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翻译家李继宏：做翻译就是服务于跟我同时代的读者｜读

“2000年以前，90年代、80年代出的那些译本基本上是不能看的。”青年翻译家李继宏指出过去经典译著“误译”多的状况，引起巨大争议。在网上，网友们还专门建了“diss李继宏”小组，给他的作品发起“打一星”运动。
李继宏，青年翻译家，广东揭阳人，1980年生于江西安远，25岁便翻译出版了《追风筝的人》，更有多部百万级畅销译著如《月亮和六便士》《与神对话》《了不起的盖茨比》《小王子》《瓦尔登湖》等，译著涵盖小说、散文、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宗教等领域。对于争议及翻译的话题，长江日报读 采访了李继宏。

李继宏
为一群蜂鸟留在美国
2014年，李继宏准备翻译莎士比亚，发现国内研究资料不够，感觉有必要去英国。2014年春天，他去英国伯明翰大学莎士比亚研究所做访问学者，年底回国。“当时我正准备翻译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这本书很难，我就打算去美国，一是为资料，二是能接触研究福克纳的学者。”
2015年夏天，李继宏去了美国，找到研究福克纳的权威专家理查德·戈登（Richard Godden），跟着他学习，并把住所安置在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附近。
刚开始没想着长居，准备访问结束后就回国，可后来为了一群蜂鸟，李继宏夫妇在美国住了下来，直到去年因为新冠疫情才回上海。
“每天都有一些野生蜂鸟飞来，我太太用白糖煮好糖水，装进喂食器，挂在院子里等着它们来喝，最多的时候每天有一两百只。”李继宏表示，正是因为他们夫妇二人对那些鸟的感情，所以一直待在美国加州橙县舍不得离开。
最近两年来，李继宏暂时停下翻译工作。大多时间是夫妇二人去国内各个地方观鸟。
“我跟太太两个人比较内向，社交生活不多，大多时间是两个人出去观鸟，在上海看，也会去新疆、云南等很多地方，今年还去了滇西两次，那是中国鸟最多的地方。”李继宏说。
“网上有些人骂我，给我的作品‘打一星’，我跟那些人都不认识，还有人说我人品不好。我觉得非常奇怪，因为我的生活十分简单，每年见面超过3次的人一只手就数得过来，大部分时间待在家里，或和太太出去旅行观鸟。我人好不好，你怎么知道呢？”不过李继宏也不以为意：“有些人给我的作品打一颗星，并不代表他们不认可我的作品。我几乎每天都会收到读者来信，他们告诉我一些读后感，和我分享自己的故事。前一阵我还收到一位读者的来信，说她家书架有一个专门的隔层放我的书，还问我为什么一年多没有出新作。”
希望未来能“重新解释”中国古籍
李继宏曾在不同场合表示，希望翻译完经典名著后，能整理中国古籍。
“整理古籍，其实是想让现在的读者更多地认识它、接受它。比如大家都知道《庄子》这本书，但要是拿一本《庄子》让你读，即使你文化水准高、受教育程度好，不看注释不看研究，可能也很难看进去，普通读者还有中小学生就更不用提了。”李继宏认为，中国古代经典有很多特别好的东西，远的不说，哪怕是明清乃至宋朝，很多特别好的文学作品、社科类作品、哲学类作品，现在中国的人反而不了解。
“所以会导致一种情况，今天的中国人对本土文化了解不够，会有一种外来文化比本土文化强的感觉，对外来文化有一种其实未必站得住脚的崇拜。所以我想着，如果条件允许，我会找一种恰当的方式，让古代一些好作品被现代人理解、认识、接受。但现在做这个事情的时机尚不成熟，可能得等以后再说。”
