和科特基还喜欢玩一种源于19世纪德国的变种象棋——克里斯皮尔棋（Kriegspiel），游戏中两名玩家背靠背坐着，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棋盘和棋子，但无法看到对手的情况。旁边会有一名仲裁员告知他们走的每一步棋是否违反规则，他们则必须想办法弄清楚对手的棋子分布情况。“最疯狂的一盘棋，是有一次下暴雨的时候，他们俩坐在壁炉旁，”当时作为仲裁员的霍姆斯回忆说，“他们两个服了迷幻药后开始下棋，下得非常快，我几乎都跟不上他们。”
还有一本书在乔布斯大一那年深深影响了他——也许影响得有点儿过分——就是《一座小行星的新饮食方式》（Diet for a Small Planet），作者是弗朗西丝•摩尔•拉佩（Frances Moore Lappé），书中颂扬了素食主义对个人以及对我们整个星球的益处。“我就是那时候发誓不再吃肉的，为了自己也为了地球。”乔布斯回忆道。但这本书也进一步将他推向了极端的饮食习惯，包括催吐、禁食，或者连续几个星期都只吃固定的一两样食物，比如胡萝卜或苹果。
乔布斯和科特基在大一这年成为了严格的素食主义者。“史蒂夫比我还深陷其中，”科特基说，“他完全靠吃麦片生存。”他们会去一个农民合作社买东西，乔布斯会买一盒麦片，吃上一个星期，再买点儿散装的健康食品。“他会买一些椰枣和杏仁，还有许多胡萝卜，他有一台冠军牌榨汁机，我们会做胡萝卜汁和胡萝卜沙拉。曾经有个故事说史蒂夫吃了太多的胡萝卜，皮肤都变成橘黄色了，这个故事可不完全是瞎编的。”朋友们都记得，史蒂夫的皮肤有时候会呈现出一种日落时分太阳般的橘黄色。
乔布斯在读过20世纪初出生在德国的营养学狂热者阿诺德•埃雷特（Arnold Ehret）所著的《非黏液饮食治疗学》（Mucusless Diet Healing System）一书后，饮食习惯变得更加怪异。埃雷特坚信饮食中只应该包括水果和不含淀粉的蔬菜，这样的话就可以防止身体产生有害的黏液；他还提倡定期通过长时间的绝食来清理身体。这就意味着，即使是麦片也不能再吃了——还有所有的米饭、面包、谷类以及牛奶。乔布斯开始提醒朋友们，他们的百吉饼中也隐藏着黏液的危险。“我以我惯有的方式疯狂陷入其中。”他说。有一次，他和科特基整个星期都只吃苹果，之后乔布斯开始尝试更加纯粹的绝食。一开始先是两天不吃东西，最终发展到一周甚至更长的时间，然后通过摄入大量的水和多叶蔬菜来结束绝食。“一周过后，你就会有很美妙的感觉了，”他说，“不用消化食物，可以让你获得很多活力。
我当时状态很好，我觉得自己随时可以走路去旧金山。”（埃雷特56岁那年因在步行时摔倒撞击到头部而丧生。）
素食主义与佛教禅宗，冥想与灵性，迷幻药与摇滚乐——那个时代寻求自我启迪的校园文化中，这几样标志性的行为，被乔布斯以一种近乎疯狂的方式集于一身。尽管如此，他骨子里电子极客的暗流仍在涌动，并在将来的某一天与他身上的其他特质完美地结合。
罗伯特•弗里德兰
有一次，为了筹集一些现金，乔布斯决定卖掉自己的IBM电动打字机。他走进之前答应要买的那个学生的宿舍，发现对方正在和女友云雨。乔布斯准备离开，但那个学生请他坐下，等他们结束。“我当时想：‘这太离谱了吧。’”乔布斯后来回忆说。他和罗伯特•弗里德兰（Robert Friedland）的友谊也从此开始。弗里德兰是乔布斯一生中少有的能以自己的魅力蛊惑他的人。乔布斯吸收了弗里德兰身上一些独具魅力的特质，有几年的时间甚至将他视为自己的精神导师——直到后来把他看做吹牛欺诈的高手。
弗里德兰比乔布斯大了4岁，但还在读本科。他的父亲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幸存者，后来在芝加哥成为了一名成功的建筑师。弗里德兰原本是在缅因州的鲍登文理学院读书的。但是读大二的时候，他因为身上携带了价值125 000美元的24 000片迷幻药而被捕。当地报纸拍到了他被带走时的现场照片：一头及肩的波浪金发，正冲着摄影师微笑。他被判在弗吉尼亚州的一座联邦监狱服刑两年，于1972年被假释。那年秋天他来到了里德学院，立刻开始竞选学生会主席，他宣称需要洗刷“司法不公”强加给自己的罪名。他赢得了选举。
弗里德兰曾经听过《此时此地》的作者拉姆•达斯导师在波士顿的一次演讲，他和乔布斯、科特基一样深深迷恋着东方精神。1973年的夏天，弗里德兰去印度拜访了拉姆•达斯的印度教导师——尼姆•卡罗里大师（Neem Karoli Baba），也就是信众们所熟知的马哈拉杰–吉（Maharaj-ji）。弗里德兰那年秋天从印度回来后，已经起了一个宗教名字，走到哪里都是一双凉鞋和一身飘逸的印度长袍。他在校园外租了一个房间，就在一个车库顶上，很多个下午，乔布斯都会去那里找他。弗里德兰确信自我启蒙的状态确实存在，并且可以通过努力而获得，这让乔布斯十分着迷。“他让我达到了一个全新层次的觉悟。”乔布斯说。
弗里德兰也觉得乔布斯十分有魅力。“他总是赤着脚走来走去，”他后来回忆说，“让我感到震撼的是他的激情。他只要对一样东西感兴趣，就会把这种兴趣发挥到非理性的极致状态。”乔布斯熟练掌握了利用凝视和沉默来征服别人的技巧。“他的招数之一就是死死盯着正在和他讲话的人。他会一直注视着对方的眼睛，然后问一个问题，要对方在不回避他目光的情况下回答。”
据科特基说，乔布斯的一些性格特质——包括一些伴随他职业生涯的特质——都是吸收自弗里德兰。“弗里德兰教给了史蒂夫现实扭曲力场，”科特基说，“他极富魅力，也会骗人，可以让事态屈从于他的超强意志。他很机智，充满自信，还有一点儿独断专行。史蒂夫很钦佩这些，他和罗伯特待在一起的时间久了之后，也变成了这个样子。”
乔布斯也从弗里德兰身上学会了怎样让自己成为焦点。“罗伯特是个非常善于交际也非常有魅力的人，一个真正的推销员，”科特基回忆说，“我第一次见到史蒂夫的时候，他羞涩又谦逊，非常内敛。我想是罗伯特教会了他怎样销售产品，怎样与别人交往，怎样展现自我，怎样控制局面。”弗里德兰身上的气场很强。“他走进一个房间，别人立刻就会注意到他。史蒂夫刚刚来到里德学院的时候则恰恰相反。他跟罗伯特相处一段时间后，身上的羞涩开始逐渐褪去。”
星期天的晚上，乔布斯和弗里德兰会去波特兰西边的哈雷•克里希纳寺，通常科特基和霍姆斯也会去。他们会用尽一切力气唱歌跳舞。“我们会让自己进入一种癫狂的状态，”霍姆斯回忆说，“罗伯特会失去理智一般疯狂地跳舞。史蒂夫则平静很多，完全释放自己似乎会让他觉得尴尬。”之后就会有人给他们奉上堆满了素食的纸盘子。
弗里德兰管理着波特兰西南40英里处一家220英亩的苹果园，果园的主人是他一位来自瑞士的古怪的百万富翁叔叔，名叫马塞尔•穆勒（Marcel Müller），他靠垄断当时罗德西亚[1]的公制螺纹构件市场而发了财。弗里德兰在迷恋上东方宗教后，把这处果园改造成了一个公社，叫做团结农场（All One Farm），乔布斯、科特基和霍姆斯，以及其他一些寻求精神启蒙的人会在那里过周末。农场里有一座主楼、一座大仓库和一间花园小屋，科特基和霍姆斯就睡在花园小屋里。乔布斯和另一个公社成员格雷格•卡尔霍恩负责给格拉文施泰因苹果树剪枝。“史蒂夫管理着苹果园，”弗里德兰说，“我们当时在做有机苹果汁生意。史蒂夫的工作就是带领一群怪人给果树剪枝，然后把果园打扫干净。”
哈雷•克里希纳寺的僧人和信徒们也会来农场，帮着准备素食盛宴，莳萝、香菜和姜黄的香味四处飘散。“史蒂夫来的时候总是很饿，于是就猛吃一通，”霍姆斯回忆说，“然后他就要去吐掉。很多年我都以为他有贪食症。这让我们非常苦恼，因为我们费尽周折才弄好一顿饭，但他却留不住食物。”
乔布斯开始有点儿无法忍受弗里德兰宗教领袖般的行事风格了。“也许他看到了太多弗里德兰的本质。”科特基这样说道。尽管这个公社最初的目的是成为逃避物质主义的庇护所，但弗里德兰开始像做买卖一样管理公社。他的信徒们被要求砍柴然后出售柴火，生产苹果榨汁机和柴火炉子，参加各种商业活动但得不到报酬。有一天晚上，乔布斯睡在厨房的桌子下面，看着人们进进出出，从冰箱里偷别人的食物，他都被逗乐了。他不喜欢公社经济。“事情开始变得非常物质主义，”乔布斯回忆说，“每个人都了解到自己在为罗伯特的农场拼命工作，于是大家一个接一个地离开了。这一切让我觉得恶心。”
很多年以后，弗里德兰已经成为了一名亿万富翁，管理着铜矿和金矿——产业遍及温哥华、新加坡和蒙古。我在纽约与他相约小饮。那天晚上我给乔布斯发了电子邮件，提到了这次相遇。不到一个小时，他就从加州给我打电话，提醒我不要听信弗里德兰的话。他说，弗里德兰因为旗下的几处矿产破坏环境而陷入了麻烦，曾经打电话联系他，请求他与比尔•克林顿交涉，但乔布斯没有回应他。“罗伯特总是标榜自己是个精神至上的人，但他越过了从魅力到欺骗的界限，”乔布斯说，“你年轻的时候认识的某个号称精神至上的人最后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淘金者，这真是件非常奇怪的事情。”
退学
乔布斯很快厌倦了大学生活。他喜欢待在里德学院，只是不想去上那些必修课。实际上，他惊讶地发现，尽管里德学院有着嬉皮士的氛围，但也有非常严格的课程要求，学生需要阅读《伊利亚特》这样的作品，还要研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沃兹来访的时候，乔布斯挥舞着自己的课程表抱怨说：“学校强迫我上这么多课程。”沃兹回答：“是的，大学就是这样的，他们会给你指定一些课程。”乔布斯拒绝去上那些必修课，而是去上自己感兴趣的课，比如舞蹈课，在那里他既可以享受艺术，还有机会见到女孩子。“我绝不会不去上必修课，这就是我们性格上的差异。”沃兹尼亚克感到十分诧异。
乔布斯后来说，把父母的钱花在了根本不值那么多钱的教育上，他也开始有负罪感。“我那工薪阶层的父母省下来的钱全花在学费上了，”他在那场著名的斯坦福大学毕业典礼演讲中提到，“我不知道自己想要干什么，也不知道大学能如何帮我搞清楚自己的人生目标。但我却在花着父母的毕生积蓄。所以我决定退学，我也相信，一切都会顺利。”
他并不是真的想离开里德学院，他只是不想再付学费，也不想再去上那些提不起他兴趣的课程了。惊人的是，校方竟然容忍了这一切。“他有一颗渴求知识的心，这很让人感兴趣，”教导主任杰克•达德曼（Jack Dudman）说，“他拒绝不动脑筋地接受事实，任何事情他都要亲自检验。”即使在乔布斯停止交学费之后，达德曼还是允许他旁听课程，并且可以继续待在宿舍和朋友们在一起。
“我一退学，就不用去上那些我不感兴趣的必修课了，我可以去上那些看起来有意思的课。”他说。这其中有一门书法课非常吸引他，因为他注意到校园里的大多数海报都画得很漂亮。“我学到了衬线字体和无衬线字体，怎样在不同的字母组合间调整其间距，以及怎样作出完美的版面设计。这其中所蕴涵的美、历史意味和艺术精妙之处是科学无法捕捉的，这让我陶醉。”
这也再一次证明，乔布斯总是有意识地将自己置身于艺术与科技的交汇处。在他所有的产品中，科技必定与完美的设计、外观、手感、精致、人性化甚至是浪漫结合在一起。他是追求友好图形用户界面的先锋。在这一方面，那门书法课程是意义非凡的。“如果我大学的时候从没有上过那门课，麦金塔计算机里绝不会有那么多种字形以及间距安排合理的字体。既然是Windows抄袭了Mac，那么很有可能所有个人电脑上也不会有这些。”
在此期间，乔布斯在里德学院作为一名边缘人物，过着放荡不羁的生活。他大多数时间都光脚走路，下雪天的时候穿着凉鞋。伊丽莎白•霍姆斯为他做饭，努力照顾到他过分的饮食习惯。他会拿汽水瓶去换零钱，继续每个周日去哈雷•克里希纳寺吃免费的素食，穿着羽绒服住在他以每月20美元的价格租下的没有供暖的车库房间里。他需要钱的时候，就去心理学系的实验室，维护那些用于动物行为实验的电子设备。克里斯安•布伦南也会偶尔来访，他们的关系时好时坏。但他的主要精力还是放在自己的心灵以及对个人觉悟的追求上了。
“我当时身处一个神奇的时代，”他后来回忆说，“提升我们觉悟的是禅宗，还有迷幻药。”即便是后来，他依然赞扬致幻剂让自己得到了更多启发：“使用迷幻药是一段意义非凡的经历，也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迷幻药让你看到硬币的另一面，当药效退去之后你就记不清楚了，但你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它让我更清楚什么是重要的——创造伟大的发明，而不是赚钱。应该尽我所能，将此生放回历史和人类思想的长河。”
[1] 津巴布韦的旧称。
第四章 雅达利与印度
Atari and India 雅达利与印度
Zen and the art of game design 禅宗与游戏设计艺术
雅达利
1974年2月，在里德学院晃荡了18个月之后，乔布斯决定搬回父母在洛斯阿尔托斯的住处，然后找一份工作。这并不是什么难事。20世纪70年代，《圣何塞水星报》（San Jose Mercury）的分类广告版面上，科技类的招工广告最多时曾达到60页。其中的一则广告吸引了乔布斯的目光。“在享乐中赚钱”，广告语是这么说的。那一天，乔布斯走进了游戏制造商雅达利公司（Atari）的大厅，对着被他不修边幅的发型和装扮吓了一跳的人事主管说，得不到一份工作他是不会离开的。
雅达利当时是非常热门的公司。它的创始人是高大健壮的企业家诺兰•布什内尔（Nolan Bushnell），此人是个充满魅力、能说会道的梦想家——换句话说，又一个时代偶像。成名之后，他喜欢开着劳斯莱斯四处转悠，吸食毒品，在浴缸里开员工会议。他有一项能力——是弗里德兰也具有的、乔布斯日后也学会了的——就是将个人魅力转化为说服力，通过个性的力量进行劝诱、胁迫以及扭曲事实。他手下的首席工程师叫做阿尔•奥尔康（Al Alcorn），一个健壮、快乐又很理性的人。他就像个家长一样，一方面要帮助布什内尔实现他的梦想，另一方面又要控制住他的狂热。
1972年，布什内尔指派奥尔康研发一款视频游戏《乒乓》（Pong）的街机版。游戏中两名玩家分别操纵屏幕上两根移动的光标充当球拍，拦截充当乒乓球的小光点（如果你不到40岁，问问你的父母）。利用500美元的投资，奥尔康做出了一台游戏主机，然后将它安装在了森尼韦尔国王大道的一家酒吧里。几天之后，布什内尔接到电话说机器坏了。他派奥尔康去查看，发现问题出在游戏机被硬币塞满了，再也塞不进去了。他们靠这个狠赚了一笔。
当乔布斯穿着凉鞋来到雅达利公司要求工作时，有人通知了奥尔康。“我被告知：‘有个嬉皮士小子在大厅里，他说我们不雇他，他就不走。我们该打电话报警还是让他进来？’我说，快带他进来！”
乔布斯由此成为了雅达利公司第一批50名员工之一，职位是技术员，薪水每小时5美元。“现在想想，雇用一名里德学院的辍学生真有点儿不可思议，”奥尔康说，“但我在他身上看到了一些东西。他非常聪明，富有激情，对技术狂热。”奥尔康让乔布斯与一个叫唐•朗（Don Lang）的工程师一起工作，此人的思想极其保守。第二天朗就开始抱怨了：“这家伙是个该死的有体臭的嬉皮士。你为什么要这么对我？还有，我根本没法儿跟他相处。”乔布斯坚信，他以水果为主的素食习惯不仅会消除黏液，还能去除他的体味，即便他不用香体剂，也不常常洗澡。这是个错误的理论。
朗和其他人想赶走乔布斯，但布什内尔想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的体味和行为举止对我来说并不是问题，”他说，“史蒂夫是很麻烦，但我挺喜欢他。所以我让他上夜班。这样就可以把他留下了。”乔布斯会在朗和其他人下班之后过来上班，工作一整晚。即便已经隔绝到如此地步，他还是因为自己的鲁莽无礼出了名。在一些碰巧跟人交流的场合，他会肆无忌惮地称别人为“蠢货”。现在回想起来，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评判。“我那么耀眼的唯一原因就是，其他人都太糟糕了。”乔布斯回忆说。
尽管他很傲慢——或者正是因为他的傲慢——他获得了雅达利公司老板的青睐。“他比其他与我共事过的人更加有哲学气质，”布什内尔回忆道，“我们曾经讨论过自由意志和宿命论的比较。我倾向于认为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我们的人生都是被规划好的。如果有足够的信息的话，我们可以预知一个人的行动。史蒂夫的观点与我正相反。”这一观点与他“意志的力量可以改变现实”的信念是一致的。
乔布斯在雅达利学到了很多。他通过改进芯片，作出了更有趣的设计和更人性化的人机交互，进而完善了公司的一些游戏。布什内尔夸大事实的本事以及按自己规则办事的意愿影响了乔布斯。除此之外，乔布斯还很欣赏雅达利开发的游戏的简单性。游戏没有使用手册，简单到即便是一个喝醉酒的初学者也能很快上手。雅达利的《星际迷航》游戏仅有的说明就是：“1. 投入硬币；2. 躲开克林贡人。”
并不是所有同事都讨厌乔布斯。他与一个叫做罗恩•韦恩（Ron Wayne）的绘图员成了朋友，此人之前经营着自己的公司，生产老虎机，但之后生意失败了。然而乔布斯觉得开一家自己的公司这个主意很吸引人。“罗恩是个很了不起的人，”乔布斯说，“他开过公司。我从没有遇到过他这样的人。”乔布斯向罗恩•韦恩提议两人一起做生意；他说自己可以借来50 000美元，然后他们可以设计并销售老虎机。但是韦恩曾经在生意场上吃过苦头，所以拒绝了。“我说那是损失50 000美元最快的方法，”韦恩回忆说，“但我很佩服他，他有很迫切的欲望去开始自己的事业。”
一个周末，乔布斯到韦恩的公寓拜访，像往常一样讨论哲学问题。这时韦恩说有些事情要告诉乔布斯。“我想我知道你要说什么，”乔布斯回答，“我觉得你喜欢男人。”韦恩承认了。“那是我第一次遇到熟人中有同性恋，”乔布斯回忆，“他给我灌输了关于同性恋的正确观点。”乔布斯追问他：“你看到一个漂亮的女人会有什么感觉？”韦恩答道：“就好像你看到一匹漂亮的马，你欣赏它，但你不想和它上床。你只是纯粹欣赏它的美。”韦恩说自己就是想把这个告诉乔布斯。“雅达利公司没人知道，在我的一生中知道这件事的人也屈指可数，”韦恩说，“但我觉得告诉他没有任何问题，他会理解的，而且这也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关系。”
印度
1974年初，乔布斯急切地想要赚钱，原因之一就是前一年夏天去过印度的罗伯特•弗里德兰鼓励他也去印度进行一次精神之旅。弗里德兰在印度师从尼姆•卡罗里大师（也就是马哈拉杰–吉），尼姆是20世纪60年代嬉皮士运动的精神导师。乔布斯决定也要去印度，还叫上了丹尼尔•科特基与他同行。驱动乔布斯的并不单纯是冒险精神。“对我来说这是一次很严肃的探索，”他说，“我迷上了自我启蒙的想法，想要弄清楚我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该怎样融入这个世界。”科特基补充说，乔布斯的这次探索之旅，也有一部分是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亲生父母是谁。“他心里有个洞，他想把它填上。”
当乔布斯告诉雅达利的同事们自己要辞职去印度寻找精神导师的时候，奥尔康被逗乐了。“他走进来，盯着我，然后宣布：‘我要去寻找我的导师了。’我说：‘不会吧！太棒了！记得给我写信！’然后他说希望我能承担他的费用，我告诉他：‘做梦！’”奥尔康有了一个主意。雅达利在生产一些配件，这些配件要运往慕尼黑，在那里组装完毕后由都灵的一家批发商负责配送。但是有一个问题。因为游戏都是为美国市场设计的，帧频是每秒60帧，到了欧洲就会有让人沮丧的冲突，因为那里是每秒50帧。奥尔康简单地向乔布斯描述了补救方案，然后花钱送他去欧洲解决问题。“从那里去印度路费会便宜一点儿。”他说。乔布斯同意了。就这样，奥尔康送走了乔布斯，还叮嘱他：“代我向你的导师问好。”
乔布斯在慕尼黑待了几天，解决了游戏机的冲突问题，但在这一过程中他把一群西装革履的德国经理搞得很困惑。他们向奥尔康抱怨，说乔布斯的穿着和身上的味道像个流浪汉，而且举止粗鲁。“我说：‘他解决问题了没有？’他们回答：‘是的。’我说：‘下次你们再有什么问题，尽管给我打电话，我这儿还有很多像他那样的人！’他们说：‘不用，下次再有问题我们自己会解决的。’”乔布斯方面，德国人老是让他吃肉和土豆，这让他非常不高兴。“他们甚至没有素食这个词。”他在给奥尔康的电话中抱怨。
他乘火车来到都灵见批发商后，日子好过了一点儿，意大利面和主人的热情招待让他很高兴。“我在都灵度过了很美妙的几个星期，这是座充满活力的工业城市，”他回忆说，“那个批发商是个很棒的人。他每天晚上都带我去一个地方吃饭，那儿只有八张桌子，没有菜单。你只需要告诉他们自己想吃什么，他们就会给你做。其中一张桌子是为菲亚特的董事长预留的。那个地方真是太好了。”接下来他去了瑞士的卢加诺，见了弗里德兰的叔叔，然后从瑞士搭航班到了印度。
到了新德里，一下飞机，乔布斯就感觉到跑道上扬起的阵阵热浪，尽管那时候才四月份。之前有人给了他一家酒店的名字，但是那家酒店客满了，所以他去了出租车司机竭力推荐的另一家。“我敢肯定他拿了酒店的小费，因为那地方实在太糟糕了。”乔布斯问老板酒店里的水是否过滤过，并且傻乎乎地相信了他的回答。“我很快就得了痢疾，我病了，病得很严重，发高烧，一个星期内我的体重从160磅掉到了120磅。”
等他恢复到可以行动的时候，他决定离开新德里。于是他去了印度北部城市赫尔德瓦尔，那里靠近恒河的源头，每三年就会有一次盛大的宗教集会。恰巧，1974年举行的是12年一轮的最大规模的集会，被称为“大壶节”（Kumbha Mela）。超过1 000万人涌进了这座常住人口不到10万、面积接近帕洛奥图的小镇。“到处都是教徒，帐篷里住着这个导师、那个导师。还有人骑着大象，无奇不有。我在那儿待了几天之后决定离开。”
他换乘火车和公共汽车来到了喜马拉雅山脚下，一座靠近奈尼塔尔（Nainital）的村庄。那里是尼姆•卡罗里大师居住（或者曾经居住过）的地方。乔布斯到达那里的时候，大师已经不在人世了，至少不在今世。乔布斯从一户人家那里租下了一个房间，房间的地上有一块床垫。这户人家给他吃素食，帮他恢复了健康。“之前的一个旅行者留下了一本英文版的《一个瑜伽行者的自传》，我读了好几遍，因为也没什么其他可干的事。我在各个村落之间游荡，痢疾症状也消失了。”一起在此处静修的有一个叫做拉里•布里连特（Larry Brilliant）的流行病学家，他在印度致力于根除天花，后来负责管理谷歌的慈善机构以及斯科尔（Skoll）基金会。他成为了乔布斯的终生好友。
有一次，乔布斯听说一个年轻的印度教圣人要举办信徒聚会，地点是一名富商位于喜马拉雅山脉的住处。“我有机会遇到一个有灵性的人并且和他的信徒交流，也有机会好好吃上一顿。我们走近房子的时候就能闻到食物的香味儿了，我非常饿。”乔布斯吃东西的时候，那位圣人——其实也不比乔布斯大几岁——从人群中选中了他，指着他，然后开始疯了一样地大笑。“他跑过来，抓住我，发出两声‘嘟嘟’声，然后说：‘你就像个小孩一样。’”乔布斯回忆道，“我并不喜欢他的这些举动。”圣人抓着乔布斯的手，带他离开了那群虔诚的信众，走上了一处高地，那儿有一口井和一小方池塘。“我们坐下来，他拿出了一把剃刀。我以为他是个疯子，开始有点儿担心，这时候他又拿出了一块肥皂——我当时留着长发——他给我的头发打上肥皂，然后给我剃了个光头。他告诉我他是在拯救我的健康。
”
丹尼尔•科特基在那年的初夏到了印度，乔布斯回到新德里去见他。他们坐着公共汽车，漫无目的地晃悠。这个时候，乔布斯已经不是在寻找传授智慧的导师了，而是在通过苦行体验、感官剥离和返璞归真寻求启蒙。他做不到内心的平和。科特基记得乔布斯曾在村里的集市上与一个印度妇女有过一次激烈的争吵，他坚称那个女人在她出售的牛奶里掺了水。
但乔布斯有时候也很大方。他们来到靠近中国西藏的马纳里镇（Manali），科特基的睡袋被偷了，他的旅行支票也在里面。“史蒂夫承担了我的饮食开销，还给我买了回新德里的车票。”科特基回忆说。他还把自己剩下的100美元都给了科特基，帮他渡过难关。
