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共济会”与现代科学的崛起：“无形的学院”

带你走近“共济会”
（九·一）
“共济会”与现代科学的崛起：“无形的学院”
注：“Freemason” （自由石匠会）在中国被翻译成“共济会”，在本系列的后半部我们会看到，这个翻译不能准确反映该组织网络的历史及本质属性，但考虑到“共济会”一词已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并认知，故在本系列暂采纳该用词）
目录
（一）无所不在的“共济会”：盎格鲁-撒克逊社会的无形凝聚剂
（二）“共济会” 兄弟帮与美国诞生的幕后真相
（三）“新世界秩序”与美国建都华盛顿：“共济会”的蓝图设计
（四）美国的国旗、国印、国歌……“共济会”兄弟帮无处不在
（五）影子政府与恐怖网络后的乱世魔爪：冰山一角意大利
（六）“一体化统治”、欧盟的诞生：教科书不会告诉你那些幕后权术师
（七）西方精英们的“耶路撒冷”痴迷：巴以血腥冲突的幕后魔影
（八）故作高深莫测的共济会” 起源：既不古老也不神秘
（九）“共济会” 与“现代科学”的崛起：教科书不会让你看见的无形纽带
（十）“共济会”的“偷梁换柱”术：劫持华夏龙根

“共济会”开始以系统的组织力塑造社会“新秩序”，始于十七世纪。当时的欧洲处于一个大动荡时期。经过十字军东征及“文艺复兴”运动，源自东方古文明的丹术、方术等玄学秘术在欧洲一部分精英圈子内得以秘密传播，以其为核心，各式各样的秘密、半秘密社会遍及欧洲大地，“共济会”与“玫瑰十字会”、“皇家学会”（皇家科学院）等精英网络就是这样的代表，它们本身也深深烙刻着一个时代的印记，彼此之间维系着盘根错节的纽带，并有一些核心共同点：“精英至上”、不惜一切手段设法从教会手中夺取对社会的绝对主宰权。
#深度好文计划#作为新旧两大精英统治势力争权夺利的一个工具，“现代科学”从欧洲大地崛起，一大因素是十七世纪的两大宗教战争，一个是在欧洲大陆爆发的三十年血腥宗教战争，另一个是在英国发生的七年血腥内战，同样与宗教有关。

血腥宗教战争催生“无形的学院”
欧洲长达三十年的血腥宗教战争的导火索是一场王位继承权的争夺。1612年，哈布斯堡王朝的神圣罗马皇帝、德国的鲁道夫二世去世。围绕着这个王位继承权，战争爆发。对该次战争的主因，主流历史教材给出的通常说辞，我们没有必要浪费笔墨复述，但有必要谈一谈被避而不谈的一大重要因素。
鲁道夫二世执政的时代是欧洲的炼丹家、方术家、占星术家纷纷周游各王室宫廷及世袭贵族家庭、争相服务的一个黄金时代。鲁道夫二世本人十分迷恋玄学秘术，花了大量的财力与人力收集这方面的资料。他的宫廷更是云集欧洲各角落真真假假的炼丹家、方术家、占星术家、巫术师等人物，包括英国的迪伊、意大利的布鲁诺、布拉格的犹太卡巴拉秘术家犹大·勒夫·本·比撒列 （Judah Loew ben Bezalel ）等等。在西方秘术界，犹大·勒夫·本·比撒列以一门绝技闻名：曾通过方术创生了一个活着但不能说话的假人（golem）。鲁道夫二世也被视为欧洲“科学革命”的播种者之一。