李继宏将这个工作看成是一种“重新解释”。“其实我设想里也包括现代作品。就拿鲁迅来说，大家对他的名字很熟，但对他的伟大认识可能不够。中国的文学批评界通常把鲁迅当作是一个民族作家、左翼作家，更多强调他的革命性，以及对中国传统文化批判的那一面。但这其实低估了鲁迅，他是一个伟大的现代主义作家，他跟爱尔兰的乔伊斯、美国的福克纳他们是一代人。如果我来讲鲁迅，我会把他放到世界文学的框架里面讲，把他放到现代主义文学的框架里面讲，我们就能看清他处在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阶段，他如何与世界文学接轨、在中国开创现代主义文学。”
“我感觉中国传统的东西，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都需要用新的角度去解释和看待，这样才能更好地建立起文化自信。”李继宏说，国内对本土文化关注不够、了解不够，但是相信这个局面逐渐会改变。
【访谈】
“误译”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不存在谁比谁水平高
读 ：你因“误译”的话题受到关注，有人把你说的“误译”理解为是对老一辈译者的批评，还反过来批评年轻译者水平更差，是不是这样？
李继宏：现在的翻译量比以前多很多，至于说以前老一辈翻译家本身的水平和现在的年轻人比谁更高，这个很难讲，因为不同时代的人不能比较，否则就是关公战秦琼了。
重要的是一个人能接触到的资料。我常举的一个例子是傅雷，他翻译了很多巴尔扎克的书，但是很难想象他竟然没有巴尔扎克全集，相关研究资料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做翻译，肯定没法跟现在比。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更多，要买一套巴尔扎克全集也很容易，上网一买就有了，看不懂可以发个邮件，也许3分钟对方就回复了，打电话更快。但以前没这些条件，交通不方便，跟外面交流也难，碰到读不懂的地方，要写信去巴黎都没有航空邮件，邮件得先坐火车去莫斯科中转，一去3个月，再回来半年不见了，怎么做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时代的问题，不存在谁比谁水平高。现在的生产条件更好，所以做的东西肯定比以前要好得多。我始终相信时代是在进步的。傅雷在上世纪50年代译的书，到60年代他还要重新译一遍，因为他觉得过去译得不好，他经常重新翻译。
读 ：有人感叹说，过去翻译家像是时代先驱，而译者地位今不如昔，是不是这样？
李继宏：傅雷等著名翻译家是佼佼者，不足以代表民国时代所有同行。民国有大量译者，现在有人记得吗？没有，大多数连名字都没传下来。以前的译者不是每个人都有高收入，不能拿一个时代的翘楚跟今天的整个群体对比，这本身是一个错误。
随着社会的发展，行业的重要性会发生变化。每一个时代都有吃香的行业，也有不吃香的行业。以前没什么人懂外语，有人哪怕懂一点外语就会显得很稀奇，因为少，所以得到的社会地位更高，这可以理解。而如今国家普及英语教育，甚至很多大学里有小语种专业，懂外语不稀奇。但我觉得，翻译家在今天的地位没有那么差，也是很受尊重的。
其实翻译界的问题最主要还是在于没有专业的机构来评判，没有一个评价体系。你出了一本书，哪怕译得再好，也有人说不好，读者一头雾水，只一直听人说老翻译家的好，去看感觉又不是那么一回事，也不敢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翻译是意识活动的交流，而不是文字的交流
读 ：有人评价你的译本“忠实”，你对“忠实”的理解是什么？
李继宏：翻译本身是意识活动的交流，不是文字的交流，所以你要忠实的是作者的原意，而不是忠于原文，为什么呢？因为原文可能会犯错。