在印度待了7个月后，那年秋天乔布斯启程回家，途中在伦敦逗留，拜访了一个他原本想在印度碰面的女人，然后从伦敦搭乘一班便宜的航班回到了奥克兰。在印度期间，他只零星地给父母写过几次信——那是他经过新德里时到美国运通公司驻当地办事处取邮件的时候——所以当接到他从奥克兰机场打来的电话让他们去接他的时候，他的父母还很惊讶。他们立刻从洛斯阿尔托斯开车出发。“我的头发被剃光了，身上穿着印度棉袍子，皮肤也被晒成了又黑又红的颜色，”他回忆说，“所以我坐在那儿，他们俩从我身边走过了差不多5次，妈妈才终于走上来说：‘史蒂夫吗？’我说：‘嗨！’”
乔布斯被带回了洛斯阿尔托斯的家，在那里试着找回自己。他会通过各种途径来追求精神启蒙。早上和晚上他会冥想和禅修，其他时间会去斯坦福大学旁听物理学或者工程学的课程。
探寻
乔布斯对东方精神、印度教、佛教禅宗以及探寻个人启蒙的浓厚兴趣，并不仅仅是一个19岁青年的心血来潮。纵观他的一生，他追随并遵循着东方宗教的许多基本戒律，比如对“般若”的强调——通过精神的集中而直观体验到的智慧和认知。多年之后，乔布斯坐在自己位于帕洛奥图的花园中，回想起了印度之旅对他的深远影响：
我回到美国之后感受到的文化冲击，比我去印度时感受到的还要强烈。印度乡间的人与我们不同，我们运用思维，而他们运用直觉，他们的直觉比世界上其他地方的人要发达得多。直觉是非常强大的，在我看来比思维更加强大。直觉对我的工作有很大的影响。
西方的理性思维并不是人类先天就具有的，而是通过学习获得的，它是西方文明的一项伟大成就。而在印度的村子里，人们从未学习过理性思维。他们学习的是其他东西，在某些方面与理性思维同样有价值，那就是直观和经验智慧的力量。
在印度的村庄待了7个月后再回到美国，我看到了西方世界的疯狂以及理性思维的局限。如果你坐下来静静观察，你会发现自己的心灵有多焦躁。如果你想平静下来，那情况只会更糟，但是时间久了之后总会平静下来，心里就会有空间让你聆听更加微妙的东西——这时候你的直觉就开始发展，你看事情会更加透彻，也更能感受现实的环境。你的心灵逐渐平静下来，你的视界会极大地延伸。你能看到之前看不到的东西。这是一种修行，你必须不断练习。
禅对我的生活一直有很深的影响。我曾经想过要去日本，到永平寺修行，但我的精神导师要我留在这儿。他说那里有的东西这里都有，他说得没错。我从禅中学到的真理就是，如果你愿意跋山涉水去见一个导师的话，往往你的身边就会出现一位。
事实上，乔布斯确实在他洛斯阿尔托斯的家附近找到了一个导师。《禅者的初心》一书的作者铃木俊隆管理着旧金山禅宗中心，他每周三晚上会去那里开讲座，并和一小群追随者一起冥想。一段时间之后，乔布斯和其他人觉得不够，于是铃木让自己的助手乙川弘文（Kobun Chino）开办一家全天候开放的禅宗中心。乔布斯和女友克里斯安•布伦南，以及丹尼尔•科特基和伊丽莎白•霍姆斯都成了忠实的追随者。他还开始一个人去塔萨加拉禅宗中心（Tassajara Zen Center）修行，这所寺庙靠近卡梅尔，是乙川弘文的另一处教学点。
科特基觉得乙川弘文很有趣。“他的英语非常糟糕，”他回忆说，“他说话就像是在吟诵俳句，话语极富启发性。我们就坐在那儿听他讲，有一半的时间我们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我把这个看做轻松的插曲。”他的女朋友霍姆斯则更加投入。“我们会去参加乙川弘文的冥想，我们坐在蒲团上，他坐在讲台上，”她说，“我们学会了怎样不理会外界的打扰。这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有一天晚上，我们在和乙川弘文一起冥想，这时外面下起了雨，他就教我们怎样利用环境声音让自己集中注意力继续冥想。”
而乔布斯的投入是全身心的。“他变得非常严肃，妄自尊大，让人难以忍受。”科特基说。乔布斯开始每天都和乙川弘文见面，每几个月都会一起静修、冥想。“与乙川弘文的碰面对我来说是一段意义非凡的经历，我后来尽可能多地与他待在一起。”乔布斯回忆说，“他有一个在斯坦福做护士的妻子，还有两个孩子。他妻子常常上晚班，所以我总是晚上去他们家找他。她一般会在午夜时分到家，然后把我赶走。”他们有时候会讨论，乔布斯是否应该完全投身到精神追求中，但乙川弘文不赞成这么做。他说乔布斯可以边工作边保持精神修行。他们两人的关系是深厚的，也是持久的：17年后，乙川弘文主持了乔布斯的婚礼。
乔布斯对自我意识的疯狂追寻也导致他开始尝试原始尖叫疗法，这一疗法由洛杉矶的精神治疗医师亚瑟•亚诺夫（Arthur Janov）发明，当时刚刚开始流行。这一疗法基于弗洛伊德的理论：心理问题都是由受到压抑的儿童时期的痛苦造成的。亚诺夫认为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再次经历那些痛苦时刻来治愈——通过尖叫来完整地发泄那份痛苦。在乔布斯看来，这一疗法比谈话疗法要好，因为这其中包含了直观的感受和情感上的活动，而不仅仅只是理性的分析。“这种疗法不需要你去思考，”他后来说，“而需要你去行动：闭上眼睛，屏住呼吸，全身心投入其中，这之后你就会获得更深刻的见解。”
一群亚诺夫的信徒在尤金市的一座老旧酒店里经营着一家名为“俄勒冈感觉中心”的机构，而负责管理的正是乔布斯在里德学院的精神导师罗伯特•弗里德兰，他的团结农场就在附近。1974年底，乔布斯报名参加了那里一个为期12周的治疗，花费了1 000美元。“史蒂夫和我都在追求个人成长，所以我想和他一起参加，”科特基说，“但是我没有那么多钱。”
乔布斯曾经向自己的密友透露过，他参加治疗是因为饱受童年痛苦：被领养并且对亲生父母毫无所知。“史蒂夫非常渴望了解自己的亲生父母，这样他就可以更好地认识自己。”弗里德兰后来说。乔布斯曾经从养父母那里听说过，自己的亲生父母都是大学毕业生，父亲可能是叙利亚人。他甚至曾经想要雇用一名私家侦探，但还是决定暂时不那么做。“我不想伤害我的父母。”他回忆说，这里指的是他的养父母。
“自己被领养这一事实让他很挣扎，”伊丽莎白•霍姆斯说，“他觉得这是自己在情感上需要控制的一个问题。”乔布斯承认了这些，他说：“这件事一直困扰着我，我要把精力集中在这上面。”他对格雷格•卡尔霍恩更加坦诚。“对于被领养一事，他作了很多自我剖析，也跟我说了很多，”卡尔霍恩说道，“原始尖叫疗法和非黏液饮食，都是他用来净化自己的方法，并希望借此来洞彻其身世带给他的沮丧。他告诉我，他的父母抛弃了他，他感到非常愤怒。”
约翰•列侬（John Lennon）在1970年也接受了同样的原始尖叫疗法，那年的12月，他和塑胶洋子乐队（Plastic Ono Band）发布了歌曲《妈妈》。这首歌描述的是列侬对于一个抛弃了自己的父亲以及一个在他少年时期就死去的母亲的感情。副歌部分有一段让人无法忘怀的旋律：“妈妈不要走，爸爸快回家……”霍姆斯记得乔布斯经常放这首歌。
乔布斯后来说，事实证明亚诺夫的方法并没有什么效果。“他提供的只是一个现成的、老套的解决方法，太过简单了。很明显，它不可能促成任何自我省悟。”但霍姆斯坚信，治疗让乔布斯变得更自信了。“他接受完治疗之后有了改变，”她说，“他原本性格是很粗暴的，但那段时间他很平静。他的自信心增强了，自卑感减弱了。”
乔布斯开始相信自己可以把自信心传递给其他人，推动他们去完成以前认为不可能的事情。霍姆斯与科特基分手后，加入了旧金山的一个邪教组织，该组织希望成员切断与过去所有朋友的联系。但是乔布斯完全无视这条禁令，有一天，他开着自己的福特牧场主（Ford Ranchero）客货两用车来到了邪教的大本营，他对霍姆斯说自己要开车去弗里德兰的苹果农场，她也必须一起去。更过分的是，他说她也得开上一段路，尽管她根本不会开手动挡的车。“我们到了开阔的路上之后，他让我坐在驾驶座上，他负责换挡，直到我们的时速达到每小时55英里，”她说，“然后他开始放迪伦的磁带《路上的血迹》（Blood on the Tracks），把头枕在我的膝盖上，睡着了。他的态度就是他什么都会做，因此你也要什么都会。他把自己的性命交到了我手里，这让我做到了以前我认为自己做不到的事情。
”
这就是日后成为他“现实扭曲力场”个人魅力的美好的一面。“如果你相信他，你就能做成事情，”霍姆斯说，“如果他认为某件事应该发生，那他就会尽力让它发生。”
打砖块
1975年初的一天，阿尔•奥尔康正坐在雅达利公司的办公室里，罗恩•韦恩冲了进来。“嘿！史蒂夫回来了！”他喊道。
“天哪，快让他进来。”奥尔康回答。
乔布斯光着脚走了进来，穿着一身橘黄色的袍子，手里拿着一本《此时此地》，他把书递给奥尔康，坚持要他也看看。“我能回来工作吗？”他问。
“他看起来像个哈雷•克里希纳寺的僧人，但见到他我很高兴，”奥尔康回忆，“于是我说，当然！”
为了公司内的和谐，乔布斯再次被安排上晚班。沃兹尼亚克当时在惠普工作，就住在附近的一处公寓，他会在晚饭后去找乔布斯玩游戏。他在森尼韦尔的一家保龄球馆里爱上了《乒乓》游戏，他还开发出了一个版本，可以连接到自家的电视机上。
1975年夏末的一天，对当时盛行的“球拍类游戏即将完蛋”的言论嗤之以鼻的诺兰•布什内尔，决定开发《乒乓》的单机版本：玩家不再跟对手竞争，而是将球击向一堵墙，每击中一次，墙上就会减少一块砖。他把乔布斯叫进办公室，在自己的小黑板上画出了草图，然后叫他去设计。布什内尔告诉他，如果使用的芯片少于50个，那么每少用一个，就会有一笔奖金。布什内尔心里清楚乔布斯并不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师，但是他猜测——也猜对了——乔布斯会招来总在附近晃悠的沃兹尼亚克。“我把这看做是买一赠一，”布什内尔回忆道，“沃兹是个更加优秀的工程师。”
当乔布斯邀请沃兹帮忙，并提出两人平分收入的时候，沃兹很兴奋。“这是我人生中受到的最美妙的一次邀请，我可以真正设计一款人们会用到的游戏。”他回忆说。乔布斯说任务必须在4天内完成，并且要使用尽可能少的芯片。乔布斯没有告诉沃兹，截止日期其实是自己定的，因为他需要赶去团结农场帮忙迎接苹果丰收。他也没有提到少用芯片会有奖金。
“这样的一款游戏需要耗费大多数工程师几个月的时间，”沃兹回忆说，“我觉得我肯定完成不了，但史蒂夫让我相信自己一定可以。”于是他接连4天没有睡觉，完成了任务。白天在惠普上班的时候，沃兹就在纸上画设计草图。下班之后，匆匆吃上一顿快餐，他就会赶到雅达利，在那儿待一晚上。沃兹尼亚克在设计的时候，乔布斯就坐在他左边的凳子上，将芯片布线到电路板上。“史蒂夫捣弄电路板的时候，我就玩我最爱的赛车游戏《极速赛道10》（Gran Trak 10）。”沃兹尼亚克说。
令人惊讶的是，他们真的在4天时间里完成了任务，而且沃兹只用了45块芯片。虽然后来对此事的描述有多个版本，但在多数版本中，乔布斯只给了沃兹基本酬金的一半，而节省5枚芯片得到的奖金被他独吞了。直到10年以后，沃兹尼亚克才知道乔布斯得到奖金的事情 [他看到了一本讲述雅达利公司历史的书《咔嚓》（Zap）中的故事]。“我想史蒂夫需要那笔钱，他只是没有告诉我事实而已。”沃兹如今这样说道。当他说起这件事的时候，停顿了很长时间，他也承认这事让他很痛苦。“我希望他当时能对我实话实说。如果他告诉我他需要那笔钱，他应该知道我肯定会把钱给他的。他是我的朋友，帮助朋友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对沃兹尼亚克来说，这件事展现了他们两人性格上的差异。“对我来说道德总是很重要的，我直到现在都不明白，他明明收到了那笔奖金却告诉我他没有拿到，”他说，“但你也知道，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
10年之后，这个故事被报道了出来，乔布斯给沃兹尼亚克打电话否认。“他告诉我他不记得做过这事，如果他做过这种事的话他应该会记得，所以他应该没有做过。”沃兹回忆。当我直接询问乔布斯的时候，他很反常地变得很安静，很迟疑。“我不知道那些传言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他说，“我拿到的钱，分了一半给他。我跟沃兹之间一直都是这样的。沃兹1978年起就不再工作了，1978年之后他就再没做过任何工作。但他在苹果的股份还是和我一样多。”
会不会众人的记忆都混乱了，乔布斯事实上真的没有少付沃兹钱呢？“有这样的可能，我的记忆全是错的、混乱的。”沃兹告诉我，但停顿了一会儿之后改口了，“但不是这样的，我记得这件事的细节，那张350美元的支票。”他和诺兰•布什内尔以及阿尔•奥尔康都进行了复核。“我记得我跟沃兹谈论奖金的时候，他很不高兴，”布什内尔说，“我说是的，你们每省下一枚芯片都会得到一笔奖金，然后他就摇了摇头，咂了咂嘴。”
不管事情真相到底如何，沃兹都坚持说，这件事情不值得再讨论了。他说，乔布斯是个复杂的人，善于耍手段只是展现了那些助他成功的诸多特性中的阴暗面。沃兹尼亚克永远不会那样，但正如他所说，他也永远创建不了苹果公司。“我宁愿让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当我再三提起这件事时，他如此回答我，“我不想因为这件事就评判史蒂夫。”
雅达利的这段经历帮助乔布斯完成了他走上商业和设计道路的入门课。他非常欣赏雅达利“投入硬币——躲开克林贡人”这样的游戏简洁性和用户友好性。“那种简洁性影响到了他，让他成为了一个十分注重产品的人。”与乔布斯在雅达利共事过的罗恩•韦恩这样说道。乔布斯还吸收了诺兰•布什内尔那股强势的态度。“诺兰是不允许别人对他说不的，”奥尔康说，“史蒂夫最初以为这样才能做成事情。诺兰从不会谩骂别人，史蒂夫有时候会。但他有同样积极的态度。这种态度让我惧怕，但它确实能办成事情。在这一方面，诺兰称得上是乔布斯的导师。”
布什内尔也同意这一说法。“企业家身上有一种很难描述的气质，我在乔布斯身上看到了那种气质，”他说，“他感兴趣的不仅仅是工程，还包括商业方面的一些东西。我教他，如果你表现得好像你能做某件事，那就能起到作用。我告诉他，装得好像你掌控了一切，别人就会以为你真的掌控了一切。”
第五章 Apple I
The Apple I Apple I
Turn on, boot up, jack in…开机，启动，接入……
1976 年，丹尼尔·科特基和乔布斯在大西洋城举行的个人电脑节上展示Apple I
慈爱的机器
20世纪60年代末，各种文化潮流在旧金山和硅谷交汇。技术革命伴随着军事承包商的发展而兴起，并迅速扩展到电子公司、微芯片制造商、视频游戏软件设计师和计算机公司。这里出现了黑客的亚文化群——云集于此的有资深玩家、电话飞客、电子朋克、业余爱好者以及纯粹的极客——包括那些不愿遵照惠普模式行事的工程师和他们不合群的孩子们。这里有准学术性的团体在研究迷幻药的效果，参与者包括来自帕洛奥图增强研究中心（Augmentation Research Center）的道格•恩格尔巴特（Doug Engelbart），他后来参与发明了电脑鼠标以及图形用户界面；还有肯•凯西（Ken Kesey），他为了歌颂毒品举行了一场声光盛宴，请来了一支乐队表演，而这支乐队就是后来的“感恩而死”。在这里，湾区垮掉的一代发起了嬉皮士运动，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诞生了一批叛逆的政治活跃分子。
在此基础上，一系列实现自我、追求心灵启迪的行为风靡一时——禅宗和印度教，冥想和瑜伽，原始尖叫和感觉剥夺，伊莎兰治疗法[1]和电击休克治疗法。
嬉皮士信仰与计算机力量的交融，思想与科技的结合，都在史蒂夫•乔布斯的身上得到了体现，他早晨冥想，然后去斯坦福旁听物理学课程，晚上在雅达利工作，并梦想着能创办自己的事业。“有些奇妙的事情正在这里上演”，回首彼时彼处，他说道，“最好的音乐来源于此——感恩而死、杰弗逊飞船乐队（Jefferson Airplane）、琼•贝兹（Joan Baez）、詹尼斯•乔普林（Janis Joplin），集成电路以及《全球概览》（The Whole Earth Catalog）之类的事物也在这里诞生。”
起初，技术人员和嬉皮士们并没有多少交集。很多反主流文化的人认为电脑是不祥的，是奥威尔式的专制统治工具，应该为五角大楼和统治阶层所独有。在《机器神话》（The Myth of the Machine）一书中，历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警告说，电脑正在一点一点吞噬我们的自由，损害“有益人生的价值观”。那一时期穿孔卡片上的一条警告语——“请勿折叠、卷曲或损坏”——成为了左派反战人士的讽刺用语。
但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期，人们的想法开始转变。“计算机从作为官僚机构的控制工具而被不屑一顾，变成了作为个人表达与自由解放的象征而被欣然接受。”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在他研究反主流文化群体与计算机产业关系的书《睡鼠说了什么》（What the Dormouse Said）中这样写道。理查德•布劳提根（Richard Brautigan）在他1967年创作的诗《慈爱的机器照看一切》（All Watched Over By Machines of Loving Grace）中就描绘过这样的场景，而当蒂莫西•利里宣称个人电脑已经成为了新的迷幻药，并将他那句著名言论[2]改写成“开机，启动，接入”（turn on，boot up，jack in）时，电脑致幻便得到了证实。后来成为乔布斯朋友的音乐人波诺当时经常与他讨论，为什么那些来自湾区的沉溺于摇滚乐和毒品的叛逆反主流文化分子，最终帮助创建了个人电脑产业。
“那些开创了21世纪的人，都像史蒂夫一样，他们是来自西海岸、吸着大麻、穿着凉鞋的嬉皮士，他们会从不同的角度去看问题。”他说，“东海岸、英格兰、德国以及日本的等级制度不鼓励这种与众不同的思考方式。60年代孕育的这样一种无政府主义的思维模式，恰恰有助于人类对一个尚不存在的世界展开想象。”
有一个人在推动反主流文化人群与黑客的联合中发挥了作用，他就是斯图尔特•布兰德（Stewart Brand）。这个爱开玩笑的梦想家，在数十年间不断制造快乐和创意，参与了60年代初在帕洛奥图的迷幻药研究。他与一同接受试验的肯•凯西创办了赞美迷幻药的“旅行节”，他还出现在汤姆•伍尔夫（Tom Wolfe）的《令人振奋的兴奋剂实验》（The Electric Kool-Aid Acid Test）的开头，他与道格•恩格尔巴特合作创造了利用声光演示新技术的方法，并称其为“演示之母”。“我们这一代的大多数人都将电脑看做集权控制的化身而蔑视它”，布兰德后来写道，“但有一小部分人——也就是后来被称做黑客的人——欣然接受了电脑并开始将它们转变成解放的工具。这一举动后来被证明是通向未来的正确道路。”
布兰德经营着一桩名为“全球卡车商店”（The Whole Earth Truck Store）的生意，刚开始只是一辆四处游荡的卡车，出售各种很酷的工具和教育材料。1968年，为扩大影响范围，他创立了《全球概览》。创刊号的封面就是那张著名的从太空拍摄的地球照片，副标题是“通往工具之路”。潜在的含义是科技也能成为人类的朋友。布兰德在创刊号的第一页上写道：“一个关乎私密的个人力量的领域正在蓬勃发展——这样的力量可以让个人实现自己的教育，找到自己的灵感，塑造自己的环境，与任何感兴趣的人分享自己的经历。《全球概览》的宗旨就是寻找和推广可以协助这一发展进程的工具。”巴克敏斯特•富勒（Buckminster Fuller）紧随其后写了一首诗，开头是这样的：“我在那些可靠的工具和器械中看到了上帝……”
乔布斯对《全球概览》着了迷。他尤其钟爱的是1971年的停刊号，当时他还在上高中，之后他一直带着这期杂志，去了大学，去了团结农场。“在停刊号的封底上，有一幅清晨乡间小路的照片，就是那种如果你有冒险精神，会在搭便车旅行时看到的景象。照片下面有一行字：‘求知若饥，虚心若愚。（Stay hungry, Stay foolish.）’”布兰德将乔布斯视为该杂志致力于颂扬的那种混合文化的最完美的化身。“史蒂夫就处在反主流文化与科技的交汇处，”他说，“他看到了工具为人所用的本质。”
布兰德出版这份杂志得到了波托拉协会（Portola Institute）的帮助，这是一个致力于当时计算机教育这个新兴领域的基金会。该基金会也帮助成立了人民电脑公司（People"s Computer Company），这并不是一家公司，而是一个出版通讯的组织，他们的口号是“向人民传输计算机的力量”。该组织偶尔会在周三的晚上举行聚餐，两名常客——戈登•弗伦奇（Gordon French）和弗雷德•摩尔（Fred Moore）——决定成立一家更正规的俱乐部，大家可以在这里分享个人电子设备的最新消息。
他们受到了《大众机械师》（Popular Mechanics）杂志1975年1月刊的启发，这期杂志的封面照是第一台个人计算机——阿尔泰（Altair）。阿尔泰其实没什么——只是价值495美元的一堆零部件，还必须被焊接到一块电路板上才能执行非常少的任务，但对于业余爱好者和黑客们来说，它预示着一个新纪元的来临。比尔•盖茨和保罗•艾伦（Paul Allen）看了那一期杂志后，就开始研发用于阿尔泰的BASIC语言版本。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也被这期杂志深深吸引了。当阿尔泰的评测样机来到人民电脑公司的时候，它立刻成为了弗伦奇和摩尔决定成立的俱乐部的首次会议的中心议题。
家酿计算机俱乐部
新成立的组织叫做家酿计算机俱乐部（The Homebrew Computer Club），它如同《全球概览》一般，融合了反主流文化与科技。这个俱乐部之于个人电脑时代，就如同土耳其人咖啡馆（Turk"s Head coffee-house）之于约翰逊博士（Dr. Johnson）[3]那个时代，思想在其间得以交流和传播。会议于1975年3月5日，在弗伦奇位于门洛帕克的车库中举行，摩尔为此写了传单。“你想搭建自己的计算机吗？抑或是终端机，电视机，打印机？”传单上这么写着，“如果是的话，来参加与你志趣相投的人们的聚会吧！”
艾伦•鲍姆在惠普的公告栏上看到了这张传单，然后打电话告诉了沃兹尼亚克，沃兹同意跟他一起参加。“那天晚上是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夜晚之一。”沃兹尼亚克回忆道。另外还有差不多30人出现在当晚的聚会上，弗伦奇的车库都被挤满了，大家轮流介绍自己的兴趣爱好。摩尔的会议记录显示，沃兹尼亚克——后来他承认自己当时极度紧张——说他喜欢“视频游戏、酒店里的收费电影、科学计算器设计以及电视机设计”。会上演示了阿尔泰计算机，但对于沃兹来说，更重要的是他见到了一枚微处理器的规格表。
当他想到微处理器时——也就是带有一整块中央处理单元的芯片——他有了一个想法。他一直在设计一台终端机，带有键盘和显示器，可以连接到一台小型机上。利用一枚微处理器，他就可以将小型机的一部分性能转移到终端机上，这样终端机就可以变成一台独立的小型台式机。这个主意在他脑海中萦绕了很久：键盘、屏幕、计算机整合在一套个人装置中。“我脑子里突然就冒出来这个关于个人电脑的设想，”他说，“那天晚上，我开始设计后来成为Apple I计算机的草图。”
起初他打算使用与阿尔泰上一样的微处理器，英特尔8080。但每一枚芯片“比我一个月的房租还贵”，所以他就开始寻找替代品。他找到了摩托罗拉6800，他有一个在惠普工作的朋友能以40美元一枚的价格搞到。之后他又找到了MOS科技公司（MOS Technologies）制造的一款芯片，在电子特性上与摩托罗拉6800是一样的，但每枚只要20美元。这样一来他的机器的价格就会更低廉，让人买得起，但也为此付出了一个长期的代价——英特尔的芯片后来成为了行业标准，而苹果的电脑因为与之不兼容而饱受困扰。