在这样一个氛围中，1614年，后来被统称为《玫瑰十字会宣言》（ Fama Fraternitatis）的一系列文章首次以匿名方式出现，自称是源自“玫瑰十字会”，宣告该兄弟会引领一个基于新的世界性宗教与古文明密教传统的“新世界秩序”，并刻意强调对基督教君主的效忠，“认可”神圣罗马帝国及其帝王作为“我们的基督教君主”。此时，鲁道夫二世已不在人间。
“玫瑰十字会”的宣言出现在当时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领地，它的兄弟组织“共济会”虽诞生在这个领地之外，没有将自己的效忠对象锁定在神圣罗马帝国皇帝本人，但同样是要绝对效忠于自己所属领地的世袭君主、同样要捍卫这些君主所代表的基督教王国，最初对君主的绝对忠诚是作为“共济会”成员的一个基本条件的，并将对国王的不忠与“叛国”相等同。这一点可从十七世纪中期出现的“共济会”《辛克莱宪章》（Sinclair Charters）中清晰看到，这个宪章毫不含糊地表明“共济会”对世袭王权、对基督教君主的君臣从属地位，如此要求成员：
“你必须对国王忠诚，不得从事任何叛国行为或说假话，你也不得与任何叛国或说假话者结交，而是要纠正之，或向国王通报这样的活动。” （《Buchanan Manuscript》）。
《辛克莱宪章》中要求“共济会”成员对君主要绝对效忠——当时这个“君主”是有所指的，指苏格兰的斯图加特王朝，后来随着苏格兰与英格兰王权的合并，也统指英格兰王室。
在教会的怂恿与支持下，鲁道夫二世的胞弟马提亚斯及叔父费迪南德二世多年卷入反对鲁道夫二世的权力操纵，1612年鲁道夫二世去世后，马提亚斯和费迪南德二世相继继位成为神圣罗马皇帝。二者都不同于鲁道夫二世，皆是天主教会的忠实支持者，并在天主教会的要求下，多次试图镇压玄学秘术的传播，因为这些古文明智慧被视为挑战甚至动摇了教皇与教会的权威。
1618年，秘术传统兴盛的波希米亚地区的贵族反叛，推翻了当时还是波希米亚国王的费迪南德二世，将王位送给另一名钟情古代秘术的选帝侯弗里德里希伯爵（Friedrich，Elector Count Palatine of the Rhine），即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的女婿。血腥战争由此爆发。

英格兰国王詹姆斯一世就是苏格兰的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詹姆斯六世。当苏格兰和英格兰王权合并、他抵达伦敦就任合并后的英国国王时，也从苏格兰带来了大批“共济会”兄弟。
詹姆斯一世的女儿伊丽莎白·斯图亚特与弗里德里希伯爵也都大力支持炼丹术、方术等古代玄学秘术，他们完婚后的宫廷因此被称为“玫瑰十字宫廷”（Rosicrucian Court）。弗里德里希本人还是个新教徒。结果费迪南德二世率兵横扫反叛的波西尼亚地区及弗里德里希的领地，并在教会的要求下向整个德国地域推进，决意将其它新教封建领主的势力彻底铲除。
一系列新教封建领地如此纷纷陷落，招致新教国家瑞典的干预，随之，横跨欧洲的一系列新教、天主教国家的大批军队涌入德国，纷纷加入了这场血腥战争——西班牙、奥地利、意大利、匈牙利、丹麦、荷兰、苏格兰、巴尔干半岛各国......
1648年战争结束时，德国被肢解并严重摧毁，陷入四分五裂的瘫痪状态，三分之一之多的人口丧生，有的地区甚至削减了一半以上的人口。（参见：《The Thirty Years" War》 ， Geoggrey Parker, 1997)
这场长达三十年的血腥战争也导致知识领域的一场“反冲击”——原本在神圣罗马皇帝鲁道夫二世治下云集在其统治中心的大批真真假假的玄学术士纷纷逃入地下，或离开德国、在其他国家寻求安全避风港，其中一部分渡过英吉利海峡逃至英国，与英国的同伴结成了多个秘密、半秘密式的组织。弗里德里希一家也逃到新教国家荷兰寻求避难。
虽然一些秘术家逃到英国，但英格兰本身也并非一个比德国宽容多少的安全避风港。1642- 1649 ，因天主教与新教之间围绕王权的权力争斗，英国也爆发了同样的血腥战争。这场内战的结局是英国陷入由克伦威尔出头露面执掌的极端清教暴政，并开始对不符合正统基督教的一切古文明秘术进行清洗与镇压。
正是在这个背景下，众多对这些“秘术”感兴趣的知识文化精英开始了“无形的学院”秘密集会（Invisible College），这是如今已声名显赫的世界科学权威机构“皇家学会”（皇家科学院）的前身。

