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重译《飞鸟集》——从中国人最喜欢《飞鸟集》谈起

泰戈尔《飞鸟集》，钟书峰译，微信读书
《飞鸟集》，泰戈尔著，钟书峰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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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重译《飞鸟集》
——从中国人最喜欢《飞鸟集》谈起
钟书峰
泰戈尔，是大文豪，也是大哲学家。1913年，他以诗集《吉檀迦利》摘取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第一位荣获该殊荣的亚洲人。但是，中国人最喜欢的，是泰戈尔《飞鸟集》，而不是《吉檀迦利》或者其他。
《飞鸟集》原著，首版于1916年，共有小诗326首。不过，第98首与第263首重复，所以，实质上只有325首。吴岩先生考证：这部诗集主要创作于1913至1916年间。其中，有283首，是泰戈尔用英语创作的；有43首，是泰戈尔本人译自其1897年出版的孟加拉语散文诗《碎玉集》，但是，翻译时作了很大改动，因此，实质上是泰戈尔用英语重新创作的。
在直接用英语创作的《飞鸟集》283首小诗中，据周策纵先生考证，有不少是诗人在1916年前往日本的海上旅途中创作的；据吴岩先生考证，有不少是诗人这次访日居留期间创作的；据本人考证，有一些是诗人1916年前往日本途经中国香港作逗留时创作的，有一些是诗人从日本前往美国的海上旅途中创作的，有一些是诗人在美国访问逗留期间创作的。
1916年6月18日至9月2日，经人介绍，泰戈尔住在日本富商原富太郎位于横滨的三溪园。原富太郎（1868年—1939年），号“三溪”，后以“原三溪”之名为日本人所熟知，系日本实业家、银行家、慈善家、艺术收藏家。在三溪园逗留期间，泰戈尔创作了不少《飞鸟集》诗句。《飞鸟集》首版时，泰戈尔在扉页专门题词“献给横滨的原富太郎”，原因就在于此。《飞鸟集》第272首诗句，就疑似与原富太郎直接相关。还有一些《飞鸟集》诗句，是访日期间应日本人尤其是日本女性请求，泰戈尔即兴创作并题写在扇面或者纪念册上的。根据泰戈尔日籍翻译的回忆以及横滨艺术博物馆等官方机构的介绍，《飞鸟集》第1首、第2首、第88首等诗句，是确定在日本创作的，但是，究竟有哪些诗句，确定无疑是在日本创作的，有待进一步考证，或者由于年代久远、相关人物已作古、留存资料不多，已不可考。
泰戈尔的学生、1916年访日期间的印籍翻译穆克尔·迪伊（Mukul Dey）记述，泰戈尔曾在三溪园与主人、来访宾客探讨日本俳句之美。那些创作于日本的《飞鸟集》诗歌，就深受其影响。日本俳句，又深受中国汉诗绝句的影响。《飞鸟集》通过日本俳句，很可能间接地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人更喜欢《飞鸟集》而不是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吉檀迦利》。
当然，中国人更喜欢《飞鸟集》，也可能有翻译原因：就中译本而言，无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吉檀迦利》都远不如《飞鸟集》。当然，也许是互为因果，正因为最喜欢《飞鸟集》，所以，中国人非常热衷翻译它。截至2023年12月31日，我发现，竟然有高达44个不同译者翻译出版的中译本。
《飞鸟集》最早的中译本，可能是王靖译本《迷途的鸟》，发表于1921年第7、8期合刊《新人》杂志上。后来，又有如音译本。这些均是节译本。郑振铎译本，最初也是节译本。1922年，郑振铎先生节译出版《飞鸟集》。之后，他又修改、节译出版更多的《飞鸟集》诗句。1956年，郑振铎全译本《飞鸟集》出版。此后，陆续出现许多译本。
此前，绝大多数专家认为，郑振铎译本《飞鸟集》最为经典。不过，郑振铎译本也存在不少问题。1920年代，梁实秋先生等大家对此有所评析。此后，也不断有人对郑振铎译本提出批评，比较一致地指出：有不少误译、漏译，有大量非常生硬的欧化语句等等。