每天下班以后，沃兹尼亚克就回到家，一边看电视一边吃晚饭，然后就回到惠普公司连夜研究他的计算机。他把零件散布在他的小隔间里，搞清楚它们放置的部位，然后焊到主板上去。之后他开始编写软件程序，能够让微处理器在屏幕上显示图像。因为承担不起使用电脑的花费，他所有的代码都是手写的。几个月之后，他准备好测试了。“我在键盘上按了几个键，然后就震惊了！那些字母都显示在了屏幕上。”那天是1975年6月29日，星期天，个人电脑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那是历史上第一次，”沃兹尼亚克后来说，“一个人在键盘上按下几个键，然后在面前的屏幕上看到对应的字符立刻被显示了出来。”
乔布斯也大吃一惊。他连问了沃兹尼亚克好几个问题：这台电脑能联网吗？是否有可能添加一块磁盘作为存储器？他还开始帮沃兹尼亚克找来零件。最为重要的就是DRAM（动态随机存取存储芯片）。乔布斯打了几个电话，就免费从英特尔得到了一些芯片。“史蒂夫就是那样的人，”沃兹尼亚克说，“他知道怎么跟销售代表说话。我就不行，我太羞涩了。”
乔布斯开始跟随沃兹尼亚克一起参加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会议，他背着显示器帮忙组装。这个会议已经吸引了100多个狂热爱好者，会议地点也转移到了斯坦福线性加速器中心的大礼堂，之前乔布斯和沃兹也正是在这个中心找到了那本帮助他们制造蓝盒子的电话系统手册。会议由另一位反主流文化与计算机产业融合的代表人物李•费尔森施泰因（Lee Felsenstein）主持，他手拿指示器，态度随意自由。他是工程学院的辍学生，曾经参加过言论自由运动，也是一名反战分子。他也曾为地下报纸《伯克利芒刺报》（Berkeley Barb）写过文章，之后又干回老本行，成为了一名电脑工程师。
每次会议开场，费尔森施泰因都会进行一个“映射”环节，发表一些简短的评论，然后由一名指定的爱好者进行正式的演示，最后是“随机存取”环节，大家随意走动，互相交流。沃兹由于太害羞，通常不会在会上发言，但大家在会议结束后会聚集在他的机器旁，他就会很自豪地演示他的进展。摩尔为这个俱乐部灌输的精神就是交换与分享，而不是做买卖。“这个俱乐部的主题，”沃兹说，“就是乐于奉献，帮助他人。”这是黑客伦理的一种体现：信息应该是免费的，也不能迷信权威。“我之所以设计Apple I，就是因为我想把它免费贡献给别人。”沃兹尼亚克说。
但比尔•盖茨不是这么想的。他和保罗•艾伦完成了阿尔泰电脑的BASIC语言编译器后，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成员复制了该编译器并且在没有付费给他的情况下相互分享，这让盖茨很是没料到。于是他给俱乐部写了那封著名的信：“请大多数业余爱好者们意识到，你们的软件都是偷来的。这公平吗？……你们这样做只会让别人不再愿意编写好的软件。谁能承受得起无偿进行专业的工作？……如果有谁愿意付钱的话，给我来信，我会很感激。”
与盖茨类似，史蒂夫•乔布斯也不希望沃兹尼亚克的发明——不管是蓝盒子还是电脑——是免费的。所以他说服了沃兹，让他不要再免费送出他的设计原理图。反正大多数人也没时间来自己搭一台电脑，这是乔布斯的理由。“我们为什么不做好印刷电路板然后卖给他们呢？”这就是他们合作关系的一个写照。“每次我设计出一样很棒的东西，史蒂夫就会找到办法为我们赚到钱。”沃兹说。他承认，他自己绝不会有赚钱的想法。“我心里从没有想过要卖电脑，”沃兹回忆道，“是史蒂夫说的，我们把这些拿出来给大家看看，卖出去一些。”
乔布斯想到了一个计划，付钱给雅达利公司的一个熟人，让他帮忙绘制电路板，然后制作50张左右。这样的花费是1 000美元上下，还要加上给设计者的酬劳。他们可以把每块电路板卖40美元，这样的话利润大概是700美元。沃兹不相信他们能把电路板都卖掉。“我甚至看不出怎么收回成本。”他回忆说。因为银行拒付他的支票，他已经惹恼了房东，现在每个月只能用现金付房租。
乔布斯知道怎样说服沃兹。他没有争辩说他们一定能赚钱，而是说这一定会是一次有趣的经历。“即使我们赔了钱，我们也能拥有一家公司，”乔布斯说，当时他们正开着他的大众汽车转悠，“在我们的一生中，至少有这么一次，我们会拥有一家公司。”这句话对沃兹尼亚克的诱惑太大了，比变成富人的诱惑还要大。沃兹尼亚克回忆道：“想象一下那种情景我就兴奋，两个最要好的朋友创办一家公司！天哪！我立马就同意了，我怎么可能拒绝？”
为了筹集所需资金，沃兹尼亚克以500美元的价格卖掉了自己的惠普65计算器，但是最后买家只给了一半的钱。乔布斯则把自己的大众汽车卖了1 500美元。当初他父亲就反对他买这辆车，乔布斯也必须承认父亲是对的。事实证明那辆车的确让人头疼。实际上，买下这辆车的人两个星期之后就回来找乔布斯，说引擎坏掉了。乔布斯同意支付维修费用的一半。虽然有这些小挫折，但在把各自微薄的积蓄投入之后，他们现在已经拥有了1 300美元的运营资本，还有产品设计以及一个计划。他们就要建立自己的电脑公司了。
苹果诞生了
既然决定开公司了，就要给公司起个名字。乔布斯之前又去了一次团结农场，在那里给格拉文施泰因苹果树剪了枝，沃兹去机场接他。在回洛斯阿尔托斯的路上，两人讨论了好几个名字。他们考虑过一些典型的技术词汇，比如“矩阵”（Matrix）；或者自己创一个新词，像“Executek”，融合了“执行”与“科技”；又或者干脆用个直白又无趣的名字，比方说“个人电脑股份有限公司”（Personal Computer Inc.）。决定名字的截止日期是第二天，因为乔布斯准备递交申请文件了。最后，乔布斯提议叫“苹果电脑公司”[4]。“我那段时间正在吃水果餐，”他解释说，“我刚刚从一个苹果农场回来。这名字听上去有意思，有活力，不吓人。‘苹果’削弱了‘电脑’这个词的锐气。还有，这能让我们在电话簿上排在雅达利之前。”他告诉沃兹，如果到第二天下午还想不到更好的名字，那就用“苹果”。
结果，他们真的用了。
“苹果”——这是个明智的选择。这个词立刻释放出友好而简洁的信号。这个名字既有一点儿标新立异，又不会让人觉得古怪。名字里带有一点点反主流文化、返璞归真的气息，又十分美国化。这两个词放在一起——苹果电脑——制造了一种有趣的分裂感。“这个名字有点儿无厘头，”迈克•马库拉（Mike Markkula）说，他后来成了这家新公司的第一任董事长，“它会让你仔细回味。苹果和电脑，这两者根本扯不上关系啊！如此一来，就增加了我们的品牌知名度。”
沃兹尼亚克还没有准备好全身心加入苹果。他骨子里还是个惠普的人，至少他是这么想的，他还想保留自己在那儿的工作。乔布斯意识到，自己需要一个盟友，一来是要帮助说服沃兹，二来是在自己和沃兹有意见分歧的时候打破僵局。所以他请来了朋友罗恩•韦恩，雅达利那个曾经开过老虎机公司的中年工程师。
韦恩知道，要让沃兹尼亚克离开惠普很困难，当下也没有必要让他离开那儿。当前的关键问题是说服他将他的电脑设计归为苹果公司所有。“沃兹对自己设计的电路有一种家长情结，他希望这些电路能有其他应用，或者让惠普也可以使用，”韦恩说，“乔布斯和我意识到，这些电路将会是苹果公司的核心。我们在我的公寓里讨论了两个小时，终于让沃兹接受了这个条件。”他的理由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师，只有和一个伟大的营销人员合作，才有可能被世人所铭记，这就要求沃兹的设计全部专属于这家新公司。乔布斯很高兴，也很感激，因此他将新公司10%的股份赠与了韦恩，让他成为了苹果公司的皮特•贝斯特（Pete Best）。更为关键的是，当乔布斯和沃兹在某个问题上有分歧时，韦恩可以决定最后的结果。
“他们两个很不同，却组成了一支强大的队伍。”韦恩说。乔布斯有时候像恶魔附身一样，而沃兹则像个被天使控制着的孩子。乔布斯有虚张声势的本事，这让他可以做成事情，虽然有时候要利用别人。他有时候极富魅力，能让你着迷，但他也可以冷酷、残忍。而沃兹尼亚克却很害羞，有点儿社交障碍，这让他显得如同孩子一般可爱。“沃兹在某些方面十分聪明，但他就像个天才白痴一样，跟不认识的人打交道的时候就会手足无措。”乔布斯说，“我们是最佳拍档。”乔布斯敬畏沃兹在技术设计方面的才华，沃兹则佩服乔布斯的商业能力，这样相得益彰。“我从来都不愿意跟别人打交道，也不想触怒别人，但史蒂夫就有这个本事，给陌生人打电话还能让人家帮他做事，”沃兹尼亚克说，“他对他认为不聪明的人会很粗暴，但他从没有粗鲁地对待过我，即使到了后来，有些问题我给不出一个让他满意的答案。
”
在沃兹尼亚克同意让他的新电脑设计成为苹果公司的财产之后，他还是觉得这些设计应该首先提供给惠普，因为那是他工作的地方。“我觉得，在我还任职于惠普的情况下，把我作出的设计告知他们是我的责任，”沃兹尼亚克说，“这是正确的，也是符合伦理标准的。”于是在1976年的春天，他向老板以及高级经理们展示了自己的成果。会上的高级主管对这个设计印象颇佳——也有些难以取舍——但最后他还是说这不是惠普所能开发的。至少就现阶段而言，它还只是业余爱好者的玩具，无法融入公司的高品质细分市场。“我很失望，”沃兹回忆道，“但这也意味着我可以自由地投入到苹果公司的合作关系中去了。”
1976年4月1日，乔布斯和沃兹去韦恩在山景城的公寓起草合作协议。韦恩说他有“用法律术语书写文件”的经验，所以这份三页纸的协议是由他完成的。他的“法律术语”确实运用得很好，各个段落都是以这样华丽的辞藻开头的：“在此注意……在此进一步注意……据此，考虑到各方利益分配……”但对于股权和利润的分配是简单明了的——45%——45%——10%——协议中还规定，任何超过100美元的支出，都需要得到至少两名合伙人的同意。此外，各方的责任也都划分明确。“沃兹尼亚克主要负责电子工程的执行；乔布斯负责电子工程和市场营销；韦恩负责机械工程以及文书工作。”乔布斯用小写字母签上了自己的名字，沃兹小心翼翼签上了草体字，韦恩的签名是难以辨认的潦草字体。
之后韦恩就退缩了。乔布斯开始计划借入并花掉更多的钱，韦恩便想起了以前自己公司失败的教训，他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的过程。乔布斯和沃兹都没有个人资产，但韦恩在他的床垫里藏了金币（他担心世界经济崩溃）。因为构成苹果公司的是非常简单的合伙人关系，而不是公司体系，所以合伙人个人需要对债务负责任，因此韦恩担心潜在的债权人会向自己追债。所以11天之后，他就回到了圣克拉拉的办公室里，带着一份“退出声明”和一份合作协议修正案。“经过协议各方的重新评估，”修正案开头说，“韦恩将不再以‘合伙人’身份参与公司运作。”文件中提到，作为对他持有的10%公司股份的回购，他得到了800美元，此后不久又得到了1 500美元。
如果当初他留在了苹果公司并继续持有这10%的股份，那么到2010年底这些股票的价值是大约26亿美元。然而，现在他住在内华达州帕朗市的一座小房子里，玩玩老虎机，靠社会保险金度日。他宣称自己毫不后悔。“我作了当时对我最有利的选择，”他说，“他们两个都是疯狂的家伙，我知道自己的承受能力，我不准备冒那样的险。”
苹果公司正式成立之后不久，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就共同登台，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进行了一次演示。沃兹展示了他们最新生产出来的一块电路板，描述了上面使用的微处理器、8kb的内存，以及他编写的BASIC语言的程序版本。他还强调了“关键部件”是人性化的键盘，而不再是笨重的、让人困惑的由大堆灯泡和开关组成的面板。然后轮到乔布斯讲话。他指出苹果的产品与阿尔泰不同，所有的关键元部件都已经内置在机器中了。然后他问了大家一个问题：人们愿意花多少钱来购买这么一台完美的机器？他是在努力让大家看到苹果电脑的惊人价值。这是他在后来几十年的产品发布会上一直沿用的华丽辞藻。
然而观众并不是很感兴趣。苹果电脑使用的是二流的微处理器，而不是英特尔8080。但是有一个重要人物留了下来，想要获得更多信息。他的名字叫保罗•特雷尔（Paul Terrell），1975年他开了一家电脑商店Byte Shop，就在门洛帕克的国王大道上。而一年之后的现在，他已经有了三家店，并且计划将其发展为全国连锁。乔布斯非常兴奋能给他私下作演示。“看看吧，”他说，“你会喜欢上你看到的东西。”特雷尔看后印象深刻，把自己的名片给了乔布斯和沃兹。他说：“保持联系。”
“我来跟你联系了。”第二天，乔布斯光着脚兴冲冲地走进了Byte Shop。他做成了买卖。特雷尔同意订购50台电脑。但是有一个条件。特雷尔并不想要只值50美元的印刷电路板，因为顾客买了这个之后还要再去买芯片然后自己组装。这也许能吸引一些狂热的爱好者，但大多数顾客不愿意这么麻烦。他要的是完全组装好的产品。为此他愿意每台出价500美元，货到付款，现金结账。
乔布斯立刻给还在惠普的沃兹打了电话。“你现在坐着吗？”他问。沃兹回答说没有。不管怎样乔布斯还是把消息告诉了他。“我被震住了，完全震住了，”沃兹尼亚克回忆说，“我永远都忘不了那一刻。”
为了完成订单，他们需要价值15 000美元的零部件。在家园高中和他们一起搞恶作剧的艾伦•鲍姆以及他的父亲，愿意借给他们5 000美元。乔布斯想从洛斯阿尔托斯的一家银行借一些钱，但银行经理看了看他，不出所料，拒绝了。他去了哈尔泰克商店，提出拿苹果公司的股权换取一些零部件，但商店老板认为他们只是“两个年轻的邋遢小子”，也拒绝了。雅达利的奥尔康愿意卖给他们芯片，但必须预付现金。最终，乔布斯说服克拉默电子公司（Cramer Electronics）的经理亲自打电话给保罗•特雷尔，确认对方是否真的下了一个25 000美元的订单。当时特雷尔正在开会，他听到喇叭里在叫他，说有紧急来电（乔布斯不停地打电话）。克拉默公司的经理对他说，两个衣着邋遢的小子走进自己的店里，挥舞着一张Byte Shop的订单。订单是真的吗？
特雷尔确认了订单的真实性，克拉默商店同意将零件预支给他们，账期30天。
车库工厂
乔布斯一家位于洛斯阿尔托斯的房子，成为了这50块Apple I主板的组装工厂。主板必须在30天内送到Byte Shop，因为零件的付款期限就是30天。所有人都加入了——乔布斯和沃兹，还有丹尼尔•科特基和他的前女友伊丽莎白•霍姆斯（她已经脱离了之前加入的邪教组织），以及乔布斯怀孕了的妹妹帕蒂。帕蒂空出来的卧室，以及厨房的桌子，还有车库都变成了工作地点。霍姆斯曾经上过珠宝课程，所以她被安排焊接芯片。“大多数我都做得不错，可是有几个被我滴上了助焊剂。”她说。这让乔布斯很不高兴，他埋怨道：“我们可没有多余的芯片。”事实的确如此。他把霍姆斯调到了厨房桌子上去负责记账和文书工作，他自己负责焊接。他们做完一块电路板后，就交到沃兹尼亚克手中。“我会把装好的主板连接上电视机和键盘进行测试，看看能不能工作，”他说，“如果能工作了，我就把它装进盒子里，如果不能的话，我还要找出哪只管脚没插好。
”
保罗•乔布斯也停下了自己修理汽车的副业，这样一来苹果公司的一帮人就能占用整个车库了。他在车库里放了一张长长的旧工作台，在他刚弄好的石膏板墙上挂了一张电脑示意图，还装了一排贴好标签的抽屉用来放零件。他还用好几台加热灯搭了一个高温箱，这样就可以测试主板在高温下连夜运转的状态。每当他的儿子脾气爆发的时候（这是很常见的现象），保罗•乔布斯就会把自己的冷静传输给他一些。“怎么啦？”他会说，“火烧屁股了？”作为交换，他偶尔会把电视机借走，因为这是家中唯一的一台，他要看橄榄球比赛的终场。这时候，乔布斯和科特基就会到外面的草坪上弹吉他。
乔布斯的母亲并不介意自己的家被一大堆零件和客人占领，但是儿子越来越怪异的饮食习惯让她很受挫。“史蒂夫的饮食强迫症总是招来她的白眼，”霍姆斯回忆说，“她只想要儿子健康，而史蒂夫却会发表一些奇怪的宣言，比如：‘我是个果食主义者，我只吃由处女在月光下采摘的叶子。’”
12块组装好的主板经过沃兹尼亚克检验合格后，被乔布斯送到了Byte Shop。特雷尔有点儿吃惊——没有电源，没有外壳，没有显示器也没有键盘——他期待的可不是这样的产品。但乔布斯死死盯着他，他只好同意收货付钱。
30天之后，苹果公司已经接近赢利状态了。“这些主板的实际造价比我们预想的要低，因为零件我买得很划算，”乔布斯回忆道，“所以我们卖给Byte Shop 50块主板收回的钱，足够支付100块主板的材料费。”通过把剩下的50块卖给朋友和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同仁，他们可以真正实现赢利了。
伊丽莎白•霍姆斯正式成为了苹果的兼职记账员，时薪4美元，她每周从旧金山回来一次，想办法把乔布斯支票簿上的数目移入总账。为了看上去像一家正规公司，乔布斯租用了接听电话服务，所有的留言都会被转给他母亲。罗恩•韦恩为公司设计了商标，他使用维多利亚时代插图小说风格的华丽线描，画的是牛顿坐在一棵树下，边框上还引用了华兹华斯的一句诗：“一个灵魂，永远孤独地航行在陌生的思想海洋中。”这是略显古怪的一句格言，其实更加符合罗恩•韦恩的自身形象，而不是苹果公司。也许更加贴切的诗句来自华兹华斯对法国大革命发起者的描述：“能活在黎明时光是何等幸福/但在那时是个青年更胜似天堂！（Bliss was it in that dawn to be alive/ But to be young was very heaven！
）”正如后来沃兹欣喜谈到的：“我想我们参与了历史上最伟大的革命，我很高兴自己是其中的一分子。”
沃兹已经开始思考下一代机器了，所以他们把当时的机型称为Apple I（苹果I型）。乔布斯和沃兹不停地奔走于国王大道，希望电子商店能够出售自己的电脑。除了卖给Byte Shop的50台以及卖给朋友的50台，他们又开始生产100台供给零售商店。果然，他们两人之间又有了矛盾：沃兹想以成本价出售，而乔布斯想好好赚一笔。乔布斯赢了。他设定了一个零售价，差不多是成本的3倍，在特雷尔和其他商店支付的500美元批发价的基础上又上涨了33%，也就是666.66美元。“我一直都很喜欢重复的数字，”沃兹尼亚克说，“我的‘打电话听笑话’服务的号码是255-6666。”他们两个都不知道的是，666是《圣经•启示录》中“恶魔的数字”。不过很快他们就遭到了抗议，特别是在当年大热的电影《凶兆》重点突出了数字666之后。（2010年，一台原版Apple I在佳士得的一场拍卖中以213000美元售出。
）
这台新机器的第一次专题报道出现在1976年7月的《界面》（Interface）杂志上，这是一本面向业余爱好者的杂志，现在已经停刊。乔布斯和朋友们还在家中动手组装机器，但报道文章中已经称他为“市场总监”和“前雅达利的私人顾问”了。这让苹果听上去像个真正的公司。“史蒂夫与许多电脑俱乐部进行交流，以掌握这一新兴产业的脉搏，”报道中称，并且还引用了乔布斯的解释，“如果我们可以了解他们的需求、感受和动机，我们就可以作出正确的回应，生产出他们所需要的产品。”
那个时候，他们已经有了阿尔泰之外的竞争者，其中最著名的是IMSAI 8080和处理器科技公司（Processor Technology Corporation）的SOL-20。后者是由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李•费尔森施泰因和戈登•弗伦奇设计的。1976年的劳工节周末，第一届年度个人电脑节在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举行，活动地点在一座陈旧的酒店里，酒店位于当时已经开始破败的木板路上。所有人都有机会展示自己的产品。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搭乘环球航空公司的航班前往费城，他们将Apple I放在一只雪茄盒子里，沃兹正在开发的第二代样机放在另一只盒子里。费尔森施泰因就坐在他们后面一排，他看到Apple I后，称之“十分平庸”。这番评论让沃兹失去了信心。“我们听见他们在用很高深的商业术语讲话，”他回忆说，“用的都是我们从没有听过的类似商业术语的缩略词。
”
沃兹大多数时间都待在酒店房间里，研究他的新样机。展览大厅的后面有一张桌子被安排给了苹果公司，沃兹太害羞了，根本没勇气站在那里介绍产品。当时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的科特基，从曼哈顿搭乘火车来到了这里，他坚守在桌旁，乔布斯则四处走动观察竞争对手的情况。他看到的东西并不能打动他。他确信，沃兹尼亚克是最好的电路工程师，Apple I（当然也包括它的第二代）在功能上绝对可以击败所有对手。然而，SOL-20拥有更加迷人的外观。它有一个造型优美的金属盒子，附带键盘、电源以及线缆。看上去这才是成年人设计的产品。相比之下，Apple I就显得和它的发明者一样邋遢不堪。
[1] 发源于加州著名的伊莎兰学院，通过按摩帮助个体重新寻回身心的自由和活力。
[2] 这句话即前文的“Turn on，tune in，drop out”。
[3] 英国著名作家塞缪尔· 约翰逊，他和多位友人定期会在土耳其人咖啡馆聚会。
[4] 苹果公司当时名为Apple Computer，之后公司名称中去掉了Computer。
第六章 Apple II
The Apple II Apple II
Dawn of a new age 新时代的曙光
Apple II
一体机
乔布斯在个人电脑节的展厅考察了一番后，意识到Byte Shop的保罗•特雷尔说对了：个人电脑应该以整套设备的形式呈现给消费者。他决定，下一代的苹果电脑需要自带一个漂亮的箱子和内置键盘，整合其他关键元素，从电源到软件到显示器。“我的想法是制造第一台整合所有部件的电脑，”他回忆道，“我们的目标客户不再是少数喜欢自己组装电脑、知道如何购买变压器和键盘的业余爱好者。希望电脑拿到手就可以运行的人，其数量是业余爱好者的1 000倍。”
1976年的那个劳工节周末，在他们的酒店房间里，沃兹尼亚克在完善新一代机器的样机——也就是后来的Apple II，乔布斯希望这台机器能将他们的事业带上一个新的台阶。这台机器只被他们带出过房间一回，是在某一天的深夜，他们将它带到了一间会议室，连接上彩色投影电视进行测试。沃兹尼亚克有一个绝妙的想法，可以让机器芯片运行出色彩，他想要看看这种方法在一台使用投影仪显示图像的电视机上能否起作用。“我想，投影仪使用的色彩电路不同，和我的色彩生成方法一起工作的时候可能会发生错误，”他回忆道，“所以我就把Apple II连接到了这台投影仪上，结果运行非常完美。”他在键盘上一番敲击之后，彩色的线条和螺旋图案就在屏幕上出现了。唯一一个见到Apple II的局外人是酒店的技术员。他说他见过所有的机器，但这一台才是他愿意购买的。
要生产整套的Apple II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于是他们考虑将股权出售给更大的公司。乔布斯去找了阿尔•奥尔康，希望能得到机会向雅达利的管理层进行推销。奥尔康安排他与公司的总裁乔•基南（Joe Keenan）会面，此人相比奥尔康和布什内尔要保守许多。“史蒂夫进去向他推销，但是乔根本无法忍受他，”奥尔康回忆说，“史蒂夫的个人卫生状况让他很不满。”当时乔布斯光着脚，还一度把脚搁到了桌子上。“我们不光不会买你的东西，”基南吼道，“还要请你把脚放下来！”奥尔康回忆自己当时的想法：“完了，没戏了。”