三胞胎连体婴：共济会-玫瑰十字会-皇家学会
在流亡英国的德国“秘术家”中，著名的包括迈耶（Michael Maier）这样的重要人物——他曾经为欧洲多个王室贵族世家作私人医生，包括神圣罗马皇帝鲁道夫二世、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弗里德里希伯爵等。在英国，这些来自德国的流亡“秘术家”与英国同伴结成了密切关系，并共同对“皇家学会”（皇家科学院）及一系列文化和社会运动施加了深远影响。
迈耶与英国著名的炼丹家罗伯特·弗拉德（Robert Fludd）交往甚秘。罗伯特·弗拉德被许多人视为”文艺复兴”运动的最后一名“秘术大师”，其父深受英国女王伊丽莎白女王一世赏识，担任女王在弗兰德地区的军事财相。罗伯特·弗拉德本人对丹术、方术有着浓厚的兴趣，反映了“文艺复兴”运动中一些“人文主义”大师的深刻影响，如阿格里帕（Agrippa）、帕拉塞尔苏斯(Paracelsus) 、迪伊（John Dee） 等，这些影响激发了弗拉德决意将所有知识整合为一个统一而完整的知识体系。
在其主要著作《宏观及微观宇宙史》（Utriusque Cosmi Historia／History of the Macrocosm and the Microcosm）中，弗拉德论述了“天人感应” 关系的一个体现——宏观世界的宇宙与剧院代表的微观世界之间的感应关系。这一切为以专演莎士比亚戏剧而著名的“环球戏院”（The Globe）提供了建筑设计理念，融入了大量的秘术元素。在“环球戏院”上演的以“莎士比亚”署名的许多戏剧本身也同样隐含秘术知识。
弗拉德将该书的第一卷题献给国王詹姆斯一世。詹姆斯一世的外孙（即“玫瑰十字宫廷” 的伊丽莎白·斯图亚特与弗里德里希伯爵之子）在英国受教育期间的牧师，是在“皇家学会”（皇家科学院）的创建及组织结构设计中扮演了十分重大角色的共济会成员约翰·威尔金斯（John Wilkins）。约翰·威尔金斯是“皇家学会”（皇家科学院）的组建者之一，与英格兰及德国的几朝宫廷王族成员保持着密切关系，并成为大权在握的切斯特主教。
1648年，约翰·威尔金斯在牛津发起了讨论会，这是“无形的学院”的雏形，1659年转移到伦敦。另一著名的秘密学术集会圈子是剑桥大学的”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炼丹家亨利·摩尔等人出面培育的一组秘密精英群“哈特利布会”（Hartlib Circle）。

摩尔是牛顿生命及职业生涯的一个“向导”式人物，深刻影响了牛顿。比牛顿本人更早涉足这个塞满了迷恋于丹术等秘术家的学术精英小圈子的，也有象波以耳这样著名的科学家。
牛顿在剑桥大学时开始深受古代秘术知识的熏陶，1672年正式成为“皇家学会”（皇家科学院）院士，并于1703年被任命为院长。1727年3月20日牛顿去世时，验尸官在其体内发现严重的银汞中毒迹象。牛顿在生命的后一段时期变得性格古怪、反复无常——这些症状与他去世二百多年后才被发现的手稿所显示的相当吻合，显示了一个事实：几十年间，牛顿频繁使用这些物质秘密炼丹。
“无形的学院”属于一种松散的组织，由学术与文化精英构成，大体上基于“文艺复兴”运动中自意大利开始遍及欧洲的“柏拉图学院”模式。当时在英国占有显著地位的，还包括1597年成立的格雷沙姆学院（Gresham College），位于今天伦敦东部高耸入云的国民西敏大厦所在地。格雷沙姆学院由格雷沙姆爵士（Sir Thomas Gresham）出面资助。格雷沙姆爵士的背景极为复杂，是“玫瑰十字会”纹章师约翰·提恩爵士（John Thynne of Longleat）的连襟。约翰·提恩爵士对象形文字等古文明知识颇有研究，也是“玫瑰十字会”的一个地区总会长。
格雷沙姆爵士还出面资助了著名的皇家交易所的创立，可以说是西方社会的一个精致标本：英国乃至整个西方的世袭贵族、文化与知识分子精英、秘密兄弟会、金融势力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密切纽带，彼此盘根错节，关系网四通八达。
1660年，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查尔斯二世在英格兰登基的同年，时任伦敦格雷沙姆学院院长威廉·布朗克尔子爵、英国著名的炼丹家、牛津大学的“共济会”核心成员伊莱亚斯·阿什莫尔、“哈特利布会”的核心主掌人物——剑桥大学的罗伯特·默雷爵士等人开始在伦敦着手组织“皇家学会”（皇家科学院）的创立事宜。1662年7月，国王查尔斯二世为该学院颁发了特许证（Charter）。
当代许多人因把许多“自由民主”神话信以为真，对这一点感到很惊讶——没有国王的特许，不仅不能擅自离开英国而去什么“新大陆”寻求“自由乐土”之梦，而且连这样的学院也是不允许随便成立的。当时的许多奠基院士不仅是“共济会”等秘密兄弟会的成员，也携带者鲜明的“秘术”倾向，而且大多都有鲜明的政治见解，许多也卷入宫廷王朝的权力争斗。
“皇家学会”（皇家科学院）的一名重要奠基者是其首任院长罗伯特·默雷（Robert Moray）。默雷是苏格兰人，但也为法国大权在握、老谋深算的枢机主教黎塞留服务，是黎塞留派往英格兰外交使团的一个专员，并卷入当时欧洲宫廷政治错综复杂的权力争斗，不仅成为1645年法国与苏格兰之间秘密协议的一个密使（这个秘密协议的核心是双方联盟、计划把被废黜的、来自苏格兰斯特亚特王朝的英格兰国王查尔斯一世重新扶上王位），也参与了协助查尔斯一世在与英格兰议会的权力争斗中被扣押后逃脱的计划。