钟书峰译本《飞鸟集》，微信读书出品
例如：第34首，是用拟人手法，鞭挞忘恩甚至负义之人的。也许，像“誉满天下、谤满天下”的卢梭这类人，可能就是泰戈尔诗句讽刺的对象。在年老色衰、贫病交加时，华伦夫人曾恳求有能力的卢梭施以援手。可是，关注抽象之人甚于具体之人的《社会契约论》作者卢梭，竟然置之不理。要知道：收留、培养和塑造卢梭的，是华伦夫人！华伦夫人最得意的杰作，是卢梭！华伦夫人，是卢梭亦师亦母、亦妻亦友的女人！华伦夫人，是卢梭弥留之际所说的“最好的女人”！但是，郑振铎先生译文疑似没有准确把握这一点，没有觉察到文中“thanks”指向的动作实施者，不是河流，而是其他，就是说，不感谢的，不是河流。
第34首 无人感激
The dry river-bed finds no thanks for its past.
钟书峰译文：
干涸的河床发现：
它的往昔，
无人感激。
郑振铎译文：
枯竭的河床，并不感谢它的过去。
又如：第49首，实质上是泰戈尔不畏强权的人生写照，不说其反对英国殖民印度的系列社会活动等，只说其多次同情与支持中国、谴责英国和日本的言行：1881年，泰戈尔发表《死亡的贸易》，谴责英国向中国倾销鸦片、毒害中国人民的罪行；1916年，访问日本时，发表《国家主义》等谈话，严厉谴责日本侵略中国山东的恶行；1937年，多次发表谈话、诗篇和公开信，斥责日本的侵略行径，同情和支持中国人民正义的抗日战争。郑振铎先生疑似没有深刻体会到这一点，明显误译“at one with（一体的、站在一起的、支持、声援）”。
第49首 强权的车轮
I thank thee that I am none of the wheels of power but I am at one with the living creatures that are crushed by it.
钟书峰译文：
万幸我没有沦为强权的车轮，
而是声援那惨遭碾压的生灵。
郑振铎译文：
谢谢神，我不是一个权力的轮子，而是被压在这轮子下的活人之一。
再如：第219首中的“Men”和“Man”，只是作者追求用词变化而已，只是表达方式不同而已，没有任何含义区别，都是泛指“人”“人类”“人们”，但是，郑振铎先生疑似分别明显误译为“独夫”和“人民”。
第219首 慈仁
Men are cruel, but Man is kind.
钟书峰译文：
人人都残忍，
心心皆慈仁。
郑振铎译文：
独夫们是凶暴的，但人民是善良的。
粗略统计，郑振铎先生明显误译和漏译的诗句，至少有70首。要是算上不是那么明显误解、误译、漏译以及硬译等诗句，疑似值得商榷的地方，就会更多，详见拙译正文脚注。郑振铎译本尚且如此，其他译本存在的问题不会更少。那么，问题来了：海内外14亿以上人口的汉语圈，难道只有我很肤浅，不懂欣赏诸多名家专家大赞特赞的《飞鸟集》郑振铎先生等的优美译笔？说汉语的人，以前阅读的，真的是泰戈尔创作的《飞鸟集》？
文学大家郑振铎先生误译如此之多，究其原因，恐怕是：
首先，郑振铎译本《飞鸟集》，虽然不是第一个中译本，但是，仍然不失为开拓者。因此，难免不会不存在开拓者通常会存在的翻译问题。
其次，郑振铎先生翻译时，正是现代汉语形成时期。正如同时代的鲁迅文章，在现在看来，存在语病一样，郑振铎译文也难免有那个时代的烙印与局限。
再次，郑振铎先生翻译时，没有我们现在的便利条件，也会影响翻译质量。
无论如何，中国人最喜欢《飞鸟集》，可能还有泰戈尔《萨达那：生命的证悟》译序所谈到的原因：
泰戈尔作品尤其是诗歌，推进了中国白话文运动特别是现代诗歌、散文的发展。泰戈尔诗歌或者散文诗引进中国之时，正是中国白话文以及现代诗歌、散文初步发展之际。“五四”运动后创作的现代新诗、散文，不少作者毫不讳言，都从泰戈尔诗歌或者散文诗之中汲取了营养，都具有刻意模仿《飞鸟集》等诗歌的痕迹。
泰戈尔自1913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后，作品与思想逐渐引起中国知识界的注意。
最早著书介绍泰戈尔作品及其思想的中国人，可能是国学大家钱智修。1913年，他在《东方杂志》第10卷第4号上发表《台峨尔氏之人生观》，“台峨尔”即指泰戈尔。
最早翻译泰戈尔诗歌的，似乎是引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旗手陈独秀。他以五言古诗形式，从《吉檀迦利》中选译了四首诗歌，即第1、2两首和第25、36两首，取名《赞歌》，载于1915年出版的《新青年》前身《青年杂志》第1卷第2号。在篇末，陈独秀对泰戈尔作了简要介绍：“达噶尔印度当代之诗人。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也。曾受Nobel Peace Prize，驰名欧洲。印度青年遵为先觉，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在这里，陈独秀误会泰戈尔荣获的是诺贝尔和平奖。
最早较全面接触泰戈尔作品并受其较大影响的中国知识分子，或许是郭沫若。1914年，他初到日本留学时，正值日本出现“泰戈尔热”。1923年10月14日，他在《创造周报》第23号发表《泰戈尔来华之我见》一文，称当时他读到泰戈尔诗歌的感受是：“我真好像探得了我‘生命的生命’，探得了我‘生命的泉水’一样……一种恬静的悲调荡漾在我的身之内外”。于是，他与“泰戈尔的诗结了不解之缘”“简直成了泰戈尔的崇拜者”。中国新诗第一人的郭沫若，还自称自己文学生涯的“第一阶段是泰戈尔式的”。
冰心自述，她的作品，尤其是《繁星》和《春水》，深受泰戈尔文风的影响：“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
新月派诗人徐志摩，是泰戈尔的忘年交，深受泰戈尔作品影响，自不待言。
郭沫若、冰心、徐志摩等人的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因此，从语言风格角度而言，阅读泰戈尔作品，如同阅读中国作者作品一样。
《萨达那：生命的证悟》，语言极其优美，诗情画意浓郁，处处体现哲理，诗一般的句子俯拾皆是，是深刻理解泰戈尔及其著作的钥匙。泰戈尔《飞鸟集》等诗集的大多数诗句或者哲理思想，都可以从中找到出处。因此，在2012年翻译出版《萨达那：生命的证悟》后，尤其是在法律出版社2019年更名为《修行：生命的证悟》再版后，我决心将2009年初稿的拙译《飞鸟集》反复打磨，确保它面世后，至少要让读者觉得像其他拙译一样，也是良心译本。