9月，康懋达电脑公司（Commodore Computer）的查克•佩德尔（Chuck Peddle）来到乔布斯家中观看他的演示。“我们打开了史蒂夫家的车库门，让阳光照射进来，查克走了进来，穿着西装，戴着牛仔帽。”沃兹回忆道。佩德尔非常喜欢Apple II，他于数周后在公司总部为高层人员安排了一场演示。“你也许有兴趣花几十万买下我们公司。”乔布斯到那儿后说了这样一句话。沃兹尼亚克记得当时自己被这个“荒唐的”建议惊得目瞪口呆，但乔布斯坚持要这么做。几天之后，康懋达公司打来电话说，他们认为研发自己的电脑更加省钱。乔布斯并不沮丧，他全面考察了康懋达公司后，认为该公司的管理层太“卑劣”了。沃兹尼亚克对于失去了这笔投资并不感到遗憾，但是当9个月后，该公司推出了他们自己的电脑“Commodore PET”的时候，他作为一名工程师，在感情上受到了极大的伤害。
“那玩意儿让我觉得恶心，”他说，“他们太急于求成了，所以做出这么一个蹩脚的产品。他们本来可以拥有苹果的。”
对康懋达公司的这次出售未果也让一直暗藏在乔布斯与沃兹尼亚克间的冲突浮出水面：他们对苹果公司的贡献真的一样多吗？他们之间的利益又该如何分配？杰里•沃兹尼亚克一直都认为工程师的价值要远超过企业家和营销人员，他觉得大多数钱都应该归他儿子所有。乔布斯来家里作客时，杰里当面向他提出了自己的不满。“你不配得到这么多，”他告诉乔布斯，“你没有做出过任何产品。”乔布斯哭了起来，这在他身上是很常见的事情。他一直都不擅长控制自己的情绪——以后也不会擅长。乔布斯告诉沃兹尼亚克，他愿意停止他们的合作关系。“如果我们不能对半分账的话，”他对自己的朋友说，“你可以全部收为己有。”然而，沃兹尼亚克比自己的父亲更加了解自己与乔布斯之间的共生关系。如果不是乔布斯的话，他可能还在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会议上免费发放自己设计的电路板的原理图，是乔布斯将他的技术工程天赋转化成了蓬勃发展的生意，正如当年的蓝盒子一样。
他同意继续保持合作关系。
这是个明智的决定。要想让Apple II取得成功，需要的不仅仅是沃兹尼亚克杰出的电路设计能力。Apple II需要成为一台完整的全功能消费产品，这就需要乔布斯施展拳脚了。
他第一步便是请以前的合伙人罗恩•韦恩设计一个箱子。“我想他们没什么钱，于是我就做了一款不需要使用工具加工的箱子，普通的五金商店就能制造出来。”他说。他的设计结果出来了：一个有机玻璃制成的壳子，附带有金属条以及一扇可以盖住键盘的卷门。
乔布斯并不喜欢这个箱子。他想要的是简单又精致的设计，可以让苹果电脑从那些配有笨重的灰色金属箱的电脑中脱颖而出。有一次他在梅西百货的家用电器通道闲逛时，厨艺公司（Cuisinart）的食品加工机触发了他的灵感，他决定要一个光滑的机箱，由轻便的模制塑料制成。在一次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会议上，他出价1 500美元，请一名当地的技术顾问杰里•马诺克（Jerry Manock）将这个设计制造出来。乔布斯的着装形象让马诺克有些半信半疑，他要求乔布斯预支报酬。乔布斯拒绝了，但马诺克还是接受了这份工作。几个星期后，他就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发泡成型的塑料箱，整齐简洁，看上去很友好。乔布斯十分激动。
接下来是电源的问题。像沃兹尼亚克这样的数字极客是不大会关注电源这种不起眼的部件的，但乔布斯认为这是一个关键部件。具体地说，他想要的——也是他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追求的——是在不使用风扇的情况下供电。计算机内部的风扇有悖于禅意，它们的噪音会让人无法集中精神。乔布斯去雅达利公司咨询奥尔康，他了解老式的电气工程。“奥尔康把一个叫罗德•霍尔特（Rod Holt）的聪明家伙介绍给我，这是个烟不离手的马克思主义者，结过多次婚，精通所有事物。”乔布斯回忆。和马诺克以及其他第一次见到乔布斯的人一样，霍尔特打量了他一番，满腹狐疑。“我收费很高的。”霍尔特说。乔布斯感觉到此人一定物有所值，于是说钱不是问题。“他就这么说服我为他工作了。”霍尔特说，他后来加入苹果公司，成为了一名全职员工。
霍尔特并没有使用传统的线性电源，而是制造了一个与示波器等仪器上使用的相类似的开关电源。这就意味着，在一秒钟之内，通断电的次数不是60次，而是上千次，这样电源存储电能的时间就大大减少，散热量也随之减少。“那个开关电源和Apple II电脑上的逻辑电路板一样，都是革命性的发明，”乔布斯后来说，“罗德并没有因此得到太多的赞誉，但他应该名垂青史。现在所有的电脑都使用开关电源，而这都是盗用了罗德的设计。”尽管沃兹尼亚克天赋异禀，电源设计却非他能力所及。“我只大概知道开关电源是个什么东西。”他说。
乔布斯的父亲曾经教导过他，追求完美意味着：即便是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对其工艺也必须尽心尽力。乔布斯将这一理念应用到了Apple II的内部电路板布局上。他否决了最初的设计，理由是其中的线路不够直。
这种完美主义的激情也让乔布斯更加放纵自己的控制欲。大多数的黑客和业余爱好者都喜欢定制和改装自己的电脑，往上面插上各种部件。对乔布斯来说，这会威胁到无缝的用户体验。骨子里还是一名黑客的沃兹尼亚克并不同意。他想要Apple II带上8个扩展槽，可以让用户随心所欲地插上小型电路板或者外接设备。乔布斯坚持只能有两个扩展槽，一个给打印机，另一个给调制解调器。“通常我是个很好说话的人，但这一次我告诉他：‘你要是只想要两个扩展槽的话，就自己去做一台吧。’”沃兹回忆道，“我知道，像我这样的人最终总是会想出点儿东西来加到电脑上的。”这场争执以沃兹的胜利告终，但他能感觉到自己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当时我还能有那样的话语权，但我不会一直都有。”
迈克•马库拉
这一切都需要用钱。“塑料箱子的加工要花费大概10万美元，”乔布斯说，“实现量产需要差不多20万美元。”他又回去找诺兰•布什内尔，想让他投资一笔钱，换取小部分股权。“他问我能不能投入5万美元，他会把公司1/3的股权给我，”布什内尔说，“我当时自认为很聪明，拒绝了他。现在想想这件事，觉得挺有意思的，当然更多的是欲哭无泪的感觉。”
布什内尔建议乔布斯去找唐•瓦伦丁（Don Valentine）试试。唐是个心直口快的人，曾在国家半导体公司任营销经理，后来创办了风险投资界的先驱企业——红杉资本（Sequoia Capital）。瓦伦丁开着奔驰来到了乔布斯家的车库，穿着蓝色西装和系领扣的衬衫，打着棱纹领带。布什内尔回忆说，瓦伦丁后来给他打电话，半开玩笑半严肃地问：“你为什么要让我去见那些连人类都算不上的怪胎？”瓦伦丁说不记得是否说过这样的一句话了，但他承认自己当时觉得乔布斯的样子和身上的气味都很怪异。“那时候史蒂夫努力要成为反主流文化的化身，”瓦伦丁回忆说，“他留着一撮胡子，非常消瘦，看上去就像胡志明。”
当然，如果仅仅以貌取人，瓦伦丁也不可能成为硅谷的顶尖投资者。让他烦恼的是，乔布斯对市场营销一窍不通，而且满足于到各个电子商店挨家叫卖这种销售模式。“如果你想要我给你投资的话，”瓦伦丁告诉他，“你必须找一个合作伙伴，这个人要了解销售，还要能写商业计划书。”当有长者给乔布斯建议的时候，他有时候会愤怒，有时候则又显得很热切，在瓦伦丁这儿，他表现出的是后者。“给我三个推荐人选吧。”他回复说。瓦伦丁照做了，乔布斯见了这三个人，并与其中一个一拍即合——这个人叫迈克•马库拉，他在苹果公司未来20年的发展中，扮演了关键的角色。
马库拉当时才33岁，但已经处于退休状态，之前他先后供职于仙童公司和英特尔，后者上市之后，他凭着股票期权赚了几百万。他是个谨慎而又精明的人，作为高中时期的体操运动员，每一步行动都力求精准，同时他还精于定价策略、销售网络、市场营销以及财务。在享受自己新赚来的财富时，尽管已经有所克制，但还是显得极尽奢华。他先是在太浩湖边给自己建了一座房子，之后又在伍德赛德的山区建了一座超大豪宅。他第一次去乔布斯的车库与其会面时，没有像瓦伦丁那样开深色奔驰，而是开着一辆锃亮的金色克尔维特（Corvette）敞篷车。“我到车库的时候，沃兹就在工作台边，他立刻就开始展示Apple II，”马库拉回忆说，“我没有太关心他们两个的长头发，而是被桌上的东西吸引了。头发什么时候都可以剪嘛。”
乔布斯立刻就喜欢上了马库拉。“他个子不高，在英特尔的时候寻求晋升市场营销的最高职位遭遇过失败，我觉得这些都让他很想要证明自己。”他的正直和公正也给乔布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可以看得出来，即便他有能力骗你，他也不会那么做。他有很强的道德意识。”沃兹尼亚克也对他印象颇佳。“我觉得他是世界上最好的人，”他说，“更棒的是，他真的很喜欢我们的产品！”
马库拉向乔布斯提议一起撰写商业计划书。“如果计划出的结果很好，那我就投资，”马库拉说，“如果不好的话，你也免费得到了我好几个星期的时间。”乔布斯开始在晚上拜访马库拉家，考虑各种方案，整夜整夜地谈话。“我们作了很多设想，比如有多少家庭会拥有个人电脑，好几个晚上我们都工作到凌晨4点。”乔布斯回忆说。最终，大部分的计划书是由马库拉完成的。“史蒂夫会说，我下次把这一部分带给你。但他一般都不能准时完成，所以只好我来做。”
马库拉的计划中设想了一些方法，来开拓业余爱好者以外的市场。“他谈到了将电脑带入寻常百姓家，推广到普通人当中，用来做一些诸如记录食谱、记账这样的事情。”沃兹回忆说。马库拉作了一个大胆的预测：“两年之后我们就会成为一家《财富》500强的公司。”他说，“这是一个产业的萌芽，十年一遇的机会。”苹果公司最终用了7年时间才跻身《财富》500强，但马库拉的预言中蕴含的精神得到了证实。
马库拉成为了拥有公司1/3股权的合伙人，作为回报，他主动提出为公司提供高达25万美元的信用贷款。苹果成为了股份有限公司，马库拉、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三人各持26%的股份，剩下的股份保留，用以吸引未来投资者。他们三个在马库拉家游泳池边的小屋会面，签订了协议。“我当时想，迈克也许再也见不到自己那25万美元了，我很钦佩他敢于承受这种风险。”乔布斯回忆道。
这时候有必要说服沃兹尼亚克全职加入苹果公司了。“为什么我不能在这边工作，同时保留惠普的职位作为我的铁饭碗呢？”沃兹问道。马库拉说这样是行不通的，他给了沃兹几天时间作决定。“创办一家公司，我觉得很不安稳，因为这就意味着我要督促周围的人去做事，还要对他们加以控制。”沃兹回忆说，“很久之前我就决定了，我永远都不想当发号施令的人。”于是他跑到马库拉的小屋，宣布自己不会离开惠普。
马库拉耸了耸肩，说好吧。但乔布斯非常沮丧。他给沃兹打电话，对他好言相劝。还让朋友帮忙去说服沃兹。他又哭又叫，大发雷霆。他甚至跑到沃兹的父母家，痛哭流涕，寻求杰里•沃兹尼亚克的帮助。这时候沃兹的父亲意识到，利用Apple II真的可以狠狠赚上一笔，于是他站到了乔布斯这边。“不管是在公司还是在家，我开始接到父母、兄弟和很多朋友打来的电话，”沃兹说，“他们每个人都跟我说，我的决定是错误的。”但这些没有起到丝毫作用。接着，艾伦•鲍姆——高中时代巴克鱼苗俱乐部的好友——给他打电话了。“你真的应该放手一搏。”艾伦说。他说如果沃兹全职加入了苹果，并不一定非要进入管理层，还可以继续当工程师。“那正是我想听到的，”沃兹尼亚克说，“我可以待在组织架构的最底层，当一个普通的工程师。”他给乔布斯打电话，告诉他，自己准备好入伙了。
1977年1月3日，新的公司——苹果电脑有限公司——正式成立了，它买断了9个月前乔布斯和沃兹成立的旧公司的全部股权。几乎没有人注意到这一点。那个月，家酿计算机俱乐部在会员中作了一次调查，发现在181名拥有个人电脑的人中，只有6个人拥有苹果的产品。但是，乔布斯深信不疑，Apple II会改变这一局面。
马库拉对于乔布斯来说，是一个父亲般的人物。他像乔布斯的养父一样，迁就他的强烈意愿；最终却和他的生父一样，抛弃了他。风险投资人亚瑟•罗克（Arthur Rock）说：“马库拉和史蒂夫之间就是一种父子关系。”马库拉开始向乔布斯传授市场和销售方面的经验。“迈克真的非常照顾我，”乔布斯说，“他的观念与我也十分一致。他强调说，你永远不该怀着赚钱的目的去创办一家公司。你的目标应该是做出让你自己深信不疑的产品，创办一家生命力很强的公司。”
马库拉把自己的原则写在了一页纸上，标题为“苹果营销哲学”，其中强调了三点。第一点是共鸣（empathy），就是紧密结合顾客的感受。“我们要比其他任何公司都更好地理解使用者的需求。”第二点是专注（focus）。“为了做好我们决定做的事情，我们必须拒绝所有不重要的机会。”
第三点也是同样重要的一点原则，有一个让人困惑的名字，灌输（impute）。这涉及人们是如何根据一家公司或一个产品传达的信号，来形成对它的判断。“人们确实会以貌取物，”他写道，“我们也许有最好的产品、最高的质量、最实用的软件等等，如果我们用一种潦草马虎的方式来展示，顾客就会认为我们的产品也是潦草马虎的；而如果我们以创新的、专业的方式展示产品，那么优质的形象也就被灌输到顾客的思想中了。”
在乔布斯的职业生涯中，他一直十分关注——有时甚至过度关注——营销策略、产品形象乃至包装的细节。“当你打开iPhone或者iPad的包装盒时，我们希望那种美妙的触觉体验可以为你在心中定下产品的基调。”他说，“这是迈克教我的。”
里吉斯•麦肯纳
新公司成立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要将硅谷杰出的公关人员里吉斯•麦肯纳（Regis McKenna）招至麾下。麦肯纳来自匹兹堡的一个工人阶级大家庭，外表的魅力掩盖了他骨子里的冷酷坚韧。大学辍学的他曾先后供职于仙童公司和国家半导体公司，后来创办了自己的公关和广告公司。他有两项专长，一是把对他的客户进行独家专访的机会留给自己熟识的记者，二是策划令人难忘的广告方案，为诸如微芯片这样的产品提升品牌知名度。其中有为英特尔打造的一系列色彩绚烂的杂志广告，以疾驰的赛车和扑克筹码为主要元素，取代了以往枯燥的性能图表。这些引起了乔布斯的注意。他致电英特尔公司询问广告的设计方。他被告知了这样一个名字：里吉斯•麦肯纳。“我问他们里吉斯•麦肯纳是什么，”乔布斯回忆说，“他们告诉我是一个人的名字。”乔布斯打去了电话，却未能直接与麦肯纳通话。
他的电话被转给了一个叫做弗兰克•伯奇（Frank Burge）的业务经理，此人只想把乔布斯打发走。之后，乔布斯几乎每天都会打来电话。
最终伯奇同意了，驱车前往乔布斯的车库与之会面，他回忆起自己当时的想法：“天哪，这个人肯定是个怪胎。我跟这个小丑待在一起的时间越短越好，但是又不能显得无礼。”之后，当他见到邋里邋遢、不修边幅的乔布斯时，有两件事触动了他。“第一，他是个异常聪明的年轻人；第二，他侃侃而谈的东西我一句都听不懂。”
于是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获邀去拜访“麦肯纳，本人”——他的名片上就是这么写的。这一次，一贯羞涩的沃兹尼亚克变成了刺儿头。麦肯纳瞥了一眼沃兹正在写的关于苹果公司的文章，提出文章的技术性太强，需要修改得生动一些。“我不想任何公关人员碰我的稿子。”沃兹恶狠狠地说。麦肯纳于是让他们离开了自己的办公室。“但史蒂夫立刻给我打了电话，说他想再跟我见一面，”麦肯纳说，“这一次他是一个人来的，我们聊得很投机。”
麦肯纳让自己的团队为Apple II设计宣传册。团队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换掉罗恩•韦恩设计的维多利亚木版画风格的华丽标识，因为它不符合麦肯纳色彩斑斓、活泼顽皮的广告风格。于是，艺术指导罗布•雅诺夫（Rob Janoff）被指派去设计一个全新的标识。“不要设计成可爱风格的。”乔布斯命令。雅诺夫想出了两个版本，都是简单的苹果图标，一个是完整的苹果，另一个则是被咬了一口的苹果。第一个看上去太像樱桃了，于是乔布斯选择了第二个。乔布斯还挑选了另一个版本，其中的苹果由六种颜色的水平色条构成，在大地的绿色和天空的蓝色中间夹着另外四种炫丽的颜色，但这一版本的印刷费用也因此大大提高了。在宣传册顶端，麦肯纳放上了一句格言，这句话被普遍认为出自列奥纳多•达•芬奇，也成为了乔布斯设计理念的决定性准则：“至繁归于至简。
（Simplicity is the ultimate sophistication.）”
首次盛大的产品发布会
Apple II的发布时间被设定为与首届西海岸电脑展览会同步。该展会将于1977年4月在旧金山举办。展会的组织者是一名家酿计算机俱乐部的中坚会员——吉姆•沃伦（Jim Warren），乔布斯在得到展会的信息之后立刻为苹果公司预定了一个展位。他想确保得到展厅最前端的位置，这样就可以用最盛大的方式来发布Apple II，于是他预先支付了5 000美元，这让沃兹大感震惊。“史蒂夫认为这是我们的重要发布，”沃兹尼亚克说，“我们要让全世界知道，我们有很棒的电脑，我们是一家很棒的公司。”
这是马库拉的营销准则的一次实际应用：通过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从而把你和产品的卓越品质“灌输”给他们，这是至关重要的一点，尤其是发布新产品的时候。这也反映在了乔布斯对苹果公司的展示区域所下的工夫上。其他的参展商用的都是普通的桌子和硬纸板做的牌子。苹果则用上了盖着黑色天鹅绒的柜台，和一大块背光式的有机玻璃，上面印着雅诺夫新设计的标识。他们展示的是仅有的三台Apple II成品，但在周围堆满了空的包装箱，这样就显得他们拥有充足的存货。
送到展会的电脑箱子上都有细小的污点，这让乔布斯大为光火，他让为数不多的几名员工把这些污点都打磨掉。“灌输”工作甚至还扩展到了给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穿衣打扮上。马库拉让他们去见一个旧金山的裁缝，定做了三件套西装，但两人穿上之后显得很滑稽，就好像小孩子穿着晚礼服一样。“马库拉解释了我们必须怎样盛装打扮，以怎样的形象登台亮相，以及怎样举手投足。”沃兹尼亚克回忆说。
这些努力是值得的。置于漂亮的米黄色箱子内的Apple II显得既牢固结实又亲切友好，完全不像其他展台上那些镀着金属的丑陋机器或者干脆裸露的电路板。苹果在这次展会上接到了300份订单，乔布斯还遇到了一个日本的纺织品制造商水岛聪（Mizushima Satoshi），后来这个人成为了苹果在日本的第一位经销商。
然而，华丽的服装和马库拉的谆谆教导都无法阻止闲不住的沃兹搞些恶作剧。他展示的一个程序，会根据人们的姓氏来猜测国籍，然后冒出一些跟种族有关的笑话。他还自己印制并分发恶作剧的小册子，介绍一种新型的名叫“扎尔泰”（Zaltaire）的电脑，附上了各种从别的广告上抄来的夸张言辞，诸如“想象一辆有5个轮子的汽车……”乔布斯轻易地信以为真，甚至还因为Apple II在和扎尔泰的对比中不相上下而颇感自豪。直到8年后，沃兹将一份镶了框的宣传册送给乔布斯做生日礼物，他才意识到当年是谁制造了这场闹剧。
迈克•斯科特
苹果现在是一家真正的公司了，拥有一批员工，获得了信贷额度，每天都要承受来自顾客和供应商的压力。公司甚至最终搬出了乔布斯的车库，进驻了库比蒂诺史蒂文斯溪大道上租来的办公室——这里距离乔布斯和沃兹读高中的地方仅仅一英里。
乔布斯并没有从容地承担自己身上日益增加的责任。他一直都是喜怒无常，令人生厌的。还在雅达利公司的时候，他的行为招致自己被赶出办公室，只能上晚班，但在苹果公司，这是不可能的。“他变得越来越专横，批评人的话也越来越尖锐，”马库拉说，“他会告诉别人：‘那个设计看起来就是一坨狗屎。’”他对待沃兹尼亚克手下的年轻程序员兰迪•威金顿（Randy Wigginton）和克里斯•埃斯皮诺萨（Chris Espinosa）的方式尤为粗暴。“史蒂夫会走进来，很快地扫一眼我做的东西，然后告诉我那全是垃圾，而他根本就不知道我做的是什么，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做那个。”威金顿说道，他当时刚高中毕业。
乔布斯的个人卫生问题也依然存在。尽管各种证据摆在面前，但他还是坚信，他的素食习惯意味着他不需要使用香体剂，也不需要经常洗澡。“我们把他请出门外，让他去洗个澡，”马库拉说，“开会的时候还不得不看着他的脏脚。”有时候，为了缓解压力，乔布斯会把他的脚泡在马桶里，让同事们颇感不适。
马库拉不愿意再面对这些问题了，他决定聘请迈克•斯科特（Mike Scott）为公司的总裁，对乔布斯加以管束。马库拉和斯科特于1967年同一天加入仙童公司，两人的办公室相邻，生日也是同一天，所以每年还一起庆祝生日。1977年2月，斯科特即将32岁，在他们的生日午餐上，马库拉邀请他成为苹果公司的新任总裁。
从履历上看，斯科特是个完美的人选。当时他正管理着国家半导体公司的一条生产线，身为经理但充分了解工程学，也是他的一大优势。然而，他自身却有一些问题。他超重，饱受痉挛和健康问题的折磨，神经高度紧张以至于闲逛的时候都会紧攥着拳头。他有时候还十分爱争辩。在跟乔布斯过招的时候，这可能是好事，也可能是坏事。
沃兹尼亚克十分欢迎雇用斯科特。和马库拉一样，他也厌恶解决那些由乔布斯引起的矛盾。不出所料，乔布斯对这一决定十分抵触。“我当时才22岁，我知道自己还没作好准备管理一家真正的公司，”他说，“但苹果就是我的孩子，我不想放弃它。”失去控制权对他来说是异常痛苦的。在鲍勃的大男孩汉堡（Bob"s Big Boy hamburgers，沃兹最喜欢的餐厅）和美好地球餐厅（Good Earth restaurant，乔布斯的最爱）的午饭桌上，乔布斯就这个问题斗争了很久。最终，他极不情愿地同意了。
迈克•斯科特——人称“斯科蒂”，以将他和迈克•马库拉区别开——有一个主要的职责：管住乔布斯。这一任务通常是在乔布斯喜欢的会面方式中进行的：一起散步。“我们第一次散步，我就告诉他要多洗澡，”斯科特回忆说，“他说，作为交换，我必须看他的关于果蔬饮食的书，并且将其视为减肥的一种方法。”斯科特一直没能接受果蔬饮食，也没减轻多少体重，而乔布斯在个人卫生问题上也只是作了一点小小的改变。“史蒂夫坚持每周只洗一次澡，他坚信，只要自己还在坚持果蔬饮食，一周洗一次就足够了。”斯科特说。
乔布斯喜欢控制别人，但不喜欢被控制。这注定会成为他跟斯科特之间的一个问题——因为斯科特就是被派来管束他的——尤其是当乔布斯发现，斯科特是他遇到的少数几个不会屈服于他的意志的人之一时。“史蒂夫跟我之间的问题就是，我们谁更顽固，这可是我的强项。”斯科特说，“他必须受到管制，但他显然不喜欢那样。”正如乔布斯后来所说：“我朝斯科蒂吼的次数是最多的。”
早期的一次争议出现在员工编号的分配问题上。斯科特把“1号”给了沃兹，“2号”给了乔布斯。不出所料，乔布斯要求当“1号”。斯科特说：“我不会让他得逞的，那样只会让他更加自负。”乔布斯大发脾气，甚至痛哭流涕。最终，他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他想要当“0号”。斯科特在员工编号这件事上妥协了，但美国银行的工资系统中要求员工编号必须是正整数，所以乔布斯还是“2号”。
除了个人性格外，他们两人之间还有更加实质性的分歧。杰伊•埃利奥特（Jay Elliot）是一次在餐厅偶遇乔布斯后被苹果公司雇用的，他注意到了乔布斯的显著特点：“他的执著是一种对产品的激情，对于完美产品的激情。”而迈克•斯科特从不会让对完美的追求凌驾于产品的实用性之上。Apple II箱子的设计便是例证之一。苹果曾经在潘通公司（Pantone Company）的帮助下确定所用塑料的颜色，该公司有超过2 000种不同的米黄色。“没有一种能让史蒂夫满意，”斯科特对此感到十分惊讶，“他想要创造一种全新的颜色，我不得不阻止他。”在调整箱子设计的过程中，乔布斯花了好几天时间，苦苦思索边角应该多圆润。“我根本不关心它到底多圆润，”斯科特说，“我只想赶快确定下来。”另一场争论是关于工程师使用的工作台。斯科特想要标准的灰色，而乔布斯坚持要定制纯白色的。