默雷于1641年5月20日在苏格兰爱丁堡的“老玛丽教堂”分会（Old Mary’s Chapel Lodge ）被正式吸纳加入“共济会”。当时在场的包括前一年入会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将军。默雷曾是在法国担任宫廷禁卫军的苏格兰军团的一名军官，被查尔斯一世授予爵位。其妻索非亚出身苏格兰名门望族，是巴尔卡雷斯勋爵大卫·林赛（David Lindsay, Lord Balcarres ）的女儿。如同塞顿、蒙哥马利、辛克莱等苏格兰显赫世家，林赛家族也同样把古代“秘术”作为家族传统保存着。大卫· 林赛本人就是一个炼丹人，其妻，即罗伯特·默雷的岳母，则来自塞顿家族。
这些家族不仅对“共济会”运动的发展施加了深远影响，也通过“共济会”在各个国家的成员，在西方文化与社会权力结构的形成、世界风云变幻的幕后扮演了重大角色。
在牛顿主掌“皇家学会”（皇家科学院）期间，知识精英、“共济会”、欧洲的王室与世袭贵族、“皇家科学院”（皇家学会）之间不可分割的手足关系更上一层楼。如在其核心院士中，第七代阿伯康伯爵曾担任共济会英格兰总会的总会长，也是著名的《 论和谐》（Treatise on Harmony）的执笔人之一。
另一位著名院士约翰·德札古利埃生于法国，是牛顿本人的密友，还担任牛顿的实验助理，并在普及牛顿理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1714年德札古利埃被举荐为院士，1719年就任“共济会”英格兰总会第三任总会长，并为《共济会宪章》撰写了长达四页的献辞，还向“兄弟会”组织内吸纳了大批欧洲政界、贵族世家的大权在握者，如1731年吸纳了洛林公爵弗朗索瓦、1737年吸纳了威尔士亲王弗雷德里克，等等。洛林公爵弗朗索瓦后来也成为被仰慕的欧洲“超女强人”的丈夫 ——其妻就是势力强大的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和波西米亚女王玛丽娅·特蕾莎。这一切不过是西方社会精英一体化势力无形网络的冰山一角。
“皇家学会”（皇家科学院）与“玫瑰十字会”、“共济会”之间与生俱来不可分割的手足关系在一幅画中得以明确显示。1667年英国学者约翰·伊夫林（John Evelyn） 作了一幅著名的纪念画，是描绘“皇家科学院”（皇家学会）成立的纪念作。

画中的三个人物被视为在“皇家学会”（皇家科学院）的创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居中的是英国国王查尔斯二世，左边是布朗克尔子爵，即伦敦格雷沙姆学院的院长，右边是被视为该学会创立的“精神教父”：培根。
这幅画的背景中有个手持喇叭的天使——这是“名誉天使”（Angel of Fame），喻指1614年在德国悄然现身的那个《玫瑰十字会宣言》。这幅画中一些被精心描绘的细节也明确显示一点：“皇家学会”（皇家科学院）、共济会与“玫瑰十字会”之间一脉相承的特殊关系。
如黑白相间的方格的地板、墙上挂着的矩尺和圆规等——这些都是“共济会”的标识性符号。
“皇家学会”（皇家科学院）有众多的“共济会”会员，包括当时在社会上声名显赫的核心成员如罗伯特·默雷、伊莱亚斯·阿什莫尔、威廉·布朗克尔子爵、波以耳、雷恩等等。这些“现代科学先驱”们决意要通过自己掌握的秘密知识，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他们渴望通过自己掌握的大自然奥秘，从昔日被动研究自然的知识仆人变成运用这些知识对自然中各种有形、无形的力量加以积极控制的主人，即培根的 “知识＝权力／力量” （Human Knowledge and human power come to the same thing）。这也是为什么培根在17世纪20年代时倡议：应建立一个专门组织，以研究各种各样的知识。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他们要掌握什么样的知识，出现在1667年伊夫林纪念画中的培根在其影响深远的《新阿特兰蒂斯》（新大西岛）中给出了一个恰到好处的线索。