比如说我翻译过一些社会学的书，其中《公共人的衰落》那本书原版是1972年出的，我是2008年翻译出来的，中间印了几十次，但我发现里面有一些错误，作者写错了，出版社也没找出来。所以我翻译的时候把它们改过来，列了一个勘误表给作者寄过去，他很高兴，立刻叫那边的出版社改。包括我翻译的《匠人》，里面写到维特根斯坦哪一年住在维也纳，年份写错了，我告诉作者，他也很高兴。原文会出错，作者会犯错，所以你不能忠于原文，这是第一。
第二点更复杂，以前的作者面对同时代的读者，很多东西不需要写出来，但现在要传达他的意思，你只能加注释，否则读者理解不了，那么注释就是原文没有的。
另外还有更复杂的原因，比如《瓦尔登湖》里引用了中国古代的典籍，像《论语》《周易》之类的，但是梭罗看的不是原文，他不懂汉语，他看的是一位法国人翻译的。但那个译本我看了，它有一些理解是错误的，所以我在翻译《瓦尔登湖》的时候，我并没有用相关典籍的原文去对应梭罗写下的句子，因为这是不对的。我的方法是按照梭罗理解的意思翻译成中文，再通过注释告诉读者出处。
而且出版或者说翻译是一个很复杂的活动，并不是很简单的作者、译者、读者三方的关系，中间还有很多环节，比如经纪人、编辑、审查部门等等，译者不能也不应对译稿负有完全的责任。有些挑刺的人对翻译的专业性缺乏足够的认识跟尊重，不是说我不会犯错，但是绝大多数他们认为我译错的地方，其实我是有更深层考虑才那样译的，或者是版权方等其他原因要求修改，锅我不能背。
读 ：翻译学上有一种说法是只有永恒的作品，没有永恒的译本，一个译本只能活50年，是不是可以说，你的译本将来也会被淘汰？
李继宏：当然是这样，对我来说，我做翻译就是服务于跟我同时代的读者，我只希望努力为这个时代做一点贡献。译本为时代服务，不会永垂不朽。现在的市场上，很少有出版社出以前的旧译本，它们被时代淘汰了，所以书店里大多数译本是近几年翻译的。
读 ：冯唐的《飞鸟集》曾带来很大争议，你怎么看？
李继宏：大家习惯于说老的好，不去看新的，有“原文至上主义”的因素，加上以前读《飞鸟集》有了固有的印象，突然有一个人来颠覆了，就接受不了了。泰戈尔本来也不是用英语写的，而是用孟加拉语写的，英译本跟原文肯定有出入，因为泰戈尔生活在印度教的氛围里，有很多观念，还有那些节奏、平仄、韵律等在翻译的过程中已经丢失了。
郑振铎的译本是从英语转译过来的，如果只从英译本判断，我认为它不应该叫《飞鸟集》，它是“离群的鸟”，跟“飞鸟”没什么关系。我们知道《飞鸟集》里每一首诗都是碎片，很短，其实就是泰戈尔偶尔想到了就记下来，他把这个当作“离群的鸟”一样，这些碎片凑成了一本书。
网上一些评论骂冯唐，也不是因为他翻译或者学术的问题，说不定还没读过他的作品。我们中国人普遍喜欢谦虚的人，如果你很有个性，很注重自我，大家就会骂你。
“原文至上主义”是错误的
读 ：你译一本经典花的时间不亚于作者写一本书的时间，里面会有大量注释，还要撰写导读，为什么要这么劳心劳力？
李继宏：我小时候看外国文学作品感觉读不下去，我以为是外国人跟我们想的不一样，后来我才知道，其实很大部分是翻译的问题。我自己重新译这些书的时候，就发现这不仅仅是把正文翻译过来的问题。经典的时代都比较久，比如《傲慢与偏见》发生在200多年前的英国，跟现在的英国区别都很大，生活、制度、道德观念，一切区别都很大。就算现在的英国人也不大看得懂，所以就需要注释，中国读者就更需要了。
就像今天大家都点外卖，但也许有一天，比如五十年后、一百年后不存在这个服务，但今天有一篇文章讲了外卖的故事，后来的读者肯定不知道在讲什么。奥斯汀写《傲慢与偏见》的时候，不需要向当时的读者解释礼仪规则，但是现在的读者需要知道，比如说两百年前英国舞会，如果不认识一位女性，是不能跟她跳舞的，一定要有人介绍才行，而且不能跟同一个人连跳两次，因为只有订了婚的人才可以连跳两次，所以简跟宾格利跳了两次舞，她的妈妈那么兴奋，是因为她觉得新来的高富帅看上她女儿、要向她女儿求婚。注释清楚了，读者就明白了。