这一切最终导致两人在马库拉面前摊牌，争夺采购订单的签署权。马库拉站在了斯科特这一边。乔布斯还坚持要改变对待顾客的方式。他想让Apple II带有一年保修期。这个想法让斯科特目瞪口呆，因为保修期一般只有90天。在他们对此问题的一次争论中，乔布斯又一次潸然泪下。他们在停车场散步以平复心情，斯科特再次屈服了。
沃兹尼亚克开始反感乔布斯的处事风格。“史蒂夫对别人太苛刻了，”他说，“我想让我们公司像一个大家庭一样，大家都能愉快工作，分享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乔布斯则觉得，沃兹尼亚克就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他非常幼稚，”乔布斯说，“他开发出了一个很棒的BASIC版本，但之后就是没能认真编写我们需要的浮点BASIC，最后我们不得不和微软做交易。他太不专注了。”
但性格上的冲突暂时还没有到失控的地步，主要是因为公司的运营状况不错。身为一名分析师，本•罗森（Ben Rosen）撰写的通讯报道对科技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也成为了Apple II的热情歌颂者。一名独立开发者编写出了第一款供个人电脑使用的电子制表和个人财务程序VisiCalc，在一段时间内，这款程序只能在Apple II上运行，这使得Apple II成为了企业和家庭有理由购买的一样产品。公司开始吸引有影响力的新投资者。风险投资界的先驱亚瑟•罗克第一次见到马库拉派来的乔布斯时，并未被他打动。“他看起来好像刚从印度见了他的导师回来，”罗克回忆说，“闻起来也是。”但在仔细考察了Apple II之后，罗克投资了，并且加入了苹果的董事会。
在接下来的16年中，各种型号的Apple II共售出了接近600万台。相比其他电脑，Apple II真正开创了个人电脑产业。沃兹尼亚克理应得到历史的赞誉，因为是他设计出了Apple II上令人赞叹的电路板和相关的操作软件，这是20世纪最伟大的个人发明之一。但是，是乔布斯把沃兹的电路板整合成了一台完美的机器，加上了电源和漂亮的箱子。也是他创办了这家依靠沃兹的电脑而迅速崛起的公司。正如里吉斯•麦肯纳后来说的：“沃兹设计出了一台伟大的机器，但如果没有史蒂夫•乔布斯的话，这台机器到今天还只能陈列在业余爱好者的商店里。”尽管如此，大多数人还是将Apple II看做是沃兹尼亚克的发明。这激励着乔布斯去追求下一次伟大的革新，属于他自己的革新。
第七章 克里斯安和丽萨
Chrisann and Lisa 克里斯安和丽萨
He who is abandoned…被遗弃者……
乔布斯高中毕业那年的夏天，他和克里斯安•布伦南开始同居，从那之后，布伦南就在乔布斯的生活中进进出出。1974年他从印度回来之后，他们两人在罗伯特•弗里德兰的农场度过了一段时光。“史蒂夫邀请我去那儿的，那时候我们年轻、自由、无忧无虑，”她回忆说，“那里有一种能量注入我心中。”
在他们搬回洛斯阿尔托斯之后，两人的关系基本上变成了普通朋友。乔布斯住在家中，在雅达利上班；布伦南住在一间小公寓里，很多时间都待在乙川弘文的禅宗中心。到1975年初，她开始跟两人共同的朋友格雷格•卡尔霍恩交往。“她跟格雷格交往，但偶尔又会回到史蒂夫身边，”伊丽莎白•霍姆斯回忆说，“这种现象当时在我们中间很正常。我们的约会对象都是换来换去的，毕竟是70年代嘛。”
卡尔霍恩和乔布斯、弗里德兰、科特基以及霍姆斯一起就读于里德学院。与其他人一样，他也深深沉迷于东方精神之中，退了学，加入了弗里德兰的农场。在那里，他找来一个8英尺宽、20英尺长的鸡笼，将它放置在一堆煤渣砖上，又在笼子里搭了个卧铺，就这样把它改造成了一处小房子。之后他就住了进去。1975年春天，布伦南搬进鸡笼与卡尔霍恩同住，第二年，他们决定去印度进行自己的朝圣之旅。乔布斯建议卡尔霍恩不要带布伦南同去，说她会妨碍他的精神探索，但最终两人还是一同前往了。她说：“史蒂夫的印度之旅深深触动了我，让我想亲身去体验一番。”
这是一段非常虔诚的旅程，从1976年3月开始，持续了将近一年。他们一度用光了所有的钱，于是卡尔霍恩搭便车去了伊朗，在德黑兰教英语。布伦南则待在印度，卡尔霍恩的教学工作结束之后，他们分别搭便车前往两地的中点——阿富汗——与对方会合。那时候的世界是另外一个样子。
一段时间后，两人的关系破裂了，他们从印度返回的时候也没有同行。到1977年夏天，布伦南又搬回了洛斯阿尔托斯，在乙川弘文的禅宗中心的空地上搭帐篷生活了一段时间。这时候乔布斯已经搬出了父母的房子，和丹尼尔•科特基一起，在库比蒂诺的城郊租下了一间月租金600美元的房子。那是一个奇怪的场景：两个自由奔放的嬉皮士住在一栋被他们称为“郊区牧场”的房子里。“房子有4间卧室，我们有时候会把其中一间租给各种各样疯狂的人，有一段时间还租给了一个脱衣舞女。”乔布斯回忆道。科特基不明白乔布斯为什么不自己买套房子，因为当时他已经有那个经济实力了。“我觉得他是想有个伴儿吧。”科特基推测。
尽管布伦南与乔布斯的关系断断续续，但她很快也搬进了他们的房子。这样一来，房间的分配问题就成了一出闹剧。房子分成两个大房间和两个小房间。毫无疑问，乔布斯霸占了最大的一个房间，而布伦南（既然她并没有和史蒂夫同居）搬进了另一个大房间。“剩下的两个房间小得像是给婴儿住的，我一个都不想要，于是我就搬进了客厅，睡在一块泡沫垫子上。”科特基说。他们把一个小房间变成了他们冥想和服迷幻药的地方，就像他们在里德学院的时候在阁楼上开辟的那块空间。房间里堆满了苹果电脑包装箱里用的泡沫填充物。“邻居家的小孩经常会过来玩，我们就把孩子们往泡沫上扔，非常有意思，”科特基说，“但后来克里斯安带了几只猫回来，它们会往泡沫上撒尿，于是我们只能把泡沫全扔掉了。”
同在一个屋檐下，克里斯安•布伦南和乔布斯有时候会欲火重燃。几个月后，她怀孕了。“在我怀孕前，史蒂夫和我的关系已经断断续续维持了5年，”她说，“我们不知道怎样在一起，也不知道怎样分开。”1977年的感恩节，格雷格•卡尔霍恩搭便车从科罗拉多州来拜访他们，布伦南把怀孕的事情告诉了他。她说：“之前史蒂夫和我复合了，现在我怀孕了，但我们的关系又开始时断时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卡尔霍恩注意到，乔布斯对此毫不关心。他甚至还想劝说卡尔霍恩留下来和他们住在一起，然后去苹果公司工作。“史蒂夫根本不管克里斯安和她怀孕的事情，”他说，“他有时候会非常关心你，但之后又完全不管不顾。他的性格中有一面冷漠得吓人。”
当乔布斯不想被一件事情分散注意力的时候，他就会完全忽略它，就好像此事完全不存在一样。有时候，他不仅能对别人扭曲现实，甚至也能对自己扭曲现实。在布伦南怀孕这件事上，他就简单地让自己置身事外。遭到质问的时候，他就说并不知道自己是孩子的父亲，尽管他承认自己和布伦南上过床。“我不确定那就是我的孩子，因为我确信，跟她上过床的不光我一个人，”他后来告诉我，“她怀孕的时候我们俩都不算是真正在交往。她不过是住在我们的房子里而已。”布伦南确定孩子就是乔布斯的。那段时期她没有跟格雷格或其他男人有过交集。
他是在欺骗自己呢，还是真的不知道自己就是孩子的父亲？“我认为他就是不愿去想这事儿或承担责任。”科特基猜测。伊丽莎白•霍姆斯同意这一说法。“他考虑过到底要不要承担起一个父亲的责任，但最终还是决定放弃。他对人生有其他规划。”
结婚自然更不用考虑。“我知道她不是我想娶的那个人，我们在一起不会快乐，婚姻也不会维系太久，”乔布斯后来说，“我希望她能把孩子拿掉，但她有些不知所措。她反复思考之后，打算留下孩子，其实我也不知道她的决定到底是怎样的——我想是时间替她作出了决定吧。”布伦南告诉我，留下孩子是她自己的选择：“他说他赞成堕胎，但并没有逼迫我。”有趣的是，鉴于自己的身世，乔布斯却坚决反对一种做法，布伦南说：“他强烈阻止我把孩子送人领养。”
还有一个很讽刺的巧合。乔布斯和布伦南当时都是23岁，而乔安妮•席贝尔和阿卜杜勒法塔赫•钱德里也是在23岁这年有了乔布斯。乔布斯还没有找自己的亲生父母，但他已经从养父母那里知道了一些情况。“那时候我并不知道年龄上的巧合，所以它没有影响到我和克里斯安对此事的讨论。”他后来说。他否认自己沿袭了生父在23岁那年逃避现实和责任的行事风格，但也承认这个颇为讽刺的巧合让他十分震惊。“当我发现乔安妮也是23岁怀上我的时候，我想——天哪！”
乔布斯和布伦南之间的关系急速恶化。“克里斯安会摆出一副受害者的嘴脸，说史蒂夫和我联合起来对付她，”科特基回忆说，“史蒂夫就会笑笑，并不把她当回事。”布伦南后来也承认，自己当时情绪不是很稳定。她开始摔盘子、扔东西、在家里乱丢垃圾，还用炭笔在墙上写些粗俗的话。她说乔布斯的麻木不仁一直激怒着她。“他是个性格明朗的人，但十分冷酷，真是很奇怪的性格组合。”科特基被夹在了两人中间。“丹尼尔不是个无情的人，他是受到了史蒂夫行为的影响，”布伦南说，“他有时候会对我说：‘史蒂夫对待你的方式不对。’但也会和史蒂夫一起嘲笑我。”
罗伯特•弗里德兰拯救了她。“他听说我怀孕了，就让我立刻到农场去，在那儿把孩子生下来，”她回忆说，“我于是去了。”伊丽莎白•霍姆斯和其他朋友当时还住在农场里，他们找了一个俄勒冈州的助产士来帮她接生。1978年5月17日，布伦南产下了一名女婴。3天之后，乔布斯飞到农场看望他们，顺便帮孩子起名。公社里的惯例是给孩子起一个带有东方精神的名字，但乔布斯认为孩子是在美国出生的，坚持要给她起一个符合美国文化的名字。布伦南也同意这点。他们给她起名丽萨•妮科尔•布伦南（Lisa Nicole Brennan），并没有让她随乔布斯的姓。之后乔布斯就返回苹果公司上班去了。布伦南说：“他不想和孩子或者我扯上任何关系。”
她和丽萨搬到了门洛帕克，住在一户人家后面又小又破的房子里。她们靠政府救济金生活，因为布伦南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打官司争取抚养费。最终，圣马特奥县起诉了乔布斯，试图证明他和孩子的亲子关系，并让他承担经济责任。起初，乔布斯下定决心把这场官司打到底。他的律师们想让科特基作证，称自己从未见过他们上床，同时他们还想搜集证据，以证明布伦南当时还跟别的男人发生过关系。“我曾经在电话里对史蒂夫吼道：‘你知道那不是真的。’”布伦南回忆，“他想让我带着孩子出现在法庭上，然后证明我是个荡妇，任何人都可能是孩子的父亲。”
丽萨出生一年之后，乔布斯同意进行亲子鉴定。布伦南一家对此感到很吃惊，但乔布斯知道，苹果公司即将上市，最好在此之前把问题解决。DNA测试在当时还是新鲜事物，乔布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行了测试。“我曾经看到过关于DNA测试的介绍，我很乐意进行测试，把事情弄清楚。”他说。结果是决定性的。报告显示：“亲子关系的可能性是94.41%。”加州法院判决乔布斯开始支付每月385美元的抚养费，签署协议承认亲子关系，并偿还5 856美元的政府救济金。他享有探视权，但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并没有行使这项权利。
即便法院已经作出了判决，乔布斯有时还是会歪曲事实。“他最后在董事会上把整件事告诉了我们，”亚瑟•罗克回忆道，“但他一直坚称，他不是孩子父亲的概率非常大。他有点儿妄想。”他告诉《时代》杂志的记者迈克尔•莫里茨（Michael Moritz），只要分析一下数据，就会发现“全美国28%的男性都有可能是孩子的爸爸”。这种论断不但是错误的，也是荒谬可笑的。更糟糕的是，后来克里斯安•布伦南听说了乔布斯的言论，她误以为乔布斯是在夸张地形容她可能跟全美国28%的男人上过床。“他就是想把我描绘成一个荡妇，”她回忆说，“他在我身上打上荡妇的烙印，这样他就不用负责任了。”
多年以后，乔布斯对自己当时的表现十分懊悔，平生罕见地承认了如下事实：
我真希望当时以另一种方式处理整件事情。那时候我还没有准备好当一个父亲，所以没能勇敢地面对。但是当亲子鉴定结果显示她是我女儿的时候，我绝没有怀疑过。我同意提供她的抚养费直到她18岁，还给了克里斯安一笔钱。我在帕洛奥图找了一处房子，装修好，然后让她们免费住在里面。她母亲送她去最好的学校读书，费用也是由我来承担的。我努力把事情做好。但如果让我重来一次的话，我肯定会做得更好。
这场官司结束之后，乔布斯继续着自己的生活——尽管没有脱胎换骨，但在有些方面，他确实成熟了不少。他戒掉了迷幻药，不再奉行严格的素食主义，也减少了花在禅修上的时间。他开始剪时髦的发型，到旧金山的高档服装店威尔克斯•巴什福德（Wilkes Bashford）购置西装和衬衫。他还和里吉斯•麦肯纳的一名员工开始了一段正式的恋爱关系，这个女人名叫芭芭拉•亚辛斯基（Barbara Jasinski），是一个有波利尼西亚和波兰血统的美女。
当然，乔布斯的骨子里还留有几分孩子般的叛逆。他和亚辛斯基、科特基三人喜欢到斯坦福大学附近的280号州际公路边的费尔特湖里裸泳，乔布斯还买了一辆1966年产的宝马R60/2摩托车，在车把上挂上了橙色流苏。他还是很惹人讨厌。他瞧不起餐厅里的女侍者，经常把食物退回并称之为“垃圾”。1979年，在公司的第一次万圣节派对上，他穿上袍子扮成了耶稣基督，自认为这是带有些许讽刺意味的有趣行为，但却招致诸多白眼。即使在他刚刚开始的居家生活中，他也表现出一些怪癖。他在洛斯加托斯山区买下了一间不错的房子，在家中布置了一幅马克斯菲尔德•帕里什（Maxfield Parrish）的画、一台博朗（Braun）咖啡机和双立人刀具。但由于他在挑选家具的时候太过挑剔，家中大多数地方还是空的，没有床，没有椅子，也没有沙发。在他的卧室里，中间放着一张床垫，旁边有镶在相框中的爱因斯坦和马哈拉杰–吉的照片，地上还有一台Apple II。
第八章 施乐和丽萨
Xerox and Lisa 施乐和丽萨
Graphical User Interfaces 图形用户界面
一个新孩子
Apple II的问世把苹果公司从乔布斯家的车库推向了一个新兴产业的顶峰。它的销量急剧上升，从1977年的2 500台猛增到1981年的21万台。但是乔布斯并没有满足。Apple II不可能长盛不衰，而且他知道，无论自己如何从电源线到机箱对其进行包装，人们永远都只会将它视为沃兹尼亚克的杰作。他需要一台属于他的电脑。不仅如此，用他自己的话说，他需要一个在宇宙中留下印迹的产品。
最初，他希望Apple III能承担这个角色。Apple III内存更大，屏幕可以一行显示80个字符而不是40个，并且能区分大小写字母。沉浸在对工业设计的狂热中的乔布斯，严格限定了机箱的尺寸和形状，并拒绝任何人对其进行修改，即便是在工程师往电路板上增加了更多的部件之后。其结果是附加的小电路板因连接不稳定而频繁失灵。1980年5月，Apple III上市，但销量惨淡。工程师兰迪•威金顿总结道：“Apple III有点儿像集体狂欢时怀上的孩子，事后大家都头痛得厉害，至于这个野孩子，人人都说不是自己的。”
那个时候，乔布斯已经疏远了Apple III项目，正焦急地想办法创造出更加与众不同的东西。起初他想过用触摸屏，但后来又泄气了。一次触摸屏技术的演示会上，他迟到了，坐立不安地待了一会儿，然后突然打断了正在演示的工程师，很无礼地说了句“谢谢你们”。工程师们被他弄糊涂了。“你想要我们离开吗？”其中一个问道。乔布斯说是的，然后就痛斥同事们浪费了他的时间。
之后，他和苹果公司从惠普雇来了两名工程师，设计一台全新的电脑。乔布斯为新电脑挑选的名字能让最迟钝的精神病医生也闻之一怔，随后恍然大悟：丽萨。其他电脑也有以设计者女儿的名字命名的，但是丽萨是被乔布斯抛弃的女儿，他甚至还没有完全承认那孩子是自己的。“他这么做也许是出于内疚吧。”安德烈娅•坎宁安（Andrea Cunningham）说，她当时供职于里吉斯•麦肯纳公司，负责丽萨项目的公关事务。“我们要把丽萨（Lisa）视为一个缩略词，想出和它对应的一句短语。这样就可以宣称这不是以乔布斯女儿的名字来命名的。”他们把这个缩写逆推，得到了“本地集成系统架构”（Local Integrated Systems Architecture），尽管这个短语毫无意义，它还是成为了丽萨这个名字的官方解释。工程师们私下把这个名字解释为“丽萨：
编造的愚蠢缩写（Lisa: Invented Stupid Acronym）”。多年以后，当我向乔布斯问起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坦率地承认：“这很显然是以我女儿的名字命名的。”
丽萨被定位成一台售价2 000美元的电脑，采用16位微处理器，取代了Apple II上使用的8位微处理器。缺少了当时仍在Apple II项目中埋头苦干的沃兹尼亚克的才华，工程师们开始制造一台中规中矩的电脑，它使用传统的文本显示，也无法释放微处理器的强大性能去完成激动人心的任务。这款产品日渐显现出它的平庸，乔布斯开始失去耐心了。
然而，有一名叫比尔•阿特金森（Bill Atkinson）的程序员给这个项目注入了一些活力。他是神经系统科学专业的博士生，也尝试过不少迷幻剂。最初受邀加入苹果的时候，他拒绝了。但是后来苹果公司给他寄去一张不可退票的机票，于是他决定用上这张机票，让乔布斯设法说服他。“我们正在创造未来，”乔布斯在长达3个小时的劝说接近尾声时表示，“想象一下在海浪的最前端冲浪是什么感觉，一定很兴奋刺激吧；再想象一下在浪的末尾学狗刨游泳，一点儿意思都没有。来苹果吧，你可以吸引全世界的目光。”阿特金森于是入伙了。
蓬松的头发和长长的胡子并不能掩盖阿特金森脸上的活力，他有着沃兹的创造天赋和乔布斯追求卓越产品的热情。他的第一份工作是开发一个程序，该程序可以自动拨打道琼斯的服务热线，获取报价，然后挂断电话，以此来追踪股票投资组合。“我必须尽快完成，因为一本杂志刊登的Apple II广告上出现了这样的场景：丈夫在厨房的餐桌旁盯着满是股价图表的Apple II屏幕，而妻子正对着他微笑——实际上根本就没有这样的程序，所以我必须创造一个。”接下来他又成功地将Pascal语言移植到Apple II上，这是一种高级编程语言。乔布斯起初很抵制Pascal，因为他觉得Apple II有BASIC就足够了，但他告诉阿特金森：“既然你对这个有这么大的热情，我就给你6天时间来证明我是错的。”阿特金森做到了，从此乔布斯对他很是尊敬。
到1979年的秋天，Apple II的潜在继任者已经有了三种机型。有命运凄惨的Apple III，还有已经开始让乔布斯失望的丽萨项目。另外一个是乔布斯当时还不知道的一个小项目。这个项目致力于制造一款廉价的电脑，研发代号为“安妮”（Annie），开发者名叫杰夫•拉斯金（Jef Raskin），他曾是个教授，还教过比尔•阿特金森。拉斯金的目标是制造价格低廉、就像家用电器一样的“大众电脑”——整合了电脑、键盘、显示器和软件的全功能设备——并且拥有图形界面。他试图让苹果的同事们关注一家优秀的研究中心，这家研究中心就坐落在帕洛奥图，是图形界面技术的先驱。
施乐PARC
施乐公司的帕洛奥图研究中心（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常被叫做“施乐PARC”——成立于1970年，目的是为数字领域的创想提供成长环境。这里距离康涅狄格州的施乐公司总部3 000英里，无论是好是坏，都脱离了那里的商业压力。工作在这里的诸多梦想家中，有一位叫做艾伦•凯（Alan Kay）的科学家，他的两句格言深得乔布斯认同：“预见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亲手创造未来”以及“对待软件严肃认真的人，应该制造自己专属的硬件”。凯推出了小型个人电脑的理念，他称之为“动态笔记本”（Dynabook），使用简便，即便是小孩子也能轻松操作。于是，施乐PARC的工程师们开始研发友好的用户图形界面，以取代电脑屏幕上那些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命令行和DOS提示符。他们想到，可以把桌面的概念应用到屏幕上。
屏幕上会有很多文件和文件夹，用户可以使用鼠标指向并点击自己想要使用的内容。
图形用户界面——也就是GUI——的发展，也受到了当时施乐PARC另一个先锋概念“位图显示”的推动。那个时候，大多数电脑还是基于字符的。你在键盘上输入一个字符，计算机就会在屏幕上显示那个字符，通常是荧光绿色的字符衬上深色的背景。因为字母、数字、符号的数量是有限的，所以这样的显示方式并不需要大量的电脑代码或是很强的处理器性能。位图显示则相反，屏幕上的每一个像素都是由电脑内存控制的。要在屏幕上显示某些内容——比如一个字母——电脑就要控制每个像素的明暗，如果是彩色显示的话，则要控制每个像素的颜色。这会占用大量的系统资源，但是能够支持炫丽的图像、字体和惊人的显示效果。
位图显示和图形界面成为了施乐PARC开发的电脑样机（比如“奥图”电脑）和面向对象的编程语言Smalltalk的特性。杰夫•拉斯金认为，这些特性是电脑产业的未来。于是他开始催促乔布斯和苹果的其他同事去施乐PARC考察一番。
拉斯金有一个麻烦。乔布斯认为他是个让人难以忍受的理论家，用乔布斯的原话来说，就是个“糟糕透顶的白痴”。因此，拉斯金只好找来自己的朋友阿特金森，让他去说服乔布斯关注一下施乐PARC的研究进展，因为在乔布斯“不是天才就是白痴”的世界中，阿特金森是属于天才这一边的。拉斯金不知道的是，乔布斯正在进行一项更为复杂的交易。施乐的风险投资部门想要参与苹果公司在1979年夏天进行的第二轮融资。乔布斯开出了条件：“如果你们愿意揭开施乐PARC的神秘面纱，我就同意你们投资100万美元。”施乐公司接受了，同意向苹果展示其新技术；作为回报，他们可以每股10美元的价格购买10万股苹果公司的股票。
一年之后，苹果公司上市了，施乐花100万美元购买的股票已经价值1 760万美元。但在这场交易中，苹果公司获益更多。乔布斯和同事们在1979年12月参观了施乐PARC的技术成果，但乔布斯觉得他看到的并不是全部，于是几天之后又得到了一次更加全面的展示。拉里•特斯勒（Larry Tesler）是奉命进行展示的施乐科学家之一，他对有机会展示自己的工作成果非常兴奋，因为这些从来都得不到远在东部的老板们的赏识。但另一名展示者，阿黛尔•戈德堡（Adele Goldberg），对于公司愿意把自己最宝贵的科研成果拱手示人感到震惊。“那么做是无比愚蠢、彻底疯狂的，我想尽办法，阻止乔布斯获取太多信息。”她说道。
第一次展示会上，戈德堡得逞了。乔布斯、拉斯金以及丽萨团队的负责人约翰•库奇（John Couch）被带到大厅，在那里，一台施乐的奥图电脑已经准备就绪。“只给他们展示了很有限的几个应用，最主要的是一个文字处理程序。”戈德堡回忆说。乔布斯并不满意，他致电施乐总部，要求得到更多信息。
于是，几天之后，他又被邀请去了施乐PARC，这次他带来了一个更为庞大的团队，包括比尔•阿特金森和曾经在施乐PARC工作过的苹果程序员布鲁斯•霍恩（Bruce Horn）。这两个人都知道该寻找什么。戈德堡说：“我上班后，发现公司里很喧闹，有人告诉我，乔布斯和他的一群程序员正在会议室里。”施乐的一名工程师在展示那个文字处理程序的更多细节，想以此应付他们。但乔布斯越来越不耐烦了，他不停地喊：“别说这狗屁玩意儿了！”施乐的几个人聚在一起商量了一下，决定向乔布斯展示部分核心技术，但只是一点点。他们同意特斯勒展示一下编程语言Smalltalk，但只能展示“非机密”版本的。“这就足够让他眼花缭乱了，他不会知道我们还有机密部分的。”团队负责人这么告诉戈德堡。