泰戈尔《飞鸟集》译者钟书峰简介
我们喜欢泰戈尔及其著作，与泰戈尔对中国人民怀有特殊的深厚感情分不开。例如：泰戈尔先后5次——专家，一会儿说3次，一会儿说2次——踏足古老的神州大地。1916年初访日本时，泰戈尔不顾宾主情面，严厉谴责日本侵略中国，还深情地说：“相信我的前世，一定是中国人。”今年，又恰好是泰戈尔正式访华100周年。推出博采众长的《飞鸟集》最新译本，也许是最好的纪念。
因此，我有责任，尽我所能，用地地道道的中文，将原汁原味的《飞鸟集》等泰戈尔著作，尽早呈现给开枝散叶在世界各地的华夏子孙。

《飞鸟集》钟书峰译本，微信读书出品
特别说明：一是为方便读者阅读、查找和交流，拙译《飞鸟集》，不但为每首诗加上原文并没有的标题，而且基本上每30首诗分为一个单元，加上单元标题。二是采取中英文对照形式，每首诗均有脚注。这些脚注，忠实记录了翻译打磨历程，如实说明了拿不准或者感觉还要修改完善的译文，逐一附上了郑振铎先生译文。以上，请各位师友明鉴。
特别感谢：郑振铎先生等众多译本，对拙译《飞鸟集》而言，具有借鉴、启示和警示作用。若拙译存在些许可取之处，那是因为，我未经同意就站在他们的肩膀上。借此机会，致以敬意，衷心感谢！
特别诚邀：当年，我重译《社会契约论》时，就立下了“不超越、不重译、不出版”的经典重译“三不”理念。如今，我仍然秉持这一理念重译《飞鸟集》。但是，我根本不懂诗，更没有发表过任何诗作，甚至没有写过上得了台面的打油诗，只是机缘巧合涉足高手如云的翻译界的打酱油者，只是往当代人玩坏了的中国诗坛匆匆一瞥的过客，只是偶尔闯入神圣诗歌殿堂的野蛮人，只是在泰戈尔诗意世界中尽情玩耍的顽童。因此，拙译肯定存在诸多谬误，特别恳请诸位大家不吝指正，诚挚感谢！
特别建议：作为译者，冒昧建议：阅读泰戈尔诗歌，不要贪多，每天诵读一首诗，足矣。祝愿手捧拙译《飞鸟集》的您，读出诗情，吟出画意，品出哲理，活出自己。钟书峰
2024年2月7日晚上
草于深圳茅洲河畔
注：
本文源自钟书峰译本《飞鸟集》微信读书版“译序：为何重译《飞鸟集》——从中国人最喜欢《飞鸟集》谈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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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书峰译作简介
钟书峰译作《飞鸟集》《政府论》《社会契约论》《萨达那：生命的证悟》《不动产》，已经上线微信读书。其中，《飞鸟集》《政府论》《社会契约论》，在版本众多、没有先发优势的情形下，每日阅读量排第一。
钟书峰译作《旧制度与大革命》、钟书峰文集《钟书峰说经典》，即将上线微信读书。
钟书峰译作《论法的精神》《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犯罪与刑罚》《论法律》《修行：生命的证悟》等，可以登录法律出版社“有章阅读”APP或者小程序，下载电子书阅读。

钟书峰部分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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