导读是这样，以往学术界或者评论界对这些作品的解读，可能有点过时或者不够全面。比如说以前大家把《小王子》当成一本童书，但我觉得它不是，因为里面有太多东西是儿童理解不了的，而且一些作者本要表达的东西也不在儿童文学的范畴里，所以我写了导读，把它重新定义成一个存在主义小说。
我说的不一定对，但我看到了与前人不一样的东西，所以我写出来，给读者一个参考，让他们去判断。所以我每翻译一部作品，我都会写一个很长的导读，重新去诠释它。
读 ：你的翻译中常用到很中国的说法，比如“身在曹营心在汉”“以其人之身还治其人之椅子”，是怎么考虑的？
李继宏：我的初衷是译的书一定要让人读起来很愉快，至少没有障碍，不要让人痛苦。所以你看我翻译的书会觉得，这是一个中国人在讲外国的故事，读起来很流畅，不会抗拒。年轻读者拥有这样的阅读体验，久而久之会培养出看书的习惯，因为他在书里得到了快乐。人都不是自虐的，不会读了痛苦还要自讨苦吃。现在很多中小学会指定外国名著作为必读书目，如果小孩读到一本书，像我小时候读外国文学那样痛苦，自然会觉得阅读是很痛苦的事情，因而养不成读书的习惯。一个人如果没有阅读的习惯，其实蛮可悲的。
翻译的本质不是文字到文字的转换，而是一种交流，通过不同的语言来传达意识活动。很多东西没有在文字里写明白，这时候就需要做翻译的人做研究，比如说我为了翻译《傲慢与偏见》就曾看了三年资料，几乎把伯明翰大学图书馆里面藏的19世纪的英国杂志都翻了一遍，理解当时人的思想观念、法律制度、风俗习惯、衣食住行、生活环境等。当你全部弄通以后，才能理解作者到底要说什么，这是第一步，这是所有翻译工作的起点：通过原文还原作者创作时的思维活动。第二步就是用汉语重新建构这个思维活动，让读者能完全体会。这个过程里，文字只是一种表象，需要翻译的是思维活动，不是文字。文字只是一种工具、一种载体，它本身不重要，所以我一直说“原文至上主义”是错误的。
读 ：小说读不懂可能是翻译问题，那么学术专著呢？
李继宏：我自己也翻译一些学术类的书。我大学念的是社会学专业，如果没有接受过基础的社会学训练，不会知道社会学理论话语体系，那么看相关专著就会觉得很费解。举个简单的例子，比如说“互动论”三个字谁都懂，但是互动论背后的理论根源是什么？定义是什么？没有基础就不知道。去美术馆看展览，如果未受到完整美术知识教育，不理解绘画史，不了解各种流派的技巧演变，那么就不会懂《蒙娜丽莎》为什么那么重要。又比如读哲学类的书，像胡塞尔的著作，必须先接受很好的现象学的训练。专业著作有专业的门槛，所以比较难懂。
不可否认大多数学术著作翻译存在问题。如果只是专业门槛，那么还好，勤查资料能解决，不理解互动论是什么，查一下也能接着读。但有些学术专著翻译有问题，有些句子的逻辑关系是错的，递进关系是错的，因果倒置，读起来就混乱。
不是说只要学了什么专业，就能做相关专业的翻译工作。翻译本身也有专业性，比如我现在回头看我翻译的第一本书，我觉得有不少问题。它是一个手艺，这就跟炒菜、开车一样。一个人偶尔下厨，也许做出的菜还能吃，但要当厨师肯定不够。任何专业都需要长时间的实践、需要大量经验才能做得好。所以学术专著翻译要具备两方面的专业能力，一个是所学专业的专业，一个是翻译专业的专业。
中国是翻译最强大的国家，而美国不大吸收别人的文化
读 ：在国外有没有看到一些没被翻成中文、但很适合翻译出来的书？