但他们错了。阿特金森和其他人都读过施乐PARC发表的论文，所以他们知道自己并没有得到全部信息。乔布斯给施乐风投部门的负责人打电话抱怨，远在康涅狄格的公司总部立刻打来了电话，命令向乔布斯和他的团队展示全部成果。戈德堡愤然离场。
当特斯勒真正开始展示全部的成果时，苹果的一群人都惊呆了。阿特金森盯着屏幕检查每一个像素，他靠得如此之近，以至于特斯勒都能感觉到他呼出来的气吹到自己脖子上。乔布斯跳了起来，兴奋地挥舞着胳膊。“他跳来跳去的，我都不知道他有没有看清楚整个演示，但事实证明他是看到了的，因为他不停问问题，”特斯勒说，“我每展示一部分，他都会发出惊叹。”乔布斯反复说自己不敢相信施乐还没有把这项技术商业化。“你们就坐在一座金矿上啊，”他叫道，“我真不敢相信施乐竟然没有好好利用这项技术。”
Smalltalk的演示展现了三项惊人的成果。包括电脑之间如何实现联网，以及面向对象编程是如何工作的。但乔布斯和他的团队对这些并不感兴趣，因为他们的注意力被图形界面和位图显示屏幕完全吸引了。“仿佛蒙在我眼睛上的纱布被揭开了一样，”乔布斯后来回忆，“我看到了计算机产业的未来。”
历时两个多小时的施乐PARC会面结束之后，乔布斯开车带着比尔•阿特金森返回位于库比蒂诺的苹果公司。他车开得很快，心跳得很快，嘴上说得也很快。“就是它了！”他喊道，每一个字都铿锵有力，“我们要把它变成现实！”这是他一直以来寻找的突破：将电脑推广到普通人家，让他们享受到埃奇勒建造的房屋一般美好又廉价的设计，以及厨房电器一般的简易操作。
“实现这个目标需要多久？”乔布斯问。
“我不确定，”阿特金森回答，“也许6个月吧。”这个预测过于乐观了，但也激发了大家的动力。
“伟大的艺术家窃取灵感”
苹果公司对施乐PARC的这次技术盗窃，有时被形容为工业史上最严重的抢劫行为之一。乔布斯偶尔也会骄傲地承认这一说法。“归根结底，我们只是想尽量了解有史以来最棒的发明，然后将它运用到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中。”他有一次说，“毕加索不是说过么：‘好的艺术家只是照抄，而伟大的艺术家窃取灵感。’在窃取伟大的灵感这方面，我们一直都是厚颜无耻的。”
乔布斯认同的另一个说法是，与其说是苹果公司实施了抢劫，不如说是施乐公司自己酿下了苦果。“他们就是一帮白痴，根本没有意识到电脑的巨大潜力。”他如此形容施乐的管理层，“在这场计算机产业最伟大的胜利中，他们被打败了。施乐本可以称霸整个计算机产业的。”
以上两种说法都有道理，但并不能说明全部问题。概念与造物之间，如同T•S•艾略特（T. S. Eliot）所说的“落下影子”。在创新的过程中，新颖的想法只是一部分，具体执行也同样重要。
乔布斯和他的工程师们对在施乐PARC看到的图形界面技术进行了巨大改进，然后又以施乐永远无法实现的方式对这些技术作了进一步完善。比如说，施乐的鼠标有三个按键，结构复杂，每只造价300美元，移动不够平滑。乔布斯在第二次造访施乐PARC之后没几天，就找到了一家当地的工业设计公司，告诉该公司的创始人之一迪安•霍维（Dean Hovey），自己想要一种简单的、只有一个按键的、造价只要15美元的鼠标，“而且它要能在塑料面板和我的牛仔裤上正常使用。”霍维答应了。
得到提升的并不仅仅是细节，还有整个概念。施乐PARC的鼠标并不能用来在屏幕上拖拽窗口。而苹果工程师们设计出的界面上，用户不仅可以任意拖拽窗口和文件，还可以将它们拖到文件夹中。施乐的系统中，不管是调整窗口的大小还是更改文件的扩展名，用户都必须选择一条指令后才能执行操作。苹果的系统将桌面的概念转化为了虚拟现实，允许用户直接触摸、操作、拖拽和移动文件。苹果的工程师和设计师每天都受到乔布斯的鞭策。他们协同工作，完善了桌面概念：添加了漂亮的图标和位于窗口顶端的下拉菜单，以及双击鼠标打开文件和文件夹的功能。
施乐的管理层并没有忽略他们的科学家在PARC创造出来的东西。事实上，他们的确尝试过利用这些研究成果——而这一过程恰恰证明了为什么好的执行力和杰出的创意同样重要。在苹果的丽萨和麦金塔电脑问世之前，早在1981年，施乐就推出了他们的“施乐之星”（Xerox Star），这台电脑上运用了图形用户界面、鼠标、位图显示、窗口以及桌面概念。但它运行缓慢（保存稍大一点儿的文件需要耗费数分钟），价格昂贵（零售价高达16 595美元），且主要瞄准的是计算机网络化的企业市场。它的销售情况十分不好，仅仅卖出去3万台。
施乐之星刚刚发布，乔布斯和他的团队就去一家施乐经销商那里查看情况。但他觉得这台机器毫无价值，他告诉同事们根本犯不着花钱买一台。“我们都松了一口气，”他回忆说，“我们看得出来，施乐没能把产品做好，但我们可以，而且价格要便宜得多。”几个星期之后，乔布斯给施乐之星团队的硬件设计师之一鲍勃•贝尔维尔（Bob Belleville）去了电话。“你这一辈子做出来的东西都是垃圾，”乔布斯说，“干脆来为我工作吧。”贝尔维尔同意了，一起跳槽的还有拉里•特斯勒。
乔布斯十分兴奋，开始插手丽萨项目的日常管理，该项目当时的负责人是曾经的惠普工程师约翰•库奇。乔布斯完全忽略了库奇的存在，直接与阿特金森和特斯勒通气，灌输自己的想法，尤其是关于丽萨的图形界面设计。“他会在任何时间给我打电话，凌晨两点或者早上5点，”特斯勒说，“我喜欢这样。但是丽萨项目的头儿们不高兴了。”乔布斯被要求停止越级管理。他安静了一段时间，但很快又按捺不住了。
阿特金森认为应该把屏幕的深色背景换成白色的，这引发了一次重大冲突。屏幕背景色的改变可以实现阿特金森和乔布斯都想要的一个特性：WYSIWYG，这是“所见即所得”（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的缩写。你在屏幕上看到的是什么样，打印出来就还是什么样。“硬件团队一片哀嚎，”阿特金森回忆说，“他们说，这样的话就必须使用一种持久性差且闪烁严重的磷光体。”阿特金森只好搬来乔布斯帮忙，乔布斯自然站在了他的一边。硬件团队抱怨连连，但之后还是实现了这个功能。“乔布斯本人算不上是个工程师，但他十分擅长评估别人的答案。他能看得出来工程师是心存戒备还是缺乏自信。”
阿特金森的伟大功绩之一（时至今日我们已经对它习以为常，感觉不到它的神奇）就是实现了屏幕上窗口间的重叠，这样一来“上面的”窗口就叠在了“下面的”窗口上。这一功能让人们可以像堆叠桌子上的文件纸张一样移动屏幕上的窗口，在你移动上面的窗口时，下面的窗口就会被隐藏起来或者被显示出来。当然，在电脑屏幕上，并没有层层像素隐藏在你看到的画面下，所以在你看到的“上面的”窗口之下，并没有隐藏的窗口。制造窗口重叠的假象，需要编写复杂的代码，其中运用到了“区域”（Region）这样一个概念。阿特金森强迫自己一定要做出这个效果，因为他觉得自己在施乐PARC见过这个功能。而实际上，施乐PARC的人从来没能实现这个功能，他们后来还对阿特金森完成这一壮举表示了震惊。“我终于知道什么叫无知者无畏了，”阿特金森说，“正因为我不知道这个任务是如此困难，我才得以完成它。
”阿特金森拼命工作，以至于一天早上，他在恍惚之中开着自己的克尔维特撞上了一辆停在路边的卡车，差点儿送命。乔布斯立刻驱车前往医院探望。阿特金森恢复意识后，乔布斯对他说：“我们很担心你。”阿特金森苦笑了一下，回答道：“不用担心，我还记得那些‘区域’。”
乔布斯还狂热地追求页面滚动的平滑。当你滚动浏览一个文件时，文件内容不应该一行一行地滚动，而应该十分平滑地予以呈现。“他固执地认为，界面上的任何东西都要给使用者留下好印象。”阿特金森说。他们还想要一个可以操纵光标向任意方向移动的鼠标，而不仅仅是上下左右。这就需要使用一个滚球，而不是通常使用的两个轮子。一个工程师告诉阿特金森，这样的鼠标是不可能批量生产的。阿特金森在吃晚饭的时候向乔布斯抱怨了这件事，等他第二天上班时，发现那名工程师已经被乔布斯解雇了。接任的工程师见到阿特金森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能做出那种鼠标。”
阿特金森和乔布斯在一段时间内成为了挚友，大多数晚上都在美好地球餐厅一起吃饭。但约翰•库奇和丽萨团队中的其他专业工程师们（大多都是惠普工程师那种类型的传统保守之人），痛恨乔布斯插手丽萨项目，也被他不断的侮辱所激怒。双方在观念上也有冲突。乔布斯想要制造大众电脑，操作简单、价格低廉，适合普通人使用。他回忆说：“像我这样的人，我们想要制造适合大多数人的电脑，而那帮和库奇一样在惠普干过的人，他们的目标是企业市场，我们之间进行了激烈的拉锯战。”
斯科特和马库拉一心要给苹果公司带来秩序，也越来越担心乔布斯制造分裂的行为。于是，1980年9月，他们秘密策划了公司的重组。库奇成为了丽萨项目不容置疑的管理者。乔布斯失去了对以自己女儿命名的电脑的控制。他同时还被解除了研发部门副总裁的职务，被任命为董事会的非执行主席，也就是说，他依然代表苹果公司的公众形象，但手中再无实权。这深深刺痛了乔布斯的心。“我很难过，感觉被马库拉遗弃了，”他说，“他和斯科蒂觉得我无法胜任丽萨项目的管理工作。这件事让我郁闷地思考了很久。”
第九章 上市
Going Public 上市
A man of wealth and fame 名利双收
1981 年，与沃兹尼亚克
期权纷争
1977年1月，马库拉加入了乔布斯和沃兹尼亚克的生意，将这两个新手创立的事业转变成了苹果计算机公司（Apple Computer Co.），当时他们对公司的估价是5 309美元。过了不到4年，他们认为公司上市的时机到了。苹果公司造就了自1956年福特汽车之后，超额认购最为火爆的首次公开募股（IPO）。到1980年12月底，苹果的估值已高达17.9亿美元。没错，是“亿”。它也让300个人变成了百万富翁。
丹尼尔•科特基却不在其中。他一直都是乔布斯的挚友，两人一起读大学，一起去印度，一起待在团结农场，一起经历了克里斯安•布伦南的怀孕风波。苹果公司还在乔布斯的车库时，他就加入了公司，到公司上市时，他仍然以时薪员工的身份在那里工作。但是他的级别不够高，无法获得IPO之前奖励给员工的股票期权。“我完全相信史蒂夫，我想，他会像我以前照顾他那样照顾我，所以我没有催促他。”科特基说。苹果公司方面对此给出的理由是：科特基是一名领时薪的技术人员，不是领固定薪水的工程师，而只有全职的工程师才可以得到期权奖励。然而即便如此，他也完全有资格获赠一些“发起人股”，但乔布斯对这些一直陪伴在自己身边的人十分冷漠。“史蒂夫就是忠诚的反义词，”苹果公司早期的工程师、一直与乔布斯保持着朋友关系的安迪•赫茨菲尔德说，“他完全处在忠诚的对立面，他总会抛弃那些和自己亲近的人。
”
科特基决定守在乔布斯的办公室外，当面请他解决这个问题。但每次碰面，乔布斯都对他置之不理。“最让我难过的是，史蒂夫从没跟我说过我没有资格得到期权，”科特基说，“作为朋友，他有义务告诉我。我问到关于股票的事情，他就让我去跟我的经理谈。”IPO之后过了大约6个月，科特基终于鼓起勇气，冲进乔布斯的办公室，想要解决这个问题。但当他走进办公室后，乔布斯的冷漠让他呆住了。“我气疯了，大哭了起来，再也说不出话来。”科特基回忆，“我们的友谊在那一刻彻底破裂了，太伤心了。”
设计出电源的工程师罗德•霍尔特分到了很多股票期权，他试图让乔布斯改变主意。“我们必须为你的朋友丹尼尔做点儿什么。”他说，并且建议他们两人从自己的期权中拿出一部分送给科特基。霍尔特说：“你给他多少，我就给他多少。”乔布斯说：“好的。我什么都不给他。”
沃兹尼亚克在处理此事的态度上，自然是与乔布斯截然不同的。在苹果的股票公开上市之前，他就把自己期权中的2 000份以极低的价格卖给了40名中层员工。大多数受益人都赚到了足够买一套房子的钱。沃兹尼亚克为自己和新婚妻子买下了一幢梦幻般的屋子，但她很快与他离婚并得到了房子。后来，他又把自己的股份赠与了那些在他看来受到了不公正待遇的员工，包括科特基、费尔南德斯、威金顿和埃斯皮诺萨。所有人都喜欢沃兹尼亚克，在他的慷慨捐赠之后更是如此，但很多人也同意乔布斯对他的评价，认为他“极其天真幼稚”。几个月后，公司的公告板上出现了一张联合慈善总会（United Way）的海报，画面上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有人在海报上涂鸦道：“1990年的沃兹。”
乔布斯可不天真。在IPO之前，他已经签好了和克里斯安•布伦南之间的协议。
乔布斯是此次IPO的公众形象，他也帮助挑选了负责IPO的两家投资银行：一家是传统的华尔街公司摩根士丹利，另一家是旧金山的汉布里克特–奎斯特（Hambrecht & Quist），这并不是一家传统的投行，当时的服务只针对部分领域。“摩根士丹利当时是极端保守的公司，史蒂夫对他们公司的人十分无礼。”比尔•汉布里克特（Bill Hambrecht）回忆说。尽管苹果的股票必然会迅速暴涨，但摩根士丹利计划将股价定为每股18美元。“我们把这只股票定价为18美元，接下来会怎么样？”他问那些银行家，“你们难道不会把这只股票卖给你们的优质客户吗？如果卖的话，那你怎么可以收取我7%的佣金？”汉布里克特意识到，体系中存在着基本的不公平，他提出了自己的想法：在IPO之前，通过反向竞拍来为股票定价。
苹果公司在1980年12月12日的早晨上市了。银行家们最终定下的股价是22美元一股。当天收盘时，股价已经涨到了29美元。乔布斯赶到汉布里克特–奎斯特的办公室，观看了开市。在25岁这一年，他的身家达到了2.56亿美元。
老兄，你发财了！
在史蒂夫•乔布斯的一生中，他贫穷过，也富裕过；既做过亿万富翁，也尝过破产的滋味，所以他对待财富的态度是很复杂的。他是个反对物质主义的嬉皮士，但他把朋友准备免费送出的发明转化成了获利的工具；他是佛教禅宗的狂热信徒，在印度进行过朝圣之旅，但之后又认定创业才是自己的使命。然而，很奇怪的是，这些特性在他身上并没有彼此矛盾，而是完美交织在了一起。
他对一些实体物质有着强烈的喜好，尤其是那些设计优雅、工艺精湛的物品，比如保时捷和奔驰汽车、双立人刀具和博朗电器、宝马摩托车和安塞尔•亚当斯（Ansel Adams）的摄影作品、贝森朵夫（Bsendorfer）钢琴和邦•奥陆芬（Bang & Olufsen）的音响设备。但不管多么富有，乔布斯居住的房子从来都是朴实低调的，家中摆设之简单，即便一个震颤教[1]的教徒看了也会自惭形秽。他出行的时候从不会有浩浩荡荡的随行人员，他也没有个人助理，甚至从未雇过保镖。他买下一辆豪华轿车，但从来都是自己开。马库拉邀他一起买里尔（Lear）喷气式飞机的时候，他拒绝了（不过后来他要求苹果公司给他购置了一架湾流飞机）。和自己的父亲一样，乔布斯在和供应商讨价还价的时候也十分坚定，但他不允许对利润的追求凌驾于他对制造伟大产品的狂热之上。
在苹果公司上市30年后，他回顾了当年一夜暴富的感受：
我从来没有为钱担心过。我成长在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所以我从没担心过会挨饿；我在雅达利公司的时候，意识到自己是个还不错的工程师，所以我知道自己肯定可以维持生计；我读大学和在印度的时候，自己选择了过苦日子，后来尽管我开始工作了，但我还是过着十分简单的生活。我经历过极度贫穷，那种感觉很美好，因为我不用为钱担忧，后来我变得特别有钱了，还是不用为钱担心。
我看到苹果公司的一些人，大赚一笔后就觉得自己要过不同的生活。他们买下劳斯莱斯汽车和许多房子，每所房子都有管家，然后再雇一个人管理所有的管家。他们的妻子去做整形手术，把自己变得稀奇古怪。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方式。这太疯狂了。我答应过自己，不会让钱毁了我的生活。
乔布斯并不是一个特别乐善好施的人。他曾短暂地创立过一个基金，但发现他雇来管理基金的那个家伙十分烦人，总是谈及做慈善的新方法以及如何运用捐赠。乔布斯开始轻视那些总是把慈善挂在嘴上或是认为自己可以彻底改变慈善事业的人。早些时候，他曾悄悄送出一张5 000美元的支票，帮助成立拉里•布里连特的塞瓦基金会（Seva Foundation），该基金会致力于帮助穷人对抗疾病，乔布斯甚至同意了加入其董事会。但在一次会议上，乔布斯与董事会中一位著名的医生发生了争执，乔布斯认为基金会应该雇用里吉斯•麦肯纳来帮助筹款以及处理公关事务，但这位医生提出了异议。这次争议以乔布斯在停车场痛哭流涕结尾。第二天晚上，在感恩而死乐队为塞瓦基金会举办的慈善音乐会的后台，乔布斯与布里连特重归于好。然而，在苹果完成IPO之后，布里连特带着几位董事会成员——包括维维•格里维（Wavy Gravy）和杰里•加西亚（Jerry Garcia）——来到苹果公司募集善款的时候，乔布斯并没有满足他们。
相反，他努力说服他们，自己之前捐赠的一台Apple II和VisiCalc程序可以帮助基金会简化他们计划中的针对尼泊尔民众失明情况的调查。
乔布斯最大的一次个人赠与是送给自己的父母——保罗•乔布斯和克拉拉•乔布斯的，他送出了价值约75万美元的股票。老两口出售了其中一部分，用以偿还洛斯阿尔托斯的房子的抵押贷款，他们的儿子也回到家中庆祝。“这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没有背负贷款，”乔布斯回忆道，“他们请来了少数几个朋友，到家中开派对，那场面太温馨了。”但他们并没有考虑换一套好点儿的房子。“他们对那个没有兴趣，”乔布斯说，“他们对现在的生活很满意。”他们唯一的奢侈举动就是每年都乘坐公主号游轮度假一次。据乔布斯说，穿越巴拿马运河的那条航线是“我爸爸的最爱”，因为会让他想起自己在海岸警卫队的时候，他们的船穿越巴拿马运河驶往旧金山退役的情景。
苹果公司的成功给乔布斯带来了名声。1981年10月，《公司》（Inc.）成为了第一家将乔布斯搬上封面的杂志。“这个人永久改变了商业世界。”杂志上如此宣称。封面上的乔布斯留着修剪整齐的胡子，时髦的长发，穿着牛仔裤和白衬衫，还有一件有些过于光滑的西装。他靠在一台Apple II上，用他从罗伯特•弗里德兰那里学来的迷人眼神直视着镜头。杂志文章写道：“史蒂夫•乔布斯说话的时候是极富热情的，他能预见未来，也正在努力创造未来。”
接下来是《时代》杂志，它在1982年2月推出了一个关于年轻企业家的专题报道。封面上是一幅乔布斯的画像，依然带着他极富魅力的眼神。故事中写道，乔布斯“实际上单独开创了个人电脑产业”。由迈克尔•莫里茨撰写的人物简介中写道：“6年前，这家公司还窝在乔布斯父母家中的卧室和车库里，在他的带领下，该公司有望在今年实现6亿美元的销售额，而乔布斯才不过26岁……作为管理人员，乔布斯有时候对待下属是脾气暴躁、严苛无情的。他自己也承认：‘我得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尽管已经名利双收了，但乔布斯还是把自己看做一个反主流文化的孩子。有一次访问斯坦福大学的课堂时，他脱下了自己的威尔克斯•巴什福德西装和鞋子，坐在桌子上，盘腿打坐。学生们问了一些诸如苹果的股价何时会上涨之类的问题，乔布斯一概置之不理，而是开始讲对于未来产品的激情，比如某一天造出一台和书本一样小的电脑。渐渐地，不再有人问商业方面的问题了，乔布斯开始向这些衣冠整齐的学生们提问。“你们中还有多少人是处男处女？”他问道。下面有人不安地傻笑。“你们中有多少人尝试过迷幻药？”笑声更大了，只有一两个人举起了手。后来，乔布斯抱怨这一代的孩子，在他看来，这群孩子比他那一代的人更加物质主义，一心追求名利。“我上学的时候，60年代的那股思潮刚过，实用主义、目的性很强的社会风气还没有盛行，”他说，“现在的孩子根本不愿意用理想主义的方式来思考，连接近理想主义都谈不上。
他们自然不会让现今的任何哲学问题占用他们太多的时间，因为他们要忙于学习自己的商科专业。”他说，自己那一代人就不一样。“60年代的理想主义之风仍然影响着我们，我认识的与我年龄相仿的人中，大多数人的心里都永远打上了理想主义的烙印。”
[1]美国的一个教派，其教徒共同生活，生活方式很简朴。
第十章 Mac诞生了
The Mac is Born Mac诞生了
You say you want a revolution…你说你想要一场革命……
1982 年的乔布斯
1982 年的乔布斯
杰夫•拉斯金的宝贝
杰夫•拉斯金是那种能让史蒂夫•乔布斯着迷——或者是厌烦的人。事实证明，两者他都做到了。拉斯金是个很有哲学家范儿的人，有时幽默顽皮，有时又呆板沉闷，他学习过计算机科学，教过音乐和视觉艺术，管理过一家室内歌剧院，还组织过街头剧场。他1967年在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完成的博士论文中提出，计算机应该拥有图形界面，而不是基于文本的界面。他在厌倦了教书之后，就租了一只热气球，飞到校长家上空，大声喊出了自己的辞职决定。
1976年，乔布斯找人为Apple II编写操作手册，他给当时已经拥有一家小型咨询公司的拉斯金打了电话。拉斯金来到乔布斯的车库，看到了在工作台上埋头苦干的沃兹尼亚克，并被乔布斯说服，接受了以50美元的报酬为他们编写操作手册。后来，拉斯金成为了苹果公司出版部门的全职经理。他有一个梦想，就是为大众制造价格低廉的电脑。1979年，他说服了迈克•马库拉，成为了小规模项目“安妮”的负责人。然而拉斯金认为，用女人的名字命名电脑是带有性别歧视成分的，所以他更换了项目代号，用的是自己最喜欢的一种苹果的名字：麦金托什（McIntosh）。但为了避免与音频设备制造商麦金托什实验室（McIntosh Laboratory）的名字有冲突，他故意改变了字母的拼写。于是，新电脑的名字变成了麦金塔（Macintosh）。
拉斯金预想中的电脑售价1 000美元，像家用电器一样操作简单，并且将屏幕、键盘和电脑本身整合为一体。为了降低成本，他计划使用5英寸的小屏幕，以及非常便宜（性能也很落后）的微处理器——摩托罗拉6809。拉斯金自诩为哲学家，他不断地把自己的想法记录在本子上，称之为“麦金塔之书”。他还会偶尔发表一些宣言，其中之一叫做“数以百万计的电脑”，开头就表达了他远大的志向：“如果个人电脑能真正走向每个人的话，那么任何一个家庭都应该拥有一台。”
从1979年到1980年初，麦金塔项目一直处于奄奄一息的状态。每隔几个月，它就会面临被解散的命运，但每一次拉斯金都能让马库拉善心大发，项目便能得以延续。它的研究团队只有4名工程师，办公地点在苹果公司以前的办公楼，紧邻美好地球餐厅，跟公司新建的主楼隔了几个街区。办公室里堆满了玩具和无线电遥控的飞机模型（拉斯金的最爱），看上去就像个为极客们服务的日托中心。大家会时不时地停下手中的工作，玩一场组织松散的Nerf球游戏。正如安迪•赫茨菲尔德回忆的：“这让大家都在自己的办公区域四周围上了纸板做成的挡板，以便在游戏的时候提供遮挡，这么一来，办公室看上去就像个用纸板围成的迷宫。”
团队中的明星是一个叫伯勒尔•史密斯（Burrell Smith）的无师自通的年轻工程师。他有一头金发，长着一张娃娃脸，内心却极其严肃认真，他十分崇拜沃兹尼亚克编写的代码，自己也想做出一些耀眼的成就。阿特金森在苹果的服务部门发现了在那里工作的史密斯，惊叹于他随时想出补救方法的能力，于是将他推荐给了拉斯金。史密斯后来饱受精神分裂症的折磨，但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还是将自己疯狂的热情投入到不分节假日的工作中，并展现了完美的工程天赋。