中西文化传统的反差：知识＝力量 vs 知识＝权力
在《新阿特兰蒂斯》（新大西岛）中，培根描绘了一个位于太平洋的理想国，由一个叫 “所罗门会” （Society of Solomon）的秘密精英组织统治。这些精英头着白色头巾，着装明显带有东征中崛起的军事宗教骑士团及密教政治兄弟会“玫瑰十字会”的“红十字”标。培根的这些秘密精英与柏拉图笔下《理想国》中的秘密监护人同出一辙，如影随形。在其本质上，这是一个由掌握古文明秘术的精英群体从幕后统治的“理想社会”。这种秘密知识才是培根那 “知识＝ 权力／力量／强权” 一句话的真正内涵精髓。
以精于权术而闻名的培根对知识所能带来的权力十分清楚，因而才说出了“知识＝权力／力量” （Human Knowledge and human power come to the same thing）。培根的“知识”并不是指普通的知识，而是那些可以给人带来“权力／力量”（power）的知识——可以用来控制自然与他人并由此带来威力与权力的知识。对于培根及其精英同伴们来说，这种知识只能也必须由少数人掌握、垄断。绝对的权力垄断需要绝对的知识垄断。
现代一些中国学者因不了解西方社会与文化背景，也不了解说这话的培根本人的背景，因而把这话按照中国文化的理念误译为“知识=力量”。用心审视培根的个人、时代、及社会文化背景，这句话更应被翻译成“知识=权力、控制力、主宰力”— 这才是西方文化语境中对 该句中“power” 一词的理解。
培根本人曾公开对玄学秘术之类的知识表示异议，但培根并不是真心要废除这些古代秘密知识，如同牛顿等知识精英一样，培根也深知这些知识的运用会带来的潜在的无限权力。作为一个实用主义者，他的真正用意并不在于这些知识本身，而在于谁去掌握它们。
在《（七·二）奇葩“不列颠以色列论”：盎格鲁撒克逊=“新以色列人”》中，我们曾看到，在最早提出“新以色列论”的英国精英权贵中，包括培根。在许多教科书及课外读物中，培根被树立为“英国唯物主义的首要创始人”、“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唯物主义哲学家”、“对科学研究程序进行逻辑组织化的先驱”，在罗列的培根学术成就中，也少不了《新工具》《学术的进步》《论科学的价值和发展》等“伟大著作”。
实际上从其学术思想上看，尽管被现代一些文人墨客极尽赞誉之词，培根并没有给世界带来什么创新式的思想，但通过《新阿特兰蒂斯》（新大西岛）及其描述的组织模式，他对当今的世界秩序形成以及几百年以来的世界动荡变迁都施加了无形而深远的影响。
培根的“所罗门会”这个名字在“皇家学会”（皇家科学院）的命名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皇家学会”（皇家科学院）其实就是培根的“所罗门会”的化身。这些新兴的精英们决意以自己掌握的古文明“超自然”秘密知识，建立一个“新世界秩序”。在他们设计的这个“新世界秩序”中，他们，而不是其它任何势力竞争对手，将成为新的、绝对权力的主宰者，即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描述的“幕后监护人”。
虽然培根在有生之年并未能亲眼见证皇家学会（皇家科学院）的正式建立，但却被尊为它的精神灵感之父，当之无愧。伊夫林为“皇家科学院”（皇家学会 ）成立所作的纪念画将培根与国王查尔斯二世、朗克尔子爵并列描绘成该组织创立的三大重要人物，足以说明培根的地位。

盘根错节的的纽带：皇家学会院士、沙皇御医、欧洲王室网络……
“皇家学会”（皇家科学院）的另一重要奠基院士是伊莱亚斯·阿什莫尔（Elias Ashmole），也是一个对炼丹术、方术深感兴趣的“共济会”成员，于1646年10月16日被兰开夏郡的沃灵顿分会吸纳加入“共济会”。阿什莫尔与默雷两人有许多共同点，不仅都是斯图亚特王朝的忠臣，致力于该王朝的王位恢复，也都被国王查尔斯二世深深信赖。查尔斯二世即位后的首批任职，就是任命阿什莫尔担任温莎纹章师。
阿什莫尔对古代秘术的迷恋是被牛津大学及伦敦的那些玄学秘术小组的讨论激发的。“无形的学院”于1648年左右开始在牛津频繁会面谈论，在那里阿什莫尔与“无形的学院”成员们建立了密切联系。其炼丹导师与养父威廉·巴克豪斯 （William Backhouse） 是“玫瑰十字会”的成员，也是英国著名的丹术家。1677年，阿什莫尔将自己珍贵的古文物博物馆捐赠给了牛津大学。
阿什莫尔在欧洲精英层内影响力巨大，牛顿遗留下来的手稿也显示，他时常引用阿什莫尔编辑的炼丹术等文稿，并细心地在其中作了密密麻麻的注解。今天著名的⽜津⼤学阿什莫尔艺术与考古博物馆即以他的名字命名，最初由阿什莫尔⾃己的宝贵藏品捐赠⽽成。该博物馆藏有商朝开始的中国文物古籍，还专有一个中国画廊。这是英国唯一为专门展示中国画而建的画廊。

阿什莫尔的影响力也超越英国本土，遍及包括俄国在内的欧洲大陆。阿什莫尔与亚瑟·迪伊（Arthur Dee）的关系十分密切，二人是炼丹等秘术研究中的合作伙伴。亚瑟·迪伊是“大英帝国”这个概念及其全球殖民蓝图的设计者约翰·迪伊之子。约翰·迪伊是伊丽莎白女王的宫廷秘术家与间谍大师——好莱坞大片邦德系列007代号的首位使用人，其子亚瑟·迪伊则成功打入俄国权力最上层，成为俄国沙皇米哈伊尔一世的宫廷御医。十四年后回英国，又成为国王查尔斯一世的宫廷御医。
米哈伊尔一世是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的开创者。罗曼诺夫家族与如今统治英国的温莎王朝有非常密切的宗亲血缘关系。皆来自今日德国的普鲁士地区，属于盘根错节的欧洲王室与世袭贵族精英网络。了解这一点对看清扑朔迷离的国际形势十分重要。
实际上，直到1917年，第一次世界大战被引爆的第三年，为防止反德情绪高涨的英国民众叛乱，英国国王乔治五世才下令英国王室的名字不再使用德国称号或德国姓，而改姓——从明显的德国姓“萨克森·科堡·哥达”（Saxe-Coburg-Gotha）改姓成今天公众熟知的、听起来更有“英国味”的“温莎”（Windsor）。

乔治五世的祖母就是发动了对华“鸦片战争”的那个英国女王维多利亚，其本人则是2022年去世的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祖父，也是沙皇俄国的最后一位统治者尼古拉斯的堂兄。沙皇尼古拉斯的母亲玛丽亚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曾祖母亚历山德拉是亲姊妹，来自丹麦王室，前者嫁给了俄国沙皇亚历山大，后者嫁给了英国国王爱德华七世。他们的外祖父是丹麦国王克里斯蒂安九世，其女儿达格玛嫁给了未来的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孙子卡尔成为挪威国王哈康七世，二儿子威廉姆则成为希腊国王乔治一世。
1867年乔治一世与俄国女大公奥尔加·康斯坦丁诺芙娜完婚，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爱丁堡公爵菲利普亲王就是他们的孙子，即俄国沙皇尼古拉斯二世的皇后亚历山德拉的侄孙。
1918年7月16日／17日，沙皇尼古拉斯一家被处决。苏联解体后，在新成立的俄罗斯联邦政府配合下，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丈夫菲利普亲王提供了自己的DNA来帮助辨认遗骸。1993年，科学家正是通过他的DNA样本得以证实，其中四具遗骸属于皇后亚历山德拉及其与沙皇罗曼诺夫的三个女儿。1998年7月17日，被处决八十周年之际，她们与沙皇的遗骸一同被以隆重的仪式，安葬在圣彼得堡的圣彼得及保罗大教堂。同月，普京被叶利钦任命担任克格勃的继任组织联邦安全局（FSB）局长。次年，普京称共产主义是“一条死胡同，远离文明主流”。
苏联被成功瓦解后，包括叶利钦和普金在内的俄罗斯多个派别的执政精英们尽管在执政风格甚至对外政策手段上有极大不同，但他们都有几个共同点：（1）都把俄罗斯定位于基督教欧洲白人大家庭之内；（2）都把恢复罗曼诺夫家族及其象征的“俄罗斯民族历史传统”的“荣誉”作为一项重大任务；（3）都把东正教作为权力的伙伴并大力扶持。在普金身边的人物中，出现最频繁的人之一就是东正教的教宗。在2023年1月的一次布道中，教宗基里尔称普金为“我们的东正教总统”。
包括俄罗斯在内的西方精英网络血脉相连而隐匿无形，连接这张网络各个节点的，是他们的共同诉求：种族与文化／宗教。这一切对当今的世界风云与国际关系有十分重大而直接的关联。二十一世纪的民族博弈核心就是种族与文明。
只有深刻认知这一点，并提早准备全方位的风险规避方案，才能避免在关键时刻陷入被动，或频繁被各种双簧戏蒙蔽。

精英骑士团、亚当·斯密、西方经济学的神坛
阿什莫尔不仅象牛顿、波以耳等许多其他的同行们一样都是“共济会”成员，都迷恋于炼丹术、方术等秘术知识，也是英国最显赫的“嘉德骑士团”的骑士（Order of the Garter ）。这个骑士团的成员名单可让有心人领悟国际舞台幕后西方精英一体化网络的无形纽带、世界风云变幻中的不变因子。
“嘉德骑士团”于1348年由英格兰国王爱德华三世创立，今天已是世界上极受尊崇的一个精英骑士团，位于英国王室授勋及嘉奖制度的金字塔顶峰。数个世纪以来，它的高级核心成员包括许多西方王室成员及其子孙后代：俄国沙皇与大公 、普鲁士亲王、德国皇帝、法国君主、 意大利国王、比利时国王、罗马尼亚国王、南斯拉夫摄政王、荷兰国王、女王、奥地利王子、埃塞俄比亚皇帝、挪威国王、瑞典国王、丹麦国王、女王、葡萄牙国王、西班牙国王、土耳其的君主苏丹、加拿大的总督，等等。明治维新后，日本的数任天皇也被纳入这个骑士团。
“嘉德骑士团”中另一名“皇家学会”（皇家科学院）的院士（苏格兰爱丁堡皇家学会），是第三代布克莱公爵亨利·斯科特（Henry Scott），来自共济会世家。其祖父是“原版”共济会拥戴的斯图亚特王朝国王查尔斯二世的曾孙。
1777年，亨利·斯科特在仅刚过30岁就被任命为苏格兰皇家银行的行长，并在及至1812年长达35年之久的期间一直占据着这个位置。1783年，亨利·斯科特又成为爱丁堡“皇家学会”（皇家科学院）的院长，并于1794年成为“嘉德骑士团”的骑士。
亨利·斯科特的名字与“西方经济学”粉丝们崇尚的一个人物密切相连，这个人就是写《富国论》的亚当·斯密。
亚当·斯密今天的声誉在很大程度上受惠于亨利·斯科特。1764-1766年，亚当·斯密暂时放弃在格拉斯哥大学享有声望的道德哲学教授地位，以家庭私人老师的身份陪同亨利·斯科特周游海外，并在法国逗留了一年左右。正是在这次逗留法国期间，亚当·斯密有机会得以结识当时法国的学术精英及社会运动领袖们并深受影响，其中一位是法国启蒙思想家、“重农主义”学派的领袖弗朗索瓦·魁奈（François Quesnay），当时被誉为“欧洲的孔夫子”，因为他深受中国文化与思想理念的影响。

亚当·斯密常被人与“自由放任”经济学（Laissez_faire）划等号，许多人也把亚当·斯密作为这一用语的发明者，而从不解释，为什么一个英国人需要使用一个法语词来表达他的思想理念。
把亚当·斯密渲染成“自由放任”思想理念的鼻祖，不仅割断了这个概念直接源于法国启蒙思想家的纽带，也遮掩了这个法语词的中国文化起源，是盎格鲁-撒克逊权术师们最擅长的一门国术：移花接木，将他人所有据为己有。
“自由放任”（Laissez_faire）这个概念并不是亚当·斯密首次提出，这个法语词是魁奈带领的“重农主义”学派的座右铭，是对中国哲学“无为而治”这个概念的直译，即遵循贯穿自然规律、循道而行。
如华夏文明之根《易》之所授，自华夏文明开启，往圣先贤们就为后世子孙留下了自由开放、在平等互利的原则上礼尚往来的民族传统，传输了遵循自然规律进行市场自我调节的经济原则。基于这个文明根基，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第一篇就论市场自我调节的经济基础：“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贱之徵贵，贵之徵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
不仅魁奈，其他诸多欧洲思想家也同样深受华夏哲学与经济思想的影响。如法国启蒙思想家与历史学家利克拉克（Nicolas Gabriel Le Clerc ）在其《大禹和孔子》》 （Yu le Grand et Confucius）中就督促欧洲人说，如果欧洲人想要取得重大的经济发展与进步的话，就必须仿效中国，并主张要象大禹治水那样，移除所有的商业壁垒，才能让商业得以最佳运行。
“自由放任”理念如是反映了十八世纪法国社会深受华夏“无为而治”等哲学思想影响而兴起的一股思潮。当时的欧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并无儒道之分，把当时盛行的儒家作为整个华夏文明的代表与缩影，魁奈被称为“欧洲的孔夫子”，都不足为奇。（参见：J. J. Clark 《Oriental Enlightenment》，1997， Pp 49）
亚当·斯密在陪伴亨利·斯科特周游法国期间深受魁奈及其代表的“中国风”影响，让市场的“自然规律”生效、只有当农民们免受国家强行干预时，农业才能被充分利用、民富才能国强等等，这些理念都深受中国的“无为而治”、遵循自然规律、民本、民生的治国之道影响。

从法国归国后的十年，亚当·斯密致力于撰写那本如今已成为经济学课堂上必提的《国富论》，并把这个“自由放任”（无为而治）理念融入自己的书中。该书最终于1776年发表。即使如此，直到十九世纪，即《国富论》发表近一个世纪后，“自由放任”这个概念才在英国开始变得流行。
“无为而治”是华夏文明之根《易》所承载的文明精髓要素之一，是货真价实的“自然法”。但在“西方中心主义” 重构人类文明史中，这个华夏文明要素却被西方信手拈来据为己有，并反过来编织“中国没有自然法”的谎言，继而被一些现代中国学者鹦鹉学舌地传播。实际上，“自然法”只能产生于华夏这样的文化土壤，而不可能在西方。
在“西方中心主义”历史重构中，有关“自由放任”的思想来源与华夏文明痕迹被有意保持缄默不提。同时被有意删除的，是魁奈作为“自由放任”经济学的欧洲鼻祖这个角色。为抹除中华夏文明的痕迹，魁奈这个纽带也必须被割除，取而代之的，是亚当·斯密独自一人被赤身裸体地搬上经济学神坛。
亚当·斯密的名字被历史学家、经济学家们大力推销，仿佛他是“自由放任”经济理念的“鼻祖”、“率先倡导者”。英国也由此摇身一变，成为“自由放任”经济理念的思想摇篮，盎格鲁-撒克逊民族则成了天性拥有“自由”传统与“企业精神”的“优等”民族。中国反被妖魔化成 “封闭、独裁、专制而落后”的代名词。
当今中国某些学术精英被严重精神殖民（或不学无术，或兼而有之），其病入膏肓的程度令人不寒而栗。一个典型例子就是2017年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高调渲染报道来自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几名地位显赫的著名学者联手英国牛津大学进行的“经济史研究”。这些地位显赫、名声在外的学者滑天下大稽地声称，欧洲在工业革命前数百年前的中世纪，人均GDP就已经超过中国，并得出一个结论：欧洲的“富有”和中国的“贫穷”是因为“制度的不同”。傻瓜也能读懂他们的言外之意：欧洲制度优于中国。

究竟何人、什么势力在掌控着中国学术界的话语权、在教育中国的下一代栋梁、在承担中国社会发展与经济政策制定的决策“智囊”重任？
显然亚当·斯密本人还没来得及读这类“西方中心主义”历史神话剧本，即使读了，他也只能莫名其妙。在其《国富论》中，亚当·斯密毫不掩饰地仰慕中国的富甲天下，如同他那个时代的诸多欧洲知识分子，亚当·斯密在著书立作、探索民富国强之路时，仰望的不是“早在数百年前的中世纪人均GDP就已超过中国”的子虚乌有之欧洲，而是欧洲启蒙思想家呼吁“欧洲要想取得重大进步就必须仿效”的中国这个“比欧洲任何一个地方都远远富有的国家”（Book I, Chapter XI, Part III, pp 221 - The Wealth of Nations )。
欧洲启蒙思想家及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对中国的评论被“优越的”西方的大批现代粉丝们忽视，却在无意中让“西方中心主义”历史神话肥皂泡不捅自破 。这是历史神话编织者们难以彻底抹除干净的华夏文明痕迹。
一个后记：从法国归国后，亚当·斯密在英国学术精英网络中的地位更加巩固，被举荐到英格兰的皇家学会（皇家科学院），成为一名院士。1783年又成为爱丁堡“皇家科学院”（皇家学会）的奠基院士之一，它的首任院长就是亨利·斯科特。数年内，1787-1789年，亚当·斯密被授予格拉斯哥大学名誉校长一职。青云直上。
（下一节：从牛顿的“恋赤怪癖”透视两幅面具下的西方“现代科学先驱”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