李继宏：非常多。我最近在看亨利·米勒的书，国内看到的大多是他的小说，但我觉得更有价值是他的杂文。当年他在美国很受打压，因为他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写过很多对美国社会问题、对人类命运思考的文章。写得特别好，但没有被翻译过来。他是个复杂多面的人，但大家只看到一面。还有托马斯·沃尔夫，他在美国很著名、影响很大，影响了海明威、福克纳那一批人，但他在国内几乎没有知名度，被翻译过来的作品很少。有些作家的作品虽然被翻译得多，但接受度也不够，福克纳便是一个例子。还有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这些国家的文学，好多没有被发现。如果从了解外国文化的角度看，那么国内市面流行的作品不足以认识全貌。
读 ：那是不是我们翻译的量不够？
李继宏：版权局每年有一个统计公告，可以看到每年版权引进输出的情况。比如，中国不包括中国港澳台地区，2016年引进的图书大概是15400多种，2017年是16000多种，2018年是15000多种，每年稳定在15000左右的水平。这是一个什么概念呢？中国从清朝末期开始到改革开放前，所有翻译过来的图书都没有现在一年翻译的图书多。
据我了解到的情况，中国是全世界翻译最强大的国家，其他国家哪怕是德国法国也达不到这样的量。另外因为我们人口多，有些译本销量特别大。所以我跟国外同行交流的时候，他们都很吃惊，因为他们翻译的书大多只能卖个几百本几千本，很难想象翻译的书能卖百万册，这是中国特殊的国情决定的。
读 ：在国内常感觉中国译介别人的作品很多，被译介出去的情况很少。到底是不是这样？
李继宏：这要分国家，我有很多东南亚读者，而且还不是华人，就是当地人，他们会给我写信。但中国作品在美国和英国被接受的程度不高，在欧洲也好，在美国也好，卖得最好的是《孙子兵法》。我有位美国朋友叫徐穆实（BruceHumes），是英美著名的译者，他翻译的卫慧的《上海宝贝》卖了十几万册。这成绩在英译的中国图书中是很了不起的；我觉得主要是因为这本书满足了外国男人对中国女性的想象。他还翻译了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还有其他很多书，但销量不怎么好。
美国比较强势，不大会去吸收别人文化的东西，那边出版界有一个著名比例是3%，翻译作品只占美国图书出版总量的3%，而且这3%里大多数卖不动。美国著名翻译家葛浩文，他翻译莫言、王安忆等人的书，在美国就卖个一两千本。莫言老师得了诺贝尔奖之后也就卖了个三五千本，《西游记》出版到现在30几年总共就卖了10000多本。美国人不看外面的东西，他们觉得别人的东西没他好。但是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等就翻译很多外国作品。但中国国力正在上升，自然会有越来越多人看中国作品。
“无人问津”的毛姆
在国内，《月亮和六便士》有几十种译本，有些版本一年达到百万级别销量，然而英国作家毛姆在今天的英国几乎“无人问津”。
李继宏说，这有几种原因，一是因为毛姆是2016年公版的，公版就是说，一个作家去世50年后，他的作品就没有版权了，进入了公共领域。而中国是一个翻译大国，继2016年李继宏翻译的版本出来后，一年卖了20多万册，很多出版社开始翻译，网站开始促销，这本书就火了起来。
表面看起来，像是翻译家代替大众建构起我们头脑中的印象，某某“文化热”就像是翻译家塑造的一种“幻象”。但其实，一本书好不好卖，有很多原因，有出版社的原因，有营销的原因，甚至有很多莫名其妙的原因，比如说哪位名人推荐了这本书，就火了。
李继宏说，每一个作家、每一部作品有自己的命运，中国人和外国人往往不同步。只要适合中国社会、适合现在的读者群体、适合当下的社会思潮，那么大家就可以去喜欢。译者起不到决定性作用，而他需要做的，就是服务好同时代的读者。
（长江日报记者秦孟婷）
【编辑：付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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