乔布斯十分赞赏拉斯金的想象力，但并不同意他为了降低成本而牺牲产品性能。1979年秋的一天，乔布斯告诉拉斯金，集中精力把他反复念叨的“终极完美”的产品做好就行。“你不用担心价格，把电脑的性能列出来。”乔布斯告诉他。作为回应，拉斯金送上了一份充满讽刺的备忘录。其中列出了当时所有人梦寐以求的功能：每行可显示96个字符的高分辨率彩色屏幕，无需使用色带、能以每秒1页的速度打印所有彩色图像的打印机，可以不受限地访问ARPA（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署）网络，还能够识别语音和合成音乐，“甚至可以模拟卡鲁索与摩门大教堂合唱团共同演唱并伴有各种混音效果的场景”。备忘录最后总结道：“一切只从性能出发是毫无意义的。我们必须设定一个价格目标和相应的一系列性能，同时还必须关注当下以及不远的未来的科技。”换句话说，乔布斯认为只要对产品有足够的热情就可以扭曲现实，但拉斯金对此并不认同。
因此，他们两人之间注定会有冲突，尤其是乔布斯在1980年9月被逐出丽萨项目后，他开始寻找其他能让自己创造辉煌的地方。不可避免地，他的目光落到了麦金塔项目上。拉斯金“为大众制造一台拥有简单图形界面和简洁设计的廉价电脑”的宣言触动了乔布斯的心灵。同样不可避免的是，一旦乔布斯盯上了麦金塔项目，拉斯金的日子也就到头儿了。“史蒂夫开始将他的想法灌输给我们，杰夫陷入了苦闷的思考之中，会有怎样的结果一目了然。”Mac团队的成员乔安娜•霍夫曼（Joanne Hoffman）回忆说。
第一次冲突是关于拉斯金钟爱的低性能微处理器——摩托罗拉6809。这又一次成为了拉斯金将Mac价格控制在1 000美元以下的愿望与乔布斯建造一台完美机器的决心之间的冲突。于是，乔布斯开始强烈要求Mac换上性能强劲的摩托罗拉68000，这也是当时丽萨使用的微处理器。1980年圣诞节前，在没有告知拉斯金的情况下，乔布斯给了伯勒尔•史密斯一个考验战：设计一台使用摩托罗拉68000的样机。就像自己的偶像沃兹尼亚克一样，史密斯不分昼夜地投入到了任务当中，工作了3个星期，在编程中运用了各种惊人的创举。在他成功之后，乔布斯如愿让所有Mac换上了摩托罗拉68000，拉斯金只能郁闷地重新计算Mac的成本。
还有更大的麻烦等着拉斯金。他想要的那款廉价微处理器无法完全驾驭那些炫目的图形——窗口、菜单、鼠标等他们在施乐PARC见过的东西。当初正是拉斯金说服大家去参观了施乐PARC，而且他本人也很喜欢位图显示和窗口的概念。但是他并不迷恋那些漂亮的图形和图标，也很反感用鼠标取代键盘的想法。“项目里的一些人过于追求用鼠标完成所有操作了，”他后来埋怨说，“还有一个例子就是滥用图标，在所有的人类语言中，图标都是一种很让人费解的符号。人类发明表音文字是有原因的。”
拉斯金以前的学生比尔•阿特金森这次站到了乔布斯的阵营中。他和乔布斯都想使用更强大的处理器，以支持炫丽的图形效果和鼠标的运用。“史蒂夫不得不把这个项目从杰夫手里夺走，”阿特金森说，“杰夫是个很坚定、很固执的人，史蒂夫把项目夺过来是正确的，世界得到了一件更好的产品。”
乔布斯和拉斯金之间的分歧不仅仅是产品理念上的。他们的个性也互不相容。“我认为他是那种喜欢发号施令的人，”拉斯金曾经说，“我感觉他不值得信赖，他受不了别人发现他的不足。他也不喜欢那些不将他奉若神明的人。”乔布斯对拉斯金也很不屑。“杰夫非常的自命不凡，”他说，“他对界面并没有太多了解。所以我决定从他的人马里挖来几个精兵强将，比如阿特金森，再让我手下的几个人加入进来，接管整个项目，然后造出一台低价版的丽萨，我可不想制造垃圾电脑。”
团队中的一些人觉得与乔布斯共事实在太困难了。“正是乔布斯给整个团队带来了压力、权力争斗和激烈的冲突，而不是化解这些让人分心的事情。”一名工程师在1980年12月份交给拉斯金的一份备忘录中写道，“我很喜欢和他交谈，也很仰慕他的思想、实用性的观点和充沛的精力。但我觉得他提供不了我需要的那种充满信任、支持和氛围轻松的工作环境。”
但其他很多人意识到，尽管乔布斯有喜怒无常的毛病，但他非凡的魅力和团队影响力都足以引领大家改变世界。乔布斯告诉员工，拉斯金只是一个空想家，而自己是一个实干家，他会在一年之内完成Mac项目。很明显，从丽萨项目中被逐出后，他需要证明自己，而竞争可以进一步激励他。他公开与约翰•库奇打赌5 000美元，赌Mac会在丽萨之前完工。“我们能够造出一台比丽萨更便宜也更好的电脑，而且我们能更快完成它。”他告诉团队里的人。
拉斯金原定于1981年2月要主持一场全公司范围的自带午餐的研讨会，但乔布斯为了树立自己在项目组的威信，宣布取消了研讨会。然而那天拉斯金碰巧走过会议室，发现里面坐了上百人在等着自己发言。乔布斯根本没有把取消研讨会的决定通知项目以外的其他人。于是拉斯金就走进去发表了一番讲话。
这件事导致拉斯金向迈克•斯科特递交了一份言辞激烈的备忘录，斯科特又一次陷入了艰难的境地：身为公司的总裁，他又要去管束那个喜怒无常的联合创始人兼大股东了。备忘录的标题是“为（和）史蒂夫•乔布斯工作”，拉斯金写道：
他是个糟糕透顶的管理者……我一直都很喜欢史蒂夫，但我发现自己无法为他工作……乔布斯经常错过预定安排。这个人尽皆知，几乎已经流传成笑话了……他总是不经过思考就行动，而且判断力很差……他不给别人应得的赞扬……经常发生的情况是，你告诉他一个新想法，他会立刻攻击这个想法，说它是毫无价值的甚至是愚蠢的，并且告诉你研究它就是在浪费时间。光这个就已经很糟糕了，但如果他听到的是一个好点子，他很快就会到处宣传，就好像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一样……他喜欢打断别人的讲话，从不耐心倾听。
那天下午，斯科特叫来了乔布斯和拉斯金，让他们在马库拉面前摊牌。乔布斯开始哭泣。他和拉斯金只在一件事上达成了共识：两人谁都无法为对方工作。当年在丽萨项目上，斯科特选择了支持库奇。这一次，他认为最好能让乔布斯赢一次。毕竟，Mac只是个小规模的开发项目，而且办公地点在别处，这样一来就可以让乔布斯离开公司总部了。于是，拉斯金被要求休假。“他们想要迁就我，给我找点儿事情做，我觉得挺好，”乔布斯回忆，“对我来说就好像回到了当年的车库一样。我有了自己的小团队，一切尽在我的掌控之中。”
拉斯金遭到驱逐看起来也许不是很公平，但事后证明这对麦金塔项目起到了积极的作用。拉斯金想要的机器内存小、处理器差，使用的是磁带存储，没有鼠标，图形效果也很糟糕。与乔布斯不同，他也许可以将价格压到接近1000美元，也许可以帮助苹果公司赢得市场份额。但他永远也达不到乔布斯的高度：乔布斯创造并推广的电脑改变了整个个人电脑产业。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看，如果当年按照拉斯金的思路发展，会是怎样的结果。拉斯金后来受雇于佳能公司，制造了他一直想要的电脑。“就是佳能猫（Canon Cat），这是一个彻底的败笔，”阿特金森说，“没人想要它。史蒂夫将Mac变成了简洁版的丽萨，它不单单是消费类电子设备，更是一个运算平台。”[1]
德士古塔
拉斯金离开后没几天，乔布斯就出现在了安迪•赫茨菲尔德的小隔间里。安迪是Apple II团队的一名年轻工程师，有着一张娃娃脸和顽童般的行为举止，就像他的朋友伯勒尔•史密斯一样。赫茨菲尔德回忆说，他的大多数同事都很害怕乔布斯，“因为他动不动就会发怒，而且他喜欢把心中所想毫无顾忌地说出来，通常都是很难听的话。”但赫茨菲尔德还是因为他的到来而感到兴奋。“你很棒吗？”乔布斯一走进来就问道，“我们Mac团队只想要真正有才华的人，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足够好。”赫茨菲尔德知道怎样回答。“我告诉他是的，我觉得我自己很棒。”
乔布斯离开了，赫茨菲尔德继续自己的工作。那天下午，他注意到乔布斯正在小隔间外盯着自己看。“我有好消息告诉你，”乔布斯说，“你现在是Mac项目的成员了。跟我来。”
赫茨菲尔德回答说他还需要几天来完成手头正在忙的Apple II产品。“还有什么比制造麦金塔更重要的事情吗？”乔布斯问道。赫茨菲尔德解释说，他要把他的Apple II上的DOS程序弄好，然后交给某人。“你这么做就是浪费时间！”乔布斯说，“谁在乎Apple II啊？用不了几年Apple II就会消亡了。麦金塔才是苹果公司的未来，你现在立即开工！”说完，乔布斯一把拔掉了桌上Apple II的电源线，赫茨菲尔德一直在弄的代码也毁了。“跟我来，”乔布斯说，“我带你去你的新办公桌。”乔布斯开着他的银色奔驰，载着赫茨菲尔德和他的电脑等所有物品，来到了麦金塔项目的办公室。“这就是你的新办公桌，”他说着，把他带到了伯勒尔•史密斯隔壁的工位，“欢迎来到Mac团队！”赫茨菲尔德打开抽屉后才发现，那张桌子是拉斯金的。
事实上，拉斯金离开得太匆忙，有几个抽屉里还塞满了他的杂物，包括一些飞机模型。
1981年春天，乔布斯在为自己的Mac团队招兵买马，他招募成员的主要标准就是要对产品有激情。有时候，他会把应试者带入一个房间，里面有一台被布盖住的Mac样机，然后他会像变戏法一样把布揭开，观察对方的反应。“如果他们两眼放光，立刻拿起鼠标开始操作，史蒂夫就会微笑着雇用他们，”安德烈娅•坎宁安回忆说，“他就是想看到他们喊出一声‘哇’！”
布鲁斯•霍恩是施乐PARC的一名程序员。在他的一些朋友，比如拉里•特斯勒决定加入麦金塔项目后，霍恩也考虑过加入。但他从另一家公司得到了一份很好的工作，还有15 000美元的签约奖金。乔布斯在一个周五的晚上给他打了电话：“你明天早上必须到苹果公司来，”他说，“我有很多东西要给你看。”霍恩照做了，乔布斯也借此机会成功地将他招至麾下。“史蒂夫是如此充满激情地要造出这台可以改变世界的令人惊奇的设备，”霍恩回忆说，“他强大的人格魅力让我改变了主意。”乔布斯向霍恩完整展示了塑料外壳是怎样铸造成型的，又怎样以完美的角度拼装在一起，以及内部的电路板看上去有多漂亮。“他想要我看到，整个项目必定会取得成功，方方面面都已经考虑周到了。我说，哇，这种对产品的狂热可不是每天都能见到的。于是我就签约了。”
乔布斯甚至还尝试了让沃兹尼亚克重新入伙。他后来告诉我，“沃兹那时候已经没做出过什么成绩了，这让我很不满。但我又想，管它呢，要是没有他的聪明才智的话，我也不会有今天的成就。”但是，就在他刚开始让沃兹对Mac产生兴趣的时候，沃兹在圣克鲁兹驾驶着他新买的单引擎比奇飞机尝试起飞时，飞机坠毁了。他差点儿丧命，并因此失去了部分记忆。乔布斯陪他在医院里度过了一段时间。但当沃兹康复后，他决定是时候离开苹果公司了。在从伯克利退学十年后，他决定重返校园拿到自己的学位，并以洛基•浣熊•克拉克（Rocky Raccoon Clark）的名字登记入学。
为了给整个项目打上自己的印记，乔布斯决定项目名称不应该再使用拉斯金最爱的苹果种类了。在各种访谈中，乔布斯一直把电脑比做思想的自行车：人类创造了自行车，从而让自己的移动比秃鹰还要高效；类似的，电脑的发明也将让人们的思维效率大为提高。于是有一天，乔布斯宣布，从今以后，麦金塔更名为“自行车”。然而这一决定并不受欢迎。“伯勒尔和我认为这是我们听说过的最愚蠢的事情，我们都拒绝使用新名字。”赫茨菲尔德回忆。不到一个月时间，这个变更名字的想法就被放弃了。
到1981年初，Mac团队的规模已经扩展到了差不多20人，乔布斯觉得他们该有个更大的办公区了。于是他们都搬到了一栋棕色墙面的双层建筑的二楼，那里跟苹果公司的主楼大约隔了三条街。新办公室紧邻一家德士古加油站，因此被称为“德士古塔”（Texaco Towers）。丹尼尔•科特基尽管仍在为股票期权的事情伤心，还是被招来给几台样机连接电路。著名的软件工程师巴德•特里布尔（Bud Tribble）设计的开机启动画面，是一句亲切的“hello!”乔布斯觉得办公室里还需要更有活力一点儿，于是让他们去买一套立体声音响。“趁他还没有改主意，伯勒尔和我立刻跑出去，买回了一台银色卡式立体声音响。”赫茨菲尔德回忆。
乔布斯很快就夺取了全面的胜利。在赢得了与拉斯金之间的Mac团队管理权之争后，过了几个星期，他又为将迈克•斯科特从苹果公司总裁的位置上赶下来助了一臂之力。斯科特已经变得越来越反复无常。他时而横行霸道、恃强凌弱，时而又会鼓励、培养员工。在他以冷酷无情的方式推行了一轮裁员之后，终于失去了员工中大多数人的支持。除此之外，他也开始遭受一系列肉体上以及精神上的病痛折磨，包括眼部感染以及间歇性嗜睡症。在斯科特前往夏威夷度假期间，马库拉召集了公司的高层，询问是否应该开除斯科特。大多数人，包括乔布斯和约翰•库奇在内，都表示同意。于是马库拉接管工作，成为了公司不怎么管事的临时总裁。如此一来，乔布斯发现自己可以完全不受约束地在Mac项目中为所欲为了。
[1]作者注：1987 年3 月，第100 万台Mac 下线，苹果公司在上面刻上了拉斯金的名字后，将它送给了拉斯金，这让乔布斯大为不悦。2005 年，拉斯金死于胰腺癌，此前不久乔布斯也被诊断患上了该疾病。
第十一章 现实扭曲力场
The Reality Distortion Field 现实扭曲力场
Playing by his own set of rules 以自己的游戏规则行事
1984 年最早的Mac 团队：乔治· 克罗、乔安娜· 霍夫曼、伯勒尔· 史密斯、安迪· 赫茨菲尔德、比尔· 阿特金森，以及杰里· 马诺克
安迪•赫茨菲尔德加入Mac团队后，另一名软件设计师巴德•特里布尔给他介绍了项目的基本情况，让他知道了还有大量工作尚未完成。乔布斯希望项目能在1982年1月之前完工，也就是说只有不到一年时间。“这太疯狂了，”赫茨菲尔德指出，“不可能的。”特里布尔说，乔布斯是不能接受违背自己意愿的事情发生的。“能最好地形容这种情况的就是《星际迷航》里的一个术语”，特里布尔解释道，“史蒂夫拥有现实扭曲力场。”赫茨菲尔德有些疑惑，特里布尔便进一步解释道：“有他在的时候，现实都是可塑的。他能让任何人相信几乎任何事情。等他不在的时候，这种力场就会逐渐消失，但这种力场让我们很难作出符合实际的计划。”
特里布尔回忆说，自己是从《星际迷航》中著名的一集——“宇宙动物园”中学来的这个短语，“在那一集中，外星人通过极致的精神力量建造了新世界。”他说他使用这个短语既是一种称赞，也是一种警示。“陷入史蒂夫的扭曲力场中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但也正是这种力场让他可以真正地改变现实。”
起初，赫茨菲尔德认为特里布尔一定是夸张了。但在对乔布斯进行了两个星期的观察后，他有了切身感受。“现实扭曲力场是几种因素的混合物，其中包含了极富魅力的措辞风格、不屈的意志和让现实屈从于自己意图的热切渴望，”他说，“如果他的一个论点没能说服别人，他会娴熟地切换到另一个论点。有时候，他会突然把你的观点占为己有，甚至都不承认自己曾有过不同的想法，这会让你猝不及防。”
赫茨菲尔德还发现，没有人可以避开这股力量的影响。“让人惊奇的是，即使你敏锐地意识到了现实扭曲力场，它还是可以在你身上产生作用，”他说，“我们经常讨论有没有方法可以屏蔽这个力场，但一段时间之后，大多数人都放弃了，只能认为它是一种自然力量。”有一次乔布斯宣布，办公室冰箱里的苏打水都会被替换成奥德瓦拉（Odwalla）牌有机橙汁和胡萝卜汁，之后团队里就有人制作了一批T恤，前面写着“现实扭曲力场”，背后写着“它藏在果汁里！”
在某种程度上，称之为现实扭曲力场只是换了种好听的说法来描述乔布斯喜欢说谎的特性。但事实上，它是一种更复杂的掩饰行为。乔布斯会断言一些事情——可能是世界历史上的一个事件，或者是叙述一场会议上某人提出了一个观点——而完全不考虑事实是什么。这源自他对现实的有意蔑视，不光是对别人，也对他自己。“他可以欺骗他自己，”比尔•阿特金森说，“这就让他可以说服别人相信他的观点，因为他自己已经接受并吸收了这个观点。”
当然，很多人都会扭曲现实。当乔布斯这么做的时候，通常都是一种策略，为了实现某个目的。天性诚实的沃兹尼亚克就惊叹于这种力量的效果。“当他对于未来有一些不合常理的想法时，比如说告诉我，我能只用几天时间就设计出‘打砖块’游戏的时候，他的现实扭曲力场就会起作用。你意识到那是不现实的，但他就是有办法让它变为现实。”
当Mac团队的成员们陷入他的现实扭曲力场时，他们就好像被催眠了一样。“他让我想起了拉斯普京[1]，”黛比•科尔曼（Debi Coleman）说，“他会死死地盯着你，眼睛一眨都不眨。哪怕他端给你一杯毒药，你也会乖乖地喝下去。”但是，和沃兹尼亚克一样，她也认为现实扭曲力场是充满力量的：它让乔布斯激励自己的团队，在掌握的资源远不及施乐及IBM的情况下，改变了计算机产业的进程。“那是一种自我实现的扭曲，”她说，“你完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因为你并没有意识到那是不可能完成的。”
现实扭曲力场的根源在于乔布斯内心深处不可动摇的信念：世界上的规则都不适用于他。这在他身上是有迹可循的：小时候，他就经常可以让现实屈服于自己的欲望。但他认为自己可以无视规则的信念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就是深深植根于他性格中的叛逆与固执。他觉得自己很特别：他是被上天选中并受到启示的。“他认为有一些人是很特别的——比如他自己、爱因斯坦、甘地以及他在印度遇到的那些导师——而他就是其中之一，”赫茨菲尔德说，“他跟克里斯安讲过这些。有一次他甚至暗示我，他是受到过上天启示的。这些话就像是从尼采口中说出来的。”乔布斯从没有研究过尼采，但他的天性与尼采的一些思想不谋而合：对权力的渴望，以及“超人”（überman）的特殊本性。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写道：“精神现在拥有了自己的意志；被世界所驱逐的人，终于赢得了自己的世界！
”如果现实与乔布斯的意愿不一致的话，他就会忽略现实，他的女儿丽萨出生时他就是这么做的；多年以后，当他第一次被诊断患上了癌症时，他也是这么做的。即使平时一些小小的叛逆行为，比如汽车不装牌照，或是将车停在残疾人停车位上，他也表现得好像完全不受规则和现实的约束。
乔布斯的世界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就是他对人或物进行分类时，非黑即白的思维方式。人要么就是“受到过启示的”，要么就是“饭桶”；人们的工作成果要么是“最棒的”，要么就是“完全的垃圾”。Mac的设计师比尔•阿特金森在这样的二分法中获得的总是积极的评价，他有如下描述：
在史蒂夫手下工作太难了，因为“神”与“白痴”之间的两极分化太严重了。如果你是神，你就是高高在上，存在于神坛上的，绝不能犯错误。我们当中被认为是神的那些人，比如说我，都知道自己实际上也是凡人，我们也会作出糟糕的工程决定，也会像任何人一样吃饭放屁，所以我们总是害怕会被赶下神坛。而那些被认为是白痴的人，他们其实也是辛勤工作的杰出工程师，但他们就会觉得自己永远都得不到赏识，永远无法摆脱白痴的身份。
但这样的分类并不是永恒不变的。尤其是当乔布斯的看法是关于想法而不是关于人的时候，他有时会很快推翻自己先前的结论。特里布尔在向赫茨菲尔德介绍现实扭曲力场时，特别叮嘱他：乔布斯就像高压交流电一样善变。“他告诉你某样东西是糟糕的或者绝妙的，并不代表他明天还会这么想，”特里布尔解释说，“如果你告诉他一个新想法，他通常会告诉你他认为这个想法很愚蠢。但之后，如果他真的喜欢上了这个想法，一个星期之后，他会找到你，然后把你的想法再提出来，就好像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一样。”
这种脚尖旋转技巧的大胆程度，即便是迪亚吉列夫[2]看了，也会眼花缭乱。布鲁斯•霍恩是和特斯勒一起从施乐PARC跳槽到苹果的程序员，他就多次亲历了这样的事情。“某一天，我会跟他提一个自己的想法，他会说那太疯狂了，”霍恩说，“到下一周，他会跑过来跟我说：‘嘿！我有个很棒的主意’——而那正是我的主意！我跟他说：‘史蒂夫，一个星期之前我就跟你说过这个了。’他就会说：‘知道了知道了。’然后继续讲下去。”
乔布斯的大脑电路中似乎缺少一个装置，这个装置可以调节在他脑中闪现的冲动观点的峰值。于是，在跟他打交道的过程中，Mac团队运用了音频上的一个概念——低通滤波器。在乔布斯向大家灌输观点时，他们学会了将他的高频信号的振幅减小。如此一来就可以平滑地输出数据集，并且为他不断变化的态度提供一个让人不那么紧张的平均值。“几个周期后，”赫茨菲尔德说，“我们就学会了怎样低通过滤他的信号，以及如何不对他的极端态度作出反应。”
乔布斯做出这些极端的行为是因为他缺乏情感上的敏感性吗？不，恰恰相反。他的情感理解能力是超强的。他有着不可思议的阅人能力，可以看出他人心理上的优势、弱点以及不安全感。他能在别人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直击对方心灵最深处。他凭直觉就能看出一个人是在说谎还是真的知道一些事情。这让他成为了哄骗、安抚、劝说、奉承、威胁他人的大师。“他就是有这种神奇的力量，能准确地知道你的弱点是什么，怎样能让你觉得自己很渺小，怎样能让你畏缩，”霍夫曼说，“这是那些极富魅力、知道如何操纵他人者身上的共同特质。你知道他能摧毁你，这就让你感觉自己变弱了，你渴望得到他的认可，然后他就可以把你推上神坛并彻底拥有你。”
这样也有一些好处。那些没有被摧毁的人都变得更为强大。他们能更好地完成工作，既是出于畏惧，又是渴望取悦他，也是意识到自己身上背负着这样的期待。“他的行为可以让你在情感上饱受折磨，但如果你能挺过去，它就能起到积极的作用。”霍夫曼说。有时候，你可以对抗乔布斯的力量，这样的话不但可以幸存下来，还能茁壮成长。但这并不总能成功，拉斯金尝试过，短时间内他成功了，但之后还是被摧毁了。但如果你很自信而且你是正确的，如果乔布斯审视你一番后认为你清楚自己在干什么，他就会很尊重你。多年来，无论是在他的私人生活还是职业生涯中，他的核心圈子里集中的都是真正的强者，而不是谄媚者。
Mac团队也深知这一点。从1981年开始，他们每年都会将一个奖项颁发给最能勇敢面对乔布斯的人。这个奖在一定程度上是个玩笑，但也有认真的成分，乔布斯知道这个奖并且还很喜欢它。第一年，该奖被授予了乔安娜•霍夫曼。她来自一个东欧难民家庭，脾气和意志都很强硬。比如，有一天，她发现乔布斯以一种完全扭曲事实的方式更改了她的市场规划。她愤怒地冲向他的办公室。她回忆说：“在我上楼梯的时候，我就告诉他的助理，我要拿把刀插进他的心脏。”公司的法律顾问阿尔•艾森斯塔特（Al Eisenstat）跑过来制止了她。“但史蒂夫听我说完后作出了让步。”
霍夫曼在1982年再一次赢得了这个奖项。“我记得我当时很羡慕乔安娜，因为她敢于面对史蒂夫，而我却没那个胆子。”那一年加入Mac团队的黛比•科尔曼说，“然后，1983年，我赢得了那个奖项。我认识到，我必须坚守自己的信念，乔布斯也很尊重这种做法。从那以后我开始得到晋升。”最终，她成为了制造部门的负责人。
一天，乔布斯冲进了阿特金森手下一名工程师的小隔间，说出了自己常说的那句话：“这是狗屎。”阿特金森回忆说：“那个家伙回答：‘不，这其实是最好的方法。’然后他向史蒂夫解释了自己在工程方面作的一些权衡。”乔布斯败下阵来。阿特金森告诉他的团队，乔布斯的话不能照字面理解，需要转化一下。“我们把‘这是狗屎’解读为一个问句，它真实的意思是‘告诉我，这为什么是最好的方法？’”但这个故事的结尾让阿特金森也觉得很有教育意义。最终，那名工程师找到了一个更好的方法，来实现乔布斯之前指责的那个功能。“正因为史蒂夫挑战了他，他才找到了更好的方法。”阿特金森说，“这意味着，你可以反驳他的意见，但也应该认真听他说的话，因为他通常都是正确的。”
乔布斯这种带刺的行为，一定程度上是受到了两种因素的驱使：一是他的完美主义，二就是，他无法容忍那些为了让产品及时面世或为了压缩成本而作出合理（甚至明智）妥协的人。“他不会在产品上作出妥协，”阿特金森说，“他是个控制欲极强的完美主义者。如果哪个人不愿意把产品做到完美，那他就是笨蛋。”举例来说，1981年的西海岸电脑展览会上，亚当•奥斯本（Adam Osborne）发布了第一款真正意义上的便携式个人电脑。它并不出众——屏幕只有5英寸、内存也不大——但运行状况尚可。正如奥斯本那句著名的宣言：“够用就好，多出来的功能都是浪费。”乔布斯认为这整个想法都是可怕的，好几天的时间里他都在嘲笑奥斯本。“这家伙就是不明白，”他走在苹果公司的走廊里还反复骂道，“他不是在创造艺术品，而是在制造垃圾。”
一天，乔布斯走进了拉里•凯尼恩（Larry Kenyon）的办公隔间，他是负责麦金塔电脑操作系统的工程师，乔布斯抱怨说开机启动时间太长了。凯尼恩开始解释，但乔布斯打断了他。他问道：“如果能救人一命的话，你愿意想办法让启动时间缩短10秒钟吗？”凯尼恩说也许可以。乔布斯于是走到一块白板前开始演示，如果有500万人使用Mac，而每天开机都要多用10秒钟，那加起来每年就要浪费大约3亿分钟，而3亿分钟相当于至少 100个人的终身寿命。“这番话让拉里十分震惊，几周过后，乔布斯再来看的时候，启动时间缩短了28秒，”阿特金森回忆说，“史蒂夫能看到宏观层面，从而激励别人工作。”
受到乔布斯的影响，麦金塔团队也充满激情地要制造一台完美的产品，而不仅仅是可以赚钱的产品。“乔布斯认为自己是艺术家，他鼓励设计团队的人把自己也当成艺术家，”赫茨菲尔德说，“我们的目标从来都不是打败竞争对手，或者是狠赚一笔，而是做出最好的产品，甚至比最好的还要好一点儿。”乔布斯还带领团队去曼哈顿大都会博物馆参观蒂芙尼的玻璃制品展览，因为他觉得，大家可以从路易斯•蒂芙尼（Louis Tiffany）创造出可以量产的伟大艺术品这个例子中获益匪浅。“我们谈论道，这些玻璃制品并不都是路易斯•蒂芙尼亲手制作的，但他成功地将自己的设计传授给了别人，”巴德•特里布尔回忆道，“我们对自己说，‘既然我们要制造产品，何不也把它做得漂亮点儿呢？’”
他所有这些暴躁、恶劣的行为都是必要的吗？也许不是，而且这些行为也并不都是合乎情理的。还有其他方式可以激励他的团队。尽管麦金塔电脑后来被证明是一件伟大的产品，但由于乔布斯的鲁莽干预，它的生产进度已远远落后，预算也严重超支。受到残酷对待的员工在感情上也很受伤，大多数人都已心力交瘁。“史蒂夫用不着让员工如此恐惧也可以为团队作出他的贡献，”沃兹尼亚克说，“我喜欢更加耐心一点儿，不要有那么多矛盾冲突。我觉得一家公司可以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如果麦金塔项目是以我的方式运行的话，事情可能会一团糟。但我想，如果能把我们两人的风格中和一下的话，结果会比只用史蒂夫的方式要好一点儿。”
然而，乔布斯的行事风格也有其优势。它给苹果的员工们注入了持久的热情，让他们去创造革命性的产品，也让他们相信，自己可以完成看上去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们制作了T恤，上面写着“我爱每周工作90小时”。出于对乔布斯的畏惧以及想取悦他的强烈愿望，他们的工作都超出了自己的预想。虽然乔布斯禁止团队为了降低Mac成本或是赶进度而在产品上作出让步，但这也同时阻止了一些看似合理实则粗劣的折中方案。
“多年以来，我认识到，当你拥有真正优秀的人才时，你不必对他们太纵容，”乔布斯后来解释说，“你期待他们做出好成绩，你就能让他们做出好成绩。最初的Mac团队让我知道，最顶级的人才喜欢一起工作，而且他们是不能容忍平庸的作品的。你到那个Mac团队里随便找个人问问。他们会告诉你，那些痛苦都是值得的。”
大多数人确实这么认为。“他会在开会的时候大喊：‘你这个蠢货，你从来就没有把事情做对过。’”黛比•科尔曼回忆道，“类似的事情好像每个小时都会发生。但我还是认为，能够和他并肩作战，我真的是世界上最幸运的人了。”
[1] 俄国尼古拉二世时期的神秘主义者、俄国沙皇及皇后的宠臣，有高超的催眠术。
[2] 俄国艺术评论家，创办了著名的俄国芭蕾舞团。
第十二章 设计
The Design 设计
Real artists simplify 大道至简
包豪斯式的美学标准
和大多数在埃奇勒建造的房子中长大的孩子不同，乔布斯了解这些房子，也知道它们好在哪里。他喜欢“面向大众的简洁现代主义设计”这个概念。他还喜欢听父亲讲述不同的汽车上纷繁的设计细节。所以，从苹果公司建立之初，他就相信杰出的工业设计——多彩简单的标识以及Apple II使用的雅致时髦的箱子——可以突出自己的公司，也让公司的产品显得与众不同。
在公司搬出乔布斯的车库后，第一个办公场所在一栋小建筑里，这里还有索尼公司的一处销售办事处。索尼以其独特的风格和令人难忘的产品设计而闻名，所以乔布斯经常到他们的办公室去研究宣传材料。“他走进来，邋里邋遢的，抚弄着产品宣传册，指出一些产品设计上的特点。”在那儿工作的丹•卢因（Dan抣 Lewin）说，“时不时地，他还会问我：‘我能把这个册子拿走吗？’”到1980年，乔布斯把卢因聘请到了苹果公司。
从1981年6月开始，乔布斯开始参加在阿斯彭举办的一年一度的国际设计大会（International Design Conference），这一时期，他对暗色调、工业气息十足的索尼风格的喜爱逐渐减弱。那年会议的焦点是意大利风格，出席的有建筑师兼设计师马里奥•贝里尼（Mario Bellini），电影制片人贝纳多•贝托鲁奇（Bernardo Bertolucci），汽车制造商塞尔吉奥•平尼法瑞那（Sergio Pininfarina）和菲亚特汽车公司的女继承人、政治家苏珊娜•阿涅利（Susanna Agnelli）。“我就是去膜拜那些意大利设计师的，就好像电影《告别昨日》（Breaking Away）中的孩子膜拜意大利自行车手一样。”乔布斯回忆说，“那次会议真是一个奇妙的启示。”
在阿斯彭，乔布斯接触到了包豪斯运动干净、实用的设计理念，这一理念深受赫伯特•拜尔（Herbert Bayer）的推崇，被他运用到了建筑、家居房屋、无衬线字体排印以及阿斯彭研究所的家具上。拜尔和他的导师沃尔特•格罗皮乌斯（Walter Gropius）以及路德维希•密斯•凡德罗（Ludwig Mies van der Rohe）一样，也认为艺术和应用工业设计之间不应该有区别。包豪斯拥护的现代主义国际风格告诉人们，设计应该追求简约，同时具有表现精神。它通过运用干净的线条和形式来强调合理性和功能性。密斯和格罗皮乌斯宣扬的准则中就有“上帝就在细节之中”和“少即是多”这样的话。正如埃奇勒的房屋一样，艺术敏感性和大规模生产的能力结合到了一起。
1983年的阿斯彭设计大会上，乔布斯发表了一篇以“未来绝对不会和过去相同”为主题的演讲，公开阐述他对包豪斯风格的热情拥护。演讲在一个巨大的音乐帐篷中举行，乔布斯称赞了包豪斯风格的简单朴素，也预言了索尼风格的消亡。“当下工业设计的潮流就是索尼的那种高科技感，也就是金属灰色，要么就涂成黑色，加一些怪异的设计。”他说，“这么做很容易，但不够好。”他提出了一个源自包豪斯风格的替代方案，更加忠实于产品的功能和本性：“我们要做的，就是让产品科技感十足，然后用上简单干净的包装，让科技感一目了然。我们会把产品放在小包装盒里，让它们看上去纯白漂亮，就像博朗生产的电器一样。”
他反复强调苹果公司的产品会是干净而简洁的。“我们会把产品做得光亮又纯净，能展现高科技感，而不是一味使用黑色、黑色、黑色，满是沉重的工业感，就像索尼那样。”他朗声说道，“我们的设计思想就是：极致的简约，我们追求的是能让产品达到在现代艺术博物馆展出的品质。我们管理公司、设计产品、广告宣传的理念就是一句话：让我们做得简单一点，真正的简单。”苹果奉行的这一原则也在它的第一版宣传册上得到了突出：“至繁归于至简。”
乔布斯认为，简约化设计的一个核心要素就是让人能直观地感觉到它的简单易用。设计上的简单并不总能带来操作上的简易。有时候，设计得太漂亮、太简化，用户用起来反而不会那么得心应手。“我们作设计的时候，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产品特性一目了然。”乔布斯告诉一群设计专家。作为例子，他高度赞扬自己为麦金塔电脑创造的桌面概念：“人们直观上就知道该怎么处理桌面。你走进办公室，桌子上有一堆文件。放在最上面的就是最重要的。人们知道怎样转换优先级。我们在设计电脑的时候引入桌面这个概念，一定程度上就是想充分利用人们已经拥有的这一经验。”
那个周三下午，在乔布斯演讲的同时，另一场演讲正在一个小型会议室里进行，发言人是23岁的林璎（Maya Lin）。前一年的11月份，林璎设计的越南战争纪念碑在华盛顿落成，她也因此一举成名。乔布斯和她成了亲密的朋友，并邀请她访问苹果公司。有林璎这样的人在身边的时候，乔布斯会有些羞怯，于是他找来了黛比•科尔曼，带着林璎参观。“我和史蒂夫一起工作了一个星期，”林璎回忆说，“我问他，为什么电脑看上去就像笨重的电视机？为什么你们不把它做得薄一点儿？为什么不做成平板的便携式电脑？”乔布斯回答说那正是他的目标，只是现在技术还没有成熟。
那一时期，乔布斯觉得工业设计领域没有多少令人兴奋的事情。他有一盏理查德•萨珀（Richard Sapper）设计的台灯，这是他很欣赏的一个作品，同时，他还喜欢伊姆斯夫妇（Charles and Ray Eames）设计的家具，以及迪特尔•拉姆斯（Dieter Rams）设计的博朗产品。但没有人能像当年的雷蒙德•洛伊（Raymond Loewy）和赫伯特•拜尔两位大师一样，推动工业设计领域的发展。“工业设计界真的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尤其是在硅谷，而史蒂夫急切盼望改变这一局面。”林璎说，“他的设计理念是：造型优美，但不能华而不实，同时还要充满乐趣。他崇尚极简派的设计风格，这源自他作为一名佛教禅宗信徒对简单的热爱，同时他又竭力避免陷入过度的简单而让产品显得冷冰冰的，要使产品的趣味感得以保留。他对待设计充满热情、极其严肃，同时，其中也带有一点玩乐精神。
”
随着乔布斯设计鉴赏力的不断提升，他开始尤其青睐日式风格，还渐渐地和三宅一生及贝聿铭这样的明星人物进行更多接触。他的禅修对此有很大影响。“我一直都认为佛教——尤其是日本的佛教禅宗——在审美上是超群的。”他说，“我见过的最美的设计，就是京都地区的花园，这一文化的产物深深打动了我，而它们都直接源自佛教禅宗。”
像保时捷那样
杰夫•拉斯金设想中的麦金塔电脑就像一只四四方方的手提箱，可以将键盘翻起来盖住屏幕从而合上电脑箱。乔布斯接管项目之后，他决定牺牲便携性，改用一个不会占用太多桌面空间的独特设计。他把一本电话簿扔到众人面前，然后宣布，电脑占用的桌面面积不能超过这本电话簿，这让一群工程师吓傻了眼。于是，设计团队的负责人杰里•马诺克和他雇来的天才设计师大山特里（Terry Oyama）开始研究一个方案：将屏幕放到机箱的上方，再用上可拆卸的键盘。
1981年3月的一天，安迪•赫茨菲尔德吃完饭回到办公室，发现乔布斯正站在一台麦金塔样机旁，和公司的创意总监詹姆斯•费里斯（James Ferris）激烈地争论着。“我们要设计出一个经典的外形，不会过时的那种，就像大众的甲壳虫汽车一样。”乔布斯说。受他父亲的影响，他对经典车型的外形轮廓十分赞赏。
“不，不对，”费里斯说，“外形应该很性感诱人，就像法拉利那样。”
“法拉利也不对，”乔布斯反驳，“应该更像保时捷！”这么说并不奇怪，乔布斯当时就拥有一辆保时捷928。（费里斯后来离开了苹果公司，到保时捷担任广告经理。）一个周末，比尔•阿特金森来了，乔布斯把他带到外面去欣赏那辆保时捷。他告诉阿特金森：“伟大的艺术品不必追随潮流，它们自身就可以引领潮流。”他还十分欣赏奔驰汽车的设计。“多年来，他们把汽车的线条做得更加柔和，但细节之处的用心依然清晰可见，”一次他在停车场周围散步时说，“这正是我们要在麦金塔电脑上实现的目标。”
大山特里拟出了一个初步设计方案，并制作了一个石膏模型。Mac团队的成员们聚集到一起观看展示然后发表自己的看法。赫茨菲尔德大赞“可爱”，其他人似乎也很满意。但乔布斯却给出了猛烈的批评：“这造型太方正了，必须再多一些曲线美的感觉。第一个倒角的半径要再大一点儿，斜角的尺寸我也不大喜欢。”他把刚刚熟练掌握的工业设计术语用上了，其实指的就是电脑相邻两个面之间的弯曲过渡。但紧接着，乔布斯还是给出了一句响亮的称赞。他说：“这是一个开始。”
每一个月左右，马诺克和大山特里都会将这样的流程重复一次，当然是根据乔布斯前一次的批评进行了改进。每次最新的模型都会像变戏法一样现出庐山真面目，而前几次的模型则在它旁边一字排开。这不仅有助于大家对改进之处给予评价，也能防止乔布斯坚称自己的某条建议或意见被忽视了。“到第四个模型的时候，我已经很难看出它跟上一个之间的不同了。”赫茨菲尔德说，“但史蒂夫总是很挑剔也很肯定地说，他喜欢或者讨厌某个细节，而他说的东西是我几乎无法觉察到的。”
一个周末，乔布斯去了帕洛奥图的梅西百货，又开始研究各种电器，特别是厨艺公司的产品。周一，他冲进办公室，让设计团队去买了一台厨艺公司的电器，然后根据它的轮廓、曲线和斜角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建议。于是大山特里尝试了一种新的设计，但看上去就像是一台厨房电器，乔布斯觉得行不通。这让整个进程停顿了一个星期，最终，乔布斯还是批准了Mac的机箱设计。
乔布斯一直坚持电脑的外形必须友好。所以，它不断地改进，看上去就像一张人脸。磁盘驱动器安装在屏幕的下方，使得整台机器比大多数电脑都要狭长，使人联想到一张脸。靠近底座有一块凹进去的地方，就像是下巴；乔布斯还把顶端的塑料边框变得更细，这样麦金塔就不会像丽萨那样有个克鲁马努人（Cro-Magnon）般的额头，外形更加好看。这款苹果机箱的设计专利属于史蒂夫•乔布斯、杰里•马诺克和大山特里。“虽然这个设计不是史蒂夫亲手画出来的，但正是他的思想和灵感成就了这个设计。”大山特里后来说，“老实说，在史蒂夫告诉我们之前，我们根本不知道电脑的‘友好’指的是什么。”
乔布斯对于屏幕上显示的内容也同样痴迷。有一天，比尔•阿特金森兴奋地冲进德士古塔。他刚刚想出了一个绝妙的算法，可以在屏幕上快速画出圆和椭圆。要在屏幕上画圆，通常需要计算平方根，而68000微处理器并不支持这个功能。但阿特金森想出了一个变通的方法，因为他发现，一组奇数序列相加，可以得到一组完全平方数序列（例如，1 3=4，1 3 5=9，等等）。赫茨菲尔德回忆说，在阿特金森演示的时候，所有人都震惊了，除了乔布斯。“圆和椭圆挺好的，”他说，“不过，要是能画出带圆角的矩形，你觉得怎么样？”
“我认为我们用不着这个。”阿特金森说道，他解释说那几乎是不可能做到的。“我想把图形程序做得精简一点儿，能满足基本的需要就可以了。”他回忆道。
“圆角矩形到处都有啊！”乔布斯说着就跳了起来，显得更加激动，“你就看看这个房间里！”他指出白板、桌面和其他一些东西都是带圆角的矩形。“你再看看外面，更多，基本上哪儿都有！”他把阿特金森拖出去转了一圈，指着车窗、广告牌和街道指示牌给他看。“走了3条街，我们发现了17处这样的例子，”乔布斯说，“走到哪里我都能指出来，后来他完全信服了。”
“最后直到他指着一个‘禁止停车’的标示牌时，我说：‘好了，你说对了，我认输。圆角矩形也要成为我们电脑上的基本要素。’”正如赫茨菲尔德回忆的：“第二天下午，比尔回到了德士古塔，脸上带着大大的笑容。他在演示中可以飞快地画出漂亮的圆角矩形。”在丽萨和麦金塔，以及后来几乎所有的苹果电脑中，对话框和窗口都带上了圆角。
还在里德学院的时候，乔布斯在旁听书法课时爱上了各种衬线字体和无衬线字体，以及合适的字距和行距。“在我们设计第一台麦金塔电脑的时候，当年的记忆都冒了出来。”他后来在谈及书法课的时候说。因为Mac采用了位图显示，它可以支持无数种字体——从优雅的到古怪的，然后在屏幕上逐个像素地显现出来。
为了设计这些字体，赫茨菲尔德招募了来自费城郊区的高中好友苏珊•卡雷（Susan Kare）。在给这些字体命名时，他们采用了费城梅因莱恩区火车线路上车站的名字：欧弗布鲁克（Overbrook）、梅里昂（Merion）、阿德莫尔（Ardmore）和罗斯蒙特（Rosemont）。乔布斯觉得这一过程十分有趣。一天傍晚，乔布斯路过他们那里，也开始给字体想名字。那都是些“从没有人听说过的小地方”，他抱怨说，“应该用世界级的大城市来命名！”卡雷说，正是这个原因，才有了现在的这些字体名称：芝加哥、纽约、日内瓦、伦敦、旧金山、多伦多和威尼斯。
马库拉和其他一些人从来都无法欣赏乔布斯对于版面设计的痴迷。“他对于字体的了解是很让我们惊讶的，而且他一直坚持要设计好看的字体。”马库拉回忆说，“我一直说：‘字体？！？难道我们就没有更重要的事情了吗？’”事实上，麦金塔上各种漂亮的字体，再结合激光打印技术和强大的图形功能，推动了桌面出版产业的诞生，也成为了苹果公司的赢利点。同时，它也让普通人——不管是中学校报记者还是编辑PTA（家长和教师联谊会）时事通讯的母亲，都享受到了掌握字体知识带来的奇异乐趣，而这种乐趣，之前只有印刷工人、满头白发的编辑和其他跟油墨打交道的人才能体会得到。
卡雷也开发了图标——例如放置被删除文件的垃圾箱，这是图形界面中不可缺少的。她和乔布斯很合得来，因为他们都喜欢简约设计，也都想让Mac成为一台充满创意的电脑。“他通常在一天快要结束的时候过来，”她回忆说，“他总想知道最新的进展，他品位一流，而且对视觉细节的判断也很准确。”有时候，乔布斯会在星期天早上过来，所以卡雷那个时间段都会在工作岗位上，好向他展示最新的成果。她会时不时地遭到否定。她设计了一个兔子图标，用来表示增加鼠标的点击速率，但遭到了乔布斯的反对，理由是这个毛茸茸的生物看上去“太娘娘腔了”。
乔布斯在窗口、文件以及屏幕顶端的标题栏上也耗费了大量精力。他要求阿特金森和卡雷反复修改，因为他对标题栏的样子总是不满意。乔布斯不喜欢丽萨上使用的标题栏，因为它们太黑、太粗糙了。他希望Mac上的标题栏能够更加平滑，再有些细条纹。“我们做了20种不同的标题栏才让他满意。”阿特金森回忆说。卡雷和阿特金森曾一度抱怨说乔布斯在标题栏的修改上耗费了他们太多时间，而他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乔布斯大发脾气。“你能想象一下每天都要看着它是什么感觉吗？”他吼道，“这不是件小事，这是我们必须做好的事！”
克里斯•埃斯皮诺萨找到了一个方法，既可以满足乔布斯对设计的要求，又可以满足他疯狂的控制欲。苹果公司还在车库里办公的时候，埃斯皮诺萨就是沃兹尼亚克的助手之一，在乔布斯的劝说下，他从伯克利退了学，乔布斯的理由是，学习的机会有很多，但研发Mac的机会只有一次。他自己决定在电脑上设计一款计算器程序。“大家都聚到一起，看克里斯向史蒂夫展示程序，他屏住了呼吸，等待史蒂夫的反应。”赫茨菲尔德回忆说。
“这只是个开始，”乔布斯说，“但基本上来说，很烂。背景颜色太深，一些线条的粗细不对，按键也太大了。”根据乔布斯提出的批评，埃斯皮诺萨日复一日地不断对程序进行完善，但每次展示的最新版本都会受到新的批评。最终，在一个下午，乔布斯再次出现的时候，埃斯皮诺萨展示了他灵机一动做出的解决方案——“史蒂夫•乔布斯自己动手做的计算器程序”。这个程序允许用户改变线条的粗细、按键的大小、阴影、背景及其他属性，从而实现计算器外观的调整和个性化。乔布斯没有只顾着笑，他开始认真地根据自己的喜好调整计算器的外观。大约10分钟后，他终于得到了让自己满意的答案。毫无疑问，他的设计出现在了最终问世的Mac上，并在之后15年的时间里一直作为标准使用。
尽管乔布斯关注的重点在麦金塔电脑上，但他还在寻求为所有的苹果产品创造统一的设计风格。于是，在杰里•马诺克和非正式团体“苹果设计协会”的帮助下，乔布斯组织了一次选拔赛，为苹果挑选世界级的设计师，如同博朗公司的迪特尔•拉姆斯一样。这个计划命名为“白雪公主”，起这个名字并不是因为对白色的偏爱，而是因为比赛中需要选手设计的产品是以七个小矮人的名字命名的。最终的赢家是德国设计师哈特穆特•艾斯林格（Hartmut Esslinger），他曾负责设计了索尼特丽珑电视的外观。乔布斯飞到巴登–符腾堡州的黑森林地区与他会面，给乔布斯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艾斯林格的激情，还有他开着奔驰以超过100英里的时速狂奔的勇猛精神。
艾斯林格虽然是德国人，但他提出“苹果产品的DNA中应该有土生土长的美国基因”，有独特的加利福尼亚风情，就像“好莱坞和音乐一样，有一点叛逆，还有自然散发的性感魅力”。他的指导思想是“形式追随情感”，这套用了那句众人皆知的“形式追随功能”。他制作了40个模型来阐述这一概念，当乔布斯看到这些模型的时候，他宣布：“对，就是这样！”“白雪公主”的外观立即被运用到了Apple II上：白色的机箱，紧致的圆润曲线，既能散热又起到装饰作用的细密通风槽。乔布斯给艾斯林格提供了一份合同，条件是他必须搬到加州居住。两人握手达成了协议，用艾斯林格不那么谦虚的话说：“那次握手开启了工业设计史上最为决定性的一次合作。”艾斯林格的公司——青蛙设计[1]——1983年年中在帕洛奥图成立，并从苹果公司得到了一份每年120万美元的大合同，从那时起，所有的苹果产品上都可以见到这句自豪的宣言：
加利福尼亚设计。
乔布斯从父亲身上学到，充满激情的工艺就是要确保即使是隐藏的部分也能做得很漂亮。这种理念最极端也是最有说服力的例子之一，就是乔布斯会仔细检查印刷电路板。电路板上有芯片和其他部件，深藏于麦金塔的内部，没有哪个用户会看到它，但乔布斯还是会从美学角度对它进行评判。“那个部分做得很漂亮，”他说，“但是，看看这些存储芯片。真难看。这些线靠得太近了。”
一名新手工程师打断他说这有什么关系，“只要机器能运行起来就行，没人会去看电路板的”。
乔布斯的反应和往常一样：“我想要它尽可能好看一点儿，就算它是在机箱里面的。优秀的木匠不会用劣质木板去做柜子的背板，即使没人会看到。”几年之后，在麦金塔电脑上市后的一次访谈中，乔布斯再一次提到了当年父亲对他的教导：“如果你是个木匠，你要做一个漂亮的衣柜，你不会用胶合板做背板，虽然这一块是靠着墙的，没人会看见。你自己知道它就在那儿，所以你会用一块漂亮的木头去做背板。如果你想晚上睡得安稳的话，就要保证外观和质量都足够好。”
在迈克•马库拉的影响下，乔布斯把父亲的“关心隐藏部分的美观”的理念进一步延伸：漂亮的产品包装和展示也同样重要。人们确实是会“以貌取物”的。所以，乔布斯为麦金塔电脑的包装选择了全彩设计，并不断对其进行改善。“他让大家重做了50次，”阿兰•罗斯曼（Alain Rossmann）回忆说，他是Mac团队的成员之一，后来娶了乔安娜•霍夫曼，“用户一打开包装，这些东西就会被扔进垃圾箱，但他还是执著于包装的式样。”对于罗斯曼来说，这显得有点失衡：一方面大把的钱被花在了昂贵的包装上，另一方面他们又试图在存储芯片上压缩成本。但对于乔布斯来说，要让麦金塔在性能和外观上都给人惊艳的感觉，每一个细节都是至关重要的。
最终的设计方案敲定后，乔布斯把麦金塔团队的成员都召集到一起，举行了一个仪式。他说：“真正的艺术家会在作品上签上名字。”于是他拿出一张绘图纸和一只三福笔（Sharpie pen），让所有人都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这些签名被刻在了每一台麦金塔电脑的内部。除了维修电脑的人，没有人会看到这些名字。但团队里的每个成员都知道那里面有自己的名字，就如同每个人都知道那里面的电路板已经被设计得尽善尽美了。乔布斯一个一个叫出大家的名字，让他们签名。伯勒尔•史密斯是第一个。乔布斯等到了最后，其他45个人都签过名后，他在图纸的正中间找到了一个位置，用小写字母潇洒地签下了自己的名字。然后他以香槟向大家祝酒。“在这样的时刻，他让我们觉得自己的成果就是艺术品。”阿特